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问题的引出，来自文扬老师的最近文章《赢得了战争，才赢得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8_03_512111.shtml）。

　　需要先说清楚，我这里并非反对文扬老师的主要观点，而只针对文章中的部分认识：该怎样评价战争的作用，怎样评价西方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和崛起，怎样评价我们自己工业化的失败和成功。

　　西方历史上的崛起，的确是借助战争严重损人利己，战争对其工业革命的成功是巨大的外部驱动和刺激，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文扬老师的观点。但我不赞同把工业革命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战争的胜利。

　　很简单的反例是，当初蒙古横扫欧亚大陆的战争，胜利之辉煌，远不是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战果可比，战争的外部刺激和驱动，显然对蒙古的作用更大。不过，那时的蒙古不但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工业革命苗头，甚至彻底摆脱落后游牧生活都似乎是建国后的事（这一点，我不是学者，说不准，但估计差不了太多）。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哲学原理。对工业革命而言，在近代，一个重要的内因就是，任何现实可行的内部驱动因素，都远没有外部战争胜利的驱动力强，这是战争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基础。但这对英国和更早的蒙古都是一样的，所以，肯定还有其他重要的内因未被我们所重视。

　　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事实上抢夺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成果，虽然过程很有波折（中世纪的西方本已毁去的文献，竟然从阿拉伯人手里失而复得），再加上输入性的文艺复兴，近代科学先于工业革命而得到一定发展。这一点，是当年的蒙古万万不会有的，这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工业革命，是件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它不仅要有巨大的需求推动，更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普及基础。如果连科学都不被社会主流接受，再大的外部驱动都不会有实质作用——显然，吃饱穿暖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巨大需求，但我们是到了最近二、三十年才算真正实现，背后支撑的，都是建立在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各种产业，这在古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西方之所以有黑暗中世纪，文扬老师以前的文章解释得很充分：次生非定居文明的落后所导致。但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时期，再落后的文明也不再是傻瓜了，毕竟是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把工业革命的看作纯粹机遇和损人利己所致，这个评价是不客观的。而同样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成果的阿拉伯人，不但没有引发什么工业革命，连民族独立性都曾丢掉，而且，就算是重新获得独立之后，他们现在即使想工业化也困难重重，原因当然不是没有战争驱动，而是他们内部本身对工业化有巨大阻力。

　　显然，战争从来是就不是工业革命成败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刺激条件，文明内部的因素才更重要。比如，假定我们在鸦片战争中大获全胜，那么，我们会快速自主引发自己的工业革命吗？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认可西方的科学，前提就是西方彻底打败了我们，否则，大清子民才不会关心蛮夷之技呢。是否认可科学，科学教育有没有一定的普及度，这一点才是工业革命最根本的内因。但科学教育的普及，建国后我们才真正有机会做到。而技术，比如近代我们的纺织机是否比最初的英国型号先进，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技术再先进，不认可科学，就不可能有改进和充分应用形成产业的机会。

　　不仅如此，现代的战争，甚至早已不是促进文明发展的驱动力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把欧洲彻底打弱了；苏联入侵阿富汗掉进了泥潭，最终自己解体；而强大的美国在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也无可奈何地走上加速衰落之路。马克思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论断，显然也是不准确的，暴力，只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是经济力。只是，马克思恰恰只能生活在那个特定条件下。

　　当代条件下对于战争的否定，就更不需要多说，因为，中国现在的成功，就是根本没有借助于战争驱动，而只有防止战争的努力。

　　如果我们将西方历史上的成功看作单纯的损人利己，而不是同时也承认他们的自主创造力，那么，我们的落后挨打就只是扔出骰子运气太差的偶然。不承认对方优点，也必然会掩盖自身缺陷，被掩盖的缺陷无法改正，而永不改正的缺陷迟早会积累成致命问题。

　　因此，我不赞同文扬老师把战争过于看重，同时又不提西方的优点，尽管我同时也认为他在揭露西方的罪恶本质、确立民族自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对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分歧不在于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而在于怎样全面评价。我的看法是，肯定主要的成绩（最基本的目标成功了），但必须同时指出认识和做法上的重大失误。

　　备战的目标，在前三十年来说并不是错误，世界大战未发生的原因，应该解释为充分备战才得以事实上止战。但问题不再这个目标上。

　　同样备战，即使不适合对外搞开放，对内尊重科学、尊重经济规律，把国内经济搞得更好一些行不行？联产承包之类政策，根本不是78年以后才出现的，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与备战目标相左，而是有“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作为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当时被打倒批斗多次，也根本不是因为他对备战目标认识不清——邓小平当时被称作“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很清楚地说明了真相。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极左势力在党内依旧异常强大，争斗至少持续到南巡讲话才算告一段落，这也不可以用战争因素去解释。

　　附带说明一下，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至晚年期间，“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个论断，的确是有失误之处的，不过，好在被继任的几代领导人逐渐弥补了，至今尚未造成大的妨害。但若说他当初与毛泽东的备战思维和战时体制相冲突，那是远远不至于的。

　　前三十年，同样是的“战争经济学”，也存在好与坏的差异。我们做了不是那么好的选择，这是事实，不能用“政治-战争因素”来掩盖，只不过，我们的选择还没有坏到连基本目标都失败的程度。现在谈肯定前三十年的成绩，或者将整个七十年作为整体去审视，我觉得，必须同时客观认识过去的功和过，只谈一样不行。

　　这里，还有个地理大发现的作用问题，我在金灿荣老师的文章那里回复过，也顺便抄录如下：

　　“地理大发现，本身不是客观机遇，而是之前主观努力的积累结果。西方原本不是更先进的定居文明，最初是因其野蛮而不断进取的，但野蛮和进取精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根本不等同；我们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依然进取精神不足，而西方一开始就具备，起因的不同是客观的，但这么长的时间，过程和发展却是由主观努力决定的，因此，我们没有完成地理大发现而西方做到了，这主要是个主观因素的差别，缺乏进取，并且主观努力不够，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缺陷。具体事实上，更早时代的郑和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多的财力和更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这个对比很清楚。”

　　文扬老师的文章，我发现更强调地理大发现和战争对西方科学产生和崛起的重要性，虽然对于西方的野蛮属性我持与文扬相同的观点，但我同时也承认西方自有它的优势所在，比如这里说的“非定居文明的进取倾向”，进取和野蛮可以最初共生，却不等同也不可以互相解释，舍弃野蛮也同样可以选择进取，真正可惜的是我们在去除野蛮的过程中，进取精神也被消磨殆尽了，这是我们过去的失败之处。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是改善的前提，所以，优和劣，无论对己对人，都全面才是恰当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