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亏损之谜：天之骄子，还是国之蛀虫？

今年，在华为发布 Mate X 和 Mate 20 X 两款5G手机以后，有一家供货商企业又被媒体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夸它的人说它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代表”，骂它的人说它是“国家的蛀虫”，是“扶不起的阿斗”。

它早就不声不响地做到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第一

全球毛利率业内第一

全球新申请专利数量业内第一

全球首发产品比例业内第一

智能手机用液晶屏市场份额全球业内第一

平板电脑屏市场份额全球业内第一

……

可它“领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每年的财报要么是大额亏损，要么是略微盈利，在股市上的表现也很平庸。

围绕在它头上的，有太多的光环和争议了。

它的名字叫京东方（BOE）。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京东方的历史，来看一看这家满载荣誉，却总是被某些国人质疑的企业，到底为什么难以大幅度盈利。

如果你看懂了九死一生的京东方，你也就看懂了中国的“大国工业”，到底该往哪里走。

01

朽木，不可雕也？

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的副厂长王东升准备辞职下海。

当时新领导班子已经提前“泄露”了，同事们偷偷告诉他，他即将升任厂长。

但他打定了主意要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傅的一句话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他决定留下来，让这艘沉没的巨轮重新浮出水面。

曾作为总会计师的他，最清楚厂里的营收状况有多凄惨——

1991年，工厂全年亏损6458万元，借款3.06亿，固定花销8000万，每天干不干都要花掉23万，全年销售额只达到生存及格线（饿不死）的46%。

厂长张红飚在大会上说：“我们要丢掉（政府施救的）幻想，自己救自己。”

但那年春节，压力山大的他还是忍不住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信，希望国家救厂，最后却只得到了一句批复：“退还张红飚厂长。”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曾经的电子管厂不是这样凄惨，在建国的前30年里，它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60年代还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1960年，北京电子管厂给国家上缴的利润高达1.1856亿元，工厂研制的大型发射管、陶瓷管、无缝镍管和各种半导体器件，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好景不长，60年代，中苏交恶，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中西部的13个省和自治区，支援“三线建设”，既是支援落后地区，更是防范可能的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电子管厂必须为国家需要作出牺牲和让步，位于北方的电子管厂，必须给中西部地区提供各种援助。

从1956到1984年的28年间，电子管厂对外援建工厂31个，输送干部2186名，技工1362名。工厂旗下的多个生产线、分厂，被移交、合并到了外地的其他工厂，导致建厂30年时间里，工厂规模没有扩大，反而不断萎缩。

1956—1965年，平均年利润4300万元；

1966—1975年，平均年利润3700万元；

1976—1985年，平均年利润1800万元。

到了八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电子工业产品，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开始大规模替代电子管，北京电子管厂也想抓住风口，实现企业转型。

但不幸的是，国家对彩电制造业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从引进开始做。而一个生产元器件的厂子，除非你一上来就能给国外引进的彩电整机做配套，否则你做不了供应商。

所以当时只有四川长虹这样生产彩电整机（大电视）的厂子受益，得到了大发展，而北京电子管厂就被甩下了——哪怕你能研制出彩色显像管。

到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已经成了一个被“榨干”的企业，工厂7000多台设备，将近一半都是服役20多年的老旧设备，张红飚在任第一周就发现，煤气罐上打了20多个补丁，让他冒了一身冷汗。

全厂一年人均创造的利润只有1442元，万般无奈之下，电子管厂组织职工去搬卸大白菜、折书页订书、女工打毛衣，到饭店去干保洁服务，去首都机场托运行李，变卖厂里的氧气瓶……

北京电子管厂的销售收入和利润（1982—1991）

工厂已经到了没钱买原材料的地步——“我厂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来的”。

连续11个月，厂子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在酒仙桥地区，已经出现了老职工到菜场捡白菜叶的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副厂长王东升被推举出来，接任新厂长。

早在80年代，他就是厂长张红飚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送他到香港，脱产学习国际金融，实习了3个月。

1988年，他升任财务处处长，花了三个月时间想出一个改革方案，给工厂干部培训，讲了不到5分钟，下面已是鼾声一片。他发现，上岁数的领导干部对他的改革思路毫无兴趣。

这么多年干下来，他觉得国有体制没有希望了，于是萌生了离开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