美学者: “我们苦等中国崩溃三十年，结果崩溃的是西方叙事”

郭怡广 (Kaiser Kuo)

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特聘教授

​王致虚(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针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两个自相矛盾的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鼓吹“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蔑视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一个可能颠覆西方秩序和文明的强大对手。这样的矛盾体现了西方政客和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他们既无法接受中国能在西方道路之外获得如此空前的发展，又无法忽视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

本文一针见血的指出，西方目前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心理，即通过否认现实来保护自己的认知。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只是权力格局的变化，而是一场对西方思想根基的挑战。这迫使自由主义世界面对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现代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

作者指出，中国在脱贫、教育普及和新能源发展上的成就已经无法被传统的“追赶”叙事解释。中国不仅完成了现代化，而且正在塑造现代性的未来形式。这种转变引发了西方的“认知危机”：昔日被视为普世的自由民主模式不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美国引以为傲的制度和理念只是众多通往繁荣道路的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长期固守的认知与世界的真相发生了脱节。西方必须在痛苦的思想转变或自欺欺人之间做出选择。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经验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逻辑，它不再以“理论的优雅”为重心，而是强调应对现实挑战的国家治理能力，既要实现繁荣与稳定，也要具备大规模建设、压力下创新、抵御外部压力的韧性，以及能源转型下资源调度的能力。

最后，作者呼吁西方世界放弃以“中国何时失败”为前提的叙事，转而培养面对多元现代性的思想弹性。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直面现实，只有如此面对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原载英文通讯平台The ideas letter，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 · 国际观察 

2025年第50期  总第250期

大清算：西方应该从中国学到什么

世界正经历剧变，仿佛历史本身正在改变节奏。现代文明的地标正逐渐模糊、消逝，我们曾经推崇的进步主义文化与“以实力追求和平”的理念，如今已无法回应现实。我们所经历的，日益不像一场权力格局的暂时重组，也不像国家间短暂的重新定位。我们感受到更深层、更持久的变化：一场我们才刚开始辨识其轮廓的转型。历史不再仅仅从我们身后徐徐展开，而是如疾风骤雨般向我们扑来，迫在眉睫且无法忽视。

在七月，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回顾他最近对中国的深入研究时，对我直言道：“中国不仅是个分析对象。”他说：“它更是理解现代性最关键的钥匙。”图兹称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组织化程度最高、且未来也难以企及的现代化实验场”。在这里，西方工业史看起来仿佛仅仅是某种更宏大进程的序章。

他的洞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发展难以被接受的核心。我们目睹的不仅是另一强国的崛起，更是对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认知——关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乃至文明成就本身——的根本性挑战。我们尚未鼓起足够的勇气在思想上直面这一现实。

这场清算牵动全人类，但对发达世界而言尤为沉重，且对美国而言最为剧烈——因为在那里，“美国例外论”与等级秩序的假设最为赤裸，中国的成就也最被激烈地否认。将中国描述为“崛起中”或“追赶中”的陈旧框架已然失效。如今中国正在重塑发展轨迹，在经济、科技和制度层面设定新节奏。对美国人而言，更深层的心理冲击在于：他们终于意识到现代性已非他们独创、仅被他人继承的产物。这个叙事已然过时。

西方话语中常见的否认、转移和过度焦虑式反应，正是这种认知错位的症状。然而，不愿承认这种转变的态度，并不限于政府、媒体叙事或专家共识，更蔓延至那些长期研究这些议题的人群。我曾与众人无异——对重大论断持保留态度，反复斟酌各种可能性，即便证据早已指向这个方向，仍固守“安全地带”。每当要承认中国的成就时，总要加上一个“但是”，下意识地列举其·代价与缺陷，在变革规模昭然若揭之际却又退缩不前。

如今我深信，更大的风险在于言之过少。

本文无意重述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政治多元化与独立媒体受限、国家安全权力扩张与预防性拘留、宗教及民族表达受压制、以及域外施压行为——并非因这些问题无关紧要，而是本文立意不同。我们早已学会背诵这份清单，以此规避真实比较可能揭示的真相。本文旨在以思想上的诚实直面中国成就，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国家治理能力、政治合法性形态以及自身的自满心态。承认代价与严肃看待中国的成就可以并存。本文要求我们正视既成的事实，并以此为镜审视自身。

我要明确指出：这场清算并非投降。它并非主张放弃自由主义价值观、宣扬威权体制的优越性，或盲目效仿中国治理模式。相反，它呼吁进行真正自信所必需的坦诚、冷静的评估——勇于直面挑战，即便他人的成功会动摇我们的既有认知，也要从中汲取经验，并通过清醒认识自身制度缺陷来强化治理体系的决心，而非对失败的防御性否认。自由民主的确正经历着深刻危机，但这场危机未必是致命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以历来促成民主复兴的严格自省来回应，还是再次退回那些让我们对自身弱点与竞争者优势视而不见的安慰性神话之中。

▍我们难以理解的规模成就

若要坦诚相待，我们必须在人类的尺度上审视中国取得的成就。数据本身令人震惊，但仅凭数字难以传达其意义。据世界银行统计，自上个实际80年代初以来，中国使近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约四分之三。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33岁跃升至2023年的78岁；而2023年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8.4岁。近十年来，中国几乎家家户户都通上了电。中学入学率现已接近全面覆盖。人均收入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初期的几百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3,000多美元。

但最能体现这种规模的成就所造成的冲击的，或许是能源领域发生的变化。中国目前占全球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总和的半数以上。全球约四分之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要么在中国落地，要么由中国承包商主导。尽管全球约30%的碳排放量源自中国，但中国同样贡献了全球碳减排技术的大部分增长。通过快速而大规模的部署，中国重塑了全球能源转型格局，证明了可再生能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成本上的竞争力。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成就都不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而是一个社会在诸多方面蓬勃发展的体现。

▍承认的思想挑战

中国成就的规模之大带来了所谓“承认的思想挑战”。即便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自诩能超越西方偏见的人，也难以完全消化眼前所见的现实。那些熟悉的框架——中等收入陷阱、威权体制脆弱性、向自由主义模式的必然趋同——虽能提供认知上的安慰，却无法解释事实本身。

思想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巨著《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1965）中指出，中国的追求在于寻找一条既具中国文化特质，又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富强之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研究这一难题：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不丧失文化认同，如何变得强大而不放弃中国的独特性。

这段历史或许即将结束。中国似乎已寻得这条道路。支撑其成功的体系是一种复杂的融合思想——结合了儒家思想、列宁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机制。但根据我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对话的观察，他们如今已认识到：中国是以鲜明的中国方式获得富强的。若列文森的框架成立，那么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中国崛起，更是其对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的历史命题的达成。

然而，即便在中国内部，这场从追赶现代性到实现现代性的转变仍难以被完全接受。我接触过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多么爱国、多么对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似乎仍未准备好直面这些成就的深层意义。中国已超越追赶阶段，进而重新定义发展本身。这一观念挑战着几代人形成的思维定式。对于习惯将西方视为参照系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持批判态度）而言，意识到中国如今可能正在制定规则而非被动响应的局面，意味着根本性的思维重构，而这种重构尚未完全实现。

中国对其现代性追求的实现具有深远影响。若中国不再是“寻找通往现代性的路径”的国家，而是已成为现代性本身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那么那些长期支配我们思考的提问——中国会民主化吗、它会向西方模式趋同吗、它的矛盾何时会爆发——或许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但如果中国已经超越其现代化追求，新的问题便需取而代之。中国知识分子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应成为何种全球性力量？一个重拾自身道路自信的文明，该如何与仍以西方制度和假设为框架的世界互动？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其实际含义仍是模糊的。更深层的疑问尤为棘手：一个从未真正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文明，究竟会寻求在现有规则内运作，还是试图重塑规范本身？一个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实现繁荣的国家，如何分享发展模式而不损害他国主权？这些核心问题困扰着当代中国战略家。其关乎的已不是追赶，而是负责任地引领。

西方当前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甚至更为棘手：当现代性不再是西方专属概念时，它究竟应如何定义？当最成功的发展模式与自由民主的假设背道而驰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发展？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遵循颠覆西方关于“繁荣如何实现与维持”的核心信念时，世界将走向何方？

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美国当前的困境提供了视角。在他看来，一个文明的稳定依赖于“我见”（meum）与“真见”（verum）之间的和谐——即社会对世界运行规律的传统认知与经验事实保持一致时，文明便处于稳定状态。当二者失去一致性时，不稳定便随之而来。当传统所坚信的真理不再与现实相符时，危机便发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正经历了这样的危机：知识分子们痛苦地意识到，儒家关于中国文明中心论与优越性的信念，无法解释西方坚船利炮的现实。中国历经近两百年的思想动荡、政治实验乃至暴力变革，才化解了这种张力。

如今的问题在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虽然不是那么暴力却同样颠覆了根本性假设——是否正将美国推向类似的反思时刻。当一个原本被认为会永远落后的大国突然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础设施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市场经济展现出超乎预期的适应力；当“历史终结论”过早地庆祝其胜利时——“我见”与“真见”的鸿沟便不断扩大。正如中国在其漫长的现代化磨难中领悟到的：抉择在于要么进行痛苦的思想重建，要么日益绝望地守护舒适的幻觉。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危机与21世纪初期的美国危机固然不同，但某些历史脉络值得关注。19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者们通过提出“中体西用”理念应对文明挑战——主张中国可吸收西方技术（用），并将其服务于保持中国的本质（体）。

如今，美国政坛正上演着惊人相似却方向相反的戏码。从产业政策到政府直接入股英特尔等战略企业，美国决策者日益拥抱与中国惊人相似的手段，却坚称此举是在捍卫而非背弃自由市场原则。无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政府与产业间的协同合作已成为一种重大但低调的结构性转变。尽管这未引发全国性讨论，但美国无疑已踏入了它曾经轻蔑的产业政策领域。

诚然，美国长期推行着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从修建横贯大陆铁路、曼哈顿计划到太空竞赛。但美国历来坚持称那“不是国家干预”。数十年来，美国的经济正统观念将国家规划视为低效且违背美国精神的产物，并嘲讽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无论是日本通过通商产业省实现的崛起，韩国的财阀协同运作，还是中国的特色道路——皆为对自由市场信条的背离。然而随着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出台，以及特朗普保护主义名义下的国家驱动经济政策的复习，美国已抛弃了这种伪装。曾经划分"我们"与"他们"意识形态的界线已悄然消融。正如中国改革者曾宣称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方法不会损害中华文明，美国领导人如今也声称能采纳中国式国家干预而不背离美国价值观。历史表明，此类选择性借鉴的实验往往远不如其设计者想象的那般完美。

▍中国并非美国危机的肇因

正如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史学者明智地修正了曾主导"中西方相遇"叙事的“冲击—反应”范式——不再简单记录西方冲击，而聚焦塑造中国转型的内部因素——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同样应当抵制将当前困境主要归咎于中国挑衅的诱惑。自我怀疑的种子早已埋下：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2008年金融危机、华盛顿的两极分化和瘫痪、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耻辱场面，以及公民凝聚力的明显衰败。

但中国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放大了这种疑虑。美国目睹对手以如此规模进行建设、教育和创新，更凸显出自身的失灵。每一次基础设施故障、每一次预算争执、每次政府停摆，在中国迅猛而全面的转型背景下都显得格外刺目。

本应是美国自我反思的时刻，如今却演变为更尖锐的事实承认：另一个体系——尽管存在缺陷——却取得了美国无法企及的成就。作为美国人，这令我深感痛苦。目睹祖国沦落至此，我毫无欣慰——这个我深爱的国家正被激烈且毒害深重的政治部落主义撕裂，我担心它在未来这个关键十年中或许已难以恢复。

但直面这场危机，必须正视中国成功带来的种种不安。正如美国资深外交官查斯·弗里曼（Chas W. Freeman）所言：“美国人如今呈现出自我怀疑、自满与傲慢的混合怪异心态”——正是这种心态阻碍了当下所需的清醒审视。

美国难以接受的一部分现实，不可避免地涉及种族因素。若非如此，反倒令人惊讶。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国家里，白人特权的衰退正反映着美国霸权在多极化世界中的衰落。正如白人民族主义是对国内白人特权被侵蚀的非理性反应，转向新冷战也是美国对其全球特权被侵蚀的非理性回应。

但种族问题只是深层原因之一。要理解中国为何让美国如鲠在喉，必须认识到它对美国身份认同所构成的心理挑战。几代美国人沉浸于这样一个国家叙事中：他们确信自己永远会在最重要的领域保持领先——创新、科技、军事实力、经济活力与文化吸引力。而中国的成就正系统性地动摇着美国例外论的根基。根深蒂固且往往无意识的等级观念仍将西方视为规范，而将其他国家视为派生。要实现真正的认知与调整，就必须直面这些条件反射般冒出的观念。

曾经，人们坚信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然而中国展现的市场经济同样行之有效。人们曾坚信社交媒体必然解放威权政权下的民众；然而阿拉伯之春黯然收场，爱德华·斯诺登重新定义了“监控”辩论，而美国本土的平台政治走向失控。人们曾认定真正创新需要政治自由；而后中国企业和实验室在截然不同的信息生态中持续产出世界级成果。每一次颠覆都在侵蚀旧有教条，每一次意外都在加剧冲击。

西方话语体系始终将中国的成就归因于其体制特征，而非其实质能力。无论腾讯、比亚迪、华为还是深圳硬件生态系统的突破性成就，常被归因于国家指令而非设计智慧或集中制造的无与伦比速度。这种对背景的扁平化处理，助长了"中国崛起违背世界应有秩序"的认知，而非揭示世界真实的运作方式与西方认知存在差异。

▍气候之镜

气候变化是映照这场“大清算”最鲜明的全球性问题。一个基本模式从中可见：证据积累速度远超人们接纳它的意愿；叙事设计旨在安抚而非启迪；而众人集体拒绝修正那些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陈旧假设。

这种对照极为深刻。面对气候危机，我们眼看着野火浓烟笼罩城市、百年一遇洪水频发、海洋以惊人速度升温与酸化——却依然视而不见，四处寻找推诿、转移或卸责的借口。在中国，基础设施正以全国规模扩张，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可再生能源产能成倍增长——我们却总能找到理由将其淡化、贬低，讥讽为产能过剩，预言其即将崩溃。有人干脆将其视为骗局。无论何种情形，我们都宁愿沉溺于熟悉故事带来的慰藉，也不愿直面真实认知的刺痛。

这种对称性更深层的体现在于：气候变化迫使我们直面人类掌控自然的局限——启蒙时代那种“人类可无后果地驾驭自然”的幻想，已显荒谬。中国的崛起则迫使我们直面西方掌控现代性的局限：即认为唯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持续繁荣与创新的强大自负。这两者都要求我们摒弃幻想，正视真实的世界。它们揭示了我们继承的信念是多么脆弱，否认现实又是多么危险。

气候问题还揭示了另一重大转变：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构成基础正在转变。若说合法性曾主要建立在程序和形式之上——宪法、选举、议会——如今它越来越依赖（尽管并非完全）实际成效。毕竟，还有什么比维护地球宜居性更能体现政治体制的正当性？

在这里，中国的“悖论”具有启发意义。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同时又是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设者；其每年新增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这种矛盾蕴含着深刻启示：本世纪的合法性不再源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是取决于实现目标时那种“杂乱而紧迫的执行能力”。制度的价值不再由理论的优雅程度衡量，而取决于应对生存挑战的实际效能。

对美国人而言，这种对比尤为刺痛。当他们为输油管道和输电线路争论不休时，中国正在铺设横贯大陆的电网；当美国退出全球气候领导地位时——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近期更在联合国大会抨击可再生能源——中国已成为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曾被视为问题的国家，如今通过纯粹的制造与部署能力，而非道德转变，成为了解决方案的关键。

这揭示了绩效合法性的另一维度：压力下的韧性。数十年来，美国凭借其对金融体系、技术瓶颈和全球供应链的掌控胁迫对手——有时甚至包括盟友。如今这种优势已非单方面。从稀土开采到先进制造业投入，中国已证明能承受此类压力并予以对等回应。面对技术封锁，中国加速推进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的自主创新，其体制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

因此，21世纪的绩效合法性涵盖多重维度：既要创造繁荣稳定，又需具备大规模建设能力、压力下的创新力、承受经济胁迫而不屈服的韧性，以及为能源转型等全球挑战调动资源的实力。在每个维度上，美国的失能与中国的实力的对比都愈发难以忽视。

这些成就的取得，恰逢美国乃至西方众多民主国家自身陷入危机之际。这种同步性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政治合法性是否仅关乎程序性民主？抑或必须兼具绩效、执行力、治理效能与韧性？技术官僚治理的优势——其效率、大规模建设与制造的能力——是否可能被吸收，而不必屈从于威权政体？

答案已不再不言自明。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正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现实考验。

▍觉醒的征兆

美国政治光谱的各处正显现出认知迹象。民主党内最具活力的力量或许是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和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等作家发起的"丰裕运动"（编者按：abundance，丰裕运动是一种对当下自由派政治“增长建造能力缺失”的回应，它提出：不要只管分配、不要只管限制，而要让社会有能力建更多、供给更多）。尽管他们并未将中国置于分析核心，但对国家能力、产业政策及加速建设需求的关注，清晰折射出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美国的发展模式已显不足。

这种认知在技术分析师兼作家王丹的《破釜沉舟：中国打造未来的征程》中得到最充分的阐释。对于任何认真思考中国发展轨迹的人而言，这本书堪称2025年最引人瞩目、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书籍。王丹关于技术官僚主义和工程化治理推动中国成功的论点，赢得了美国读者的热烈回应——他们终于愿意正视那些曾被忽视或轻蔑的事实。

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右翼阵营的部分反应。尽管"MAGA"运动对中国兴趣的根源令人不安——包括对其种族同质性、监控能力及威权工具的运用的欣赏——但这体现着一种勉强的承认：中国体制在产出结果的效率上，正是美国体制日益无法匹敌的。与此同时，硅谷加速主义者和科技企业家——其中许多人如今与特朗普立场一致——公开表达了所谓"中国羡慕"：他们承认中国通过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协同合作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而美国因碎片化体制而未能达成。

或许最具启示性的是，近期民调显示美国年轻一代对华态度正在转变。这些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持续接触所谓的“中国基础设施大片”，他们眼中的中国越来越像“未来之国”，而非“落后的过去”。这种代际变迁，或许比精英舆论更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最终如何回应中国的崛起。

过去数月间，我在北京与来自生物科技、汽车制造、可再生能源、人形机器人等各行业的专业人士交谈时，屡屡听到相似的感叹：过去二十年——甚至仅仅五年间——席卷中国各行业的变革浪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自己从欧美学术会议归来时，常常为一种巨大落差所震惊：中国掀起的变革浪潮，似乎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引发与其规模相称的紧迫感。

而在中国，此刻的氛围截然不同。在我长期逗留期间接触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中，存在一种几十年前从未见过的自信。他们不再质疑中国能否后来居上。他们成长于一个技术先进、全球影响力显著且成就斐然的国度。目睹中国在贸易战中屹立不倒、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以大陆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理应跻身世界前列。

这种自信虽可能掺杂傲慢，却远比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更为健康。这也表明，中国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开始思考如何从崛起中的大国转变为已然崛起的大国——这意味着要承担相应责任与期待，也可能引发国外的种种忧虑。

▍清算时刻将至

面对这一认知，我们不应陷入绝望，而是对未来高度不确定性的谦卑。正如中国颠覆了西方关于发展与治理的传统认知，正在全球南方兴起的力量，同样会以我们难以预料的方式，重新塑造世界的预期结构。

技术创新、人口规模与政治试验将从长期被边缘化的领域涌现。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死守现有格局，而在于培养思想弹性——当世界变化速度超越理论认知时，我们必须具备适应能力。

当下的“大清算”或许聚焦中国，但在更宏大的历史长河中，它所关乎的远不止于此：它关乎一个不再围绕熟悉的中心运转的世界，关乎在失去传统神话庇护后寻求稳定的迫切需求，关乎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叙事或许过于狭隘、过于自利、过于局限，根本无法容纳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

思考一下中国的轨迹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意义——这些国家数十年来被告知通往繁荣的道路只有一条：即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治理之路。中国证明了另一种模式同样可行：国家主导发展、长期规划、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有选择地融入全球市场，同时保持政治自主性。无论是否认同这种模式，其成功不容否认，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东亚。

这迫使我们承认：现代性本身——即定义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发展、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体系——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属物产。未来正以多元逻辑在世界各地被书写，其成果难以简单归类。

尤其对美国人而言，这种认知意味着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领导权、评判权、创新和适应能力。这意味着承认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组织方式，只是促进人类繁荣的若干有效路径之一。

然而美国仍拥有深厚的实力根基，其大学体系尤为突出——即便在政治攻势日益加剧的当下，它们依能吸引全球人才。此外，广泛分布的华人侨民群体，凭借其创造力、流动性与跨文化能力，构成了连接不同世界的纽带。他们并非任何单一国家的工具，而是参与全球知识共享、创新实践与文化交流的共同体。当多元现代性逐渐显现时，或许正是这些社群而非政府，才真正诠释了其真谛。

理解中国无需放弃自身价值观或抱负，但需要我们以更开放的态度持守这些理念，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论证其价值，并通过实际行动而非空洞宣言来证明其意义。如果自由民主与市场资本主义确属更优越的组织形式，它们应当通过成果而非言辞来证明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停止以“中国为何必然失败”“中国何时会崩溃”之类的逻辑来理解中国。这个体系运转良好，成效显著。等待其崩溃并非战略，而是逃避现实的心理机制。

这场重大清算终究关乎思想诚实：甘愿直面现实而非幻想，承认任何领域的成就，并从成功中汲取经验——即便中国的令我们不安。清算意味着拒绝否认，接纳眼前证据，选择坦诚而非自欺。

真正的清算必须由此开始：不是从政策方案或战略框架入手，而是从一个简单认知开始——世界已发生深刻变化，而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变化。应采取何种政策？我不敢妄言。唯有停止自欺欺人，政策工作方能启动。我呼吁的清算关乎认知与心理，而非具体方案。我们必须清晰认知中国的成就，摒弃那种本能的"是的，但是"式贬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它对我们的意义。而这种“心理安慰机制”，正是我希望打破的问题本身。

世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对西方而言，选择并非在于抵抗或投降，而在于审慎适应或顽固否认；在于通过诚实自我审视强化制度，还是因对新现实的故意视而不见而眼睁睁看着制度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