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台湾爆红的谍战剧，恰恰证明了中式“主旋律”并不缺观众

袁子弹 | 影视剧编剧

​陈蕊(访)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日，一部以潜台情报人员为原型，还原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史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不仅在大陆热播，还火到了台湾，甚至有一档台湾政论节目表示，与民进党当局拍摄的战争剧相比，“谁输谁赢已经很清楚了”，后者拍得荒腔走板，不晓得为谁而战，“大陆收视这么高不是强迫看的，听说我们这边还要强迫人家看”。

事实上，“主旋律剧”能跨越海峡“征服两岸”，恰恰揭示了中国影视发展亟待反思的诸多张力，例如，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人物如何真实可感、主旋律题材如何叫好又叫座、影视创作如何克服“主题先行”与“市场先行”的陷阱？

本文是与影视剧编剧袁子弹的一次对话，通过勾勒她的创作历程，能一窥新世纪以来国产剧发展的诸多侧面。袁子弹是大热剧作《山花烂漫时》《欢乐颂1、2》的编剧，向前回溯她的创作谱系，则是对少年毛泽东、田汉、聂耳等革命历史人物的书写。一开始做重大题材，袁子弹就坚持由小入大，从人物的个人命运去透视时代。剧中人物“能看到一个多大的国家，我就写一个多大的国家，我不去强行拔高”。当超越了“牺牲”叙事，袁子弹希望触碰历史人物为国担当的高级乐观。

在她差异化的创作实践中，影视生态的“主流”与“潜流”也反映出文艺土壤的时代之变。例如，一批湖南籍的影视工作者如何助推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小高潮，2010年以来的都市剧如何复刻了对城乡关系的集体想象，以及女性群像剧中的社会思潮变迁。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社会观察 

2025年第40期  总第240期

▍我处理重大题材从不强行拔高

文化纵横：当《山花烂漫时》大热时，很多人才注意到您也是爆款剧《欢乐颂1、2》的编剧，甚至有观众“大感意外”。而您更早之前的作品则是革命历史题材。考虑到这些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请您谈谈自己的创作脉络。

袁子弹：我入行其实是个意外，那会正好有一个朋友的戏写垮掉了，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那时候也是我打工非常煎熬的时候，对未来的生活很迷茫，我就去试了一下。然后我拿到了我人生第一个编剧合同。那个制片人是我们湖南非常有名的制片人，他做过《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全是厚重的历史题材。所以在我年龄最小的时候写的全都是重大题材，都是央视的合作项目。

像我早期的作品，第一个写了没拍的是郁达夫，第二个作品是写了拍了的，也是我自己第一个投拍的作品叫《国歌》。这是写田汉、聂耳的，是云南和湖南一起做的项目。（主人公）一个是云南省的，一个是湖南省的词曲作者，它也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平台。然后接下来做《日出东山》（现已改名为《东山学堂》）。《日出东山》是写少年毛泽东的。

所以如果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范围内，我其实觉得写《山花烂漫时》是很符合我的轨迹和调性的。因为我其实写过教育，我也写过信仰，我也写过女性，所以这个其实在我非常清晰的舒适区，或者不叫舒适区，它在我感兴趣，我也能掌握的题材里面，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反而是《欢乐颂》更像是个意外。《欢乐颂》因为它整体的影响挺大，我从那之后就全是都市剧了，我很长时间的履历就是一大堆的都市剧。所以其实看到《山花烂漫时》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是有那种表达愿望的，我挺关注社会题材，我也挺关注女性题材，我也很关注教育题材，所以感觉一下子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创作经验调动起来。

某种程度上我本身就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非常小的城市，靠考学考出来的。我就是在中国的县城出生，随着父母的调动一路往市，然后到省里，然后到了武汉，再到了上海，最后来到北京。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个挺大的优势，就是我基本上熟悉中国城市的多种形态。我在每个城市都大概待过至少四五年，所以对这些东西有一个很直观的认知。

我又有一些文史哲的储备，因为我是综合大学毕业的，本身我们学的主业就是这个，另外我之前也写过这些内容。比如说，我系统性地研究过五四文学，我也系统性地研究过类似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诞生，以及它怎么在中国落地。包括我是一个湖南人，我对毛主席有非常朴素的情感，我还写过少年的毛泽东。所有这些都为我后面去写《山花浪漫时》（打下了基础），我是既有冲动，也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去做这个事。

文化纵横：无论是《东山学堂》这一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山花烂漫时》中的主旋律表达。面对重大题材，您如何在创作中激活作品的时代感，紧跟时代情绪？

袁子弹：我其实一直都比较统一的，首先在于人物跟我有没有内心上的共鸣。我并不是一个过多考虑市场的人。都市剧就是一个紧跟市场的品种，每两三年社会思潮对于都市中的价值观，包括对职场、爱情、婚恋观的判断，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迭代，尤其是最近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我也试图去追赶过潮流或者话题，我后来发现确实追不上。

剧本本身的创作就有一个滞后性，我写完可能这个剧拍出来就需要两年，跟大家见面可能就三年了，这种情况下你抓不到任何所谓的市场，我适应不了。所以说我没有那么多市场的考虑。

您看过《东山学堂》，那我们就会比较好聊一点。《东山学堂》也好，包括《国歌》也好，我从一开始做重大题材，就是由小入大。我从来没有试图展开最磅礴的历史画卷，我也做不到。因为坦白点说，这个需要更大的历史与学术积累。那这个东西并不是我最擅长的，我其实最擅长的是从人物的个人命运去透视这个时代。所以我去写《东山学堂》的时候，也是先讲好这个人，再讲到这个国，他能看到一个多大的国家，我就写一个多大的国家，我不去强行拔高少年的毛泽东。事实上从那个剧就能见到一点今天创作的影子，那个剧也很欢快，展现了一群男孩子少年气、孩子气，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骨子里一直就很追求的。

我就是属于家教也很正、很燃，我爸也是一个编剧，他做了《大江大河》。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写东西的时候不管有多少苦难，你应该给大家一个光明的态度。因为生活太苦了。

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爸最后总是要包饺子，总是要回归到一个团圆的结局？我爸跟我讲说，总觉得生活太苦了，要给他一点甜。我虽然不是完全地支持我爸，但是后来我年纪越大，我越意识到保持少年心性，保持那种未完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年轻的时候还试图装老成，想要证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累积，我已经是一个有资历的人了。但是我年龄越大，我越意识到那种粗糙的、毛茸茸的、有棱角的东西是很珍贵的。可以这么说，在《欢乐颂》出来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我都在试图保持这种赤子心性和锐气。而且我的审美本身也是偏年轻态的，因为我很喜欢国漫，我也很喜欢游戏，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我可以这么讲，我觉得我养孩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曾经已经熟视无睹，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的那些事，我重新找回了好奇心。

所以等到我再去写《山花烂漫时》的时候，你说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吗？或者说我刻意去抓时代情绪吗？我当然在时代里，包括我们写女性的困境，我自己就在女性的困境里，所以我不用刻意去抓它，我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时代在变革，我的脑子也在变，我抗拒不了这个巨大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在于我相信这些能够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够实践如此大理想的人，他本身就是乐观的，他就是有高级快乐的。他不是一个我承受、我牺牲、我奉献，不是这么简单。我一直觉得牺牲太容易了，人逼到极点，谁不能牺牲呢？对吗。你没得选择，你除了牺牲你还能怎样？

但是无论像少年毛泽东也好，还是《国歌》里的田汉、聂耳，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而已。这种锐气，这种为国的担当，他是一个站在宏大的、更高的位置的叙事，它不是一个个体叙事，不是一个纯个体叙事。我始终觉得那个东西它是共通的，而且我是理解的，或者说我是想极力去触碰和走进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在这些点上我有刻意去追赶时代的思潮，或者我一定要适应市场。某种程度上我们《山花烂漫时》也是一个完全不适应市场的作品，我们蛮可以把其中有些矛盾放得更大，我们也可以把很多话题尖锐地提出来，吵得更加激烈。但是我们几乎放过了所有可以扩大矛盾的机会，我们希望以一种平实的、真实的，配得上这个人物的讲述方式去讲述。我们没受那些干扰，也许反而是我们恰好切中了时代情绪的原因。

在做这个事情上，我们发心非常得纯粹。已经有张老师在那里摆着了，我们要做的是用艺术的方式把她人生中间最重要的那些面展示出来，但是展现哪些依然是要经过我挑选的。所以我特别开心的是，我一直说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讲好了一个本来就很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它的逻辑是真实存在的，它不需要我再去添油加醋。我要做的是把大家看不见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是她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是她能做这件事，以及她怎样做这件事。所以没有太多市场的考量。如果说它刚好踩中了女性叙述，那就是刚好踩中了而已。我真的觉得时代思潮在变化，像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也值得被书写。

▍不要用精英意识解构普通人的需求

文化纵横：您在女性题材的创作中处理过城乡关系。就像您说的，城乡对女性不再是界限，而是一个广阔天地。回到您的创作，你既塑造过都市里的女性，也接触到了更多在县乡一级的大山女孩。她们的生存面貌和诉求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那么面对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您是如何塑造人物的？

袁子弹：我在接《欢乐颂》的时候，我本人当时跟欢乐颂的状态极其接近。我自己当时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很重视友谊，也处在职场的犹豫期，思考着该追寻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其实“五美”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可以这么说，除了安迪，她身上寄托了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别的“四美”我都见过。在我的生活当中，樊胜美太多了，邱莹莹、关关也很多。当时很多人都建议说要去掉关关那条线，认为没有太多戏剧性。但我恰恰认为关关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城市乖乖女都是这样长大的。包括曲筱绡，我当时在上海见到了很多有着自己人生智慧的富二代。所以这些人物是符合我当时的心境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创作在今天看来就是过时的。我今天真的有一点是有感而发的，那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们（《欢乐颂》“五美”）跟张老师生活在中国的同一个时空下。《山花烂漫时》有一场戏，后来因为篇幅删掉了。在她们刚刚建校的时候，老师们刚刚来到华坪，连电视机都只有一个那种踹一脚的电视机。在这种情况下，对比她们看的是什么呢？她们当时看的是北京奥运会，08年的大脚印走过北京的天空。

你很难想象这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期的同样的女性。我今时今日去回望，最让我触动的是，我真的觉得中国好博大，它能容得下“五美”那样的女孩各自挥洒着个性，也能容得下像张老师这样的信仰燃烧，也能容得下像谷雨这样的孩子，她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一方面感叹，女性往前走了很远，另一方面也感叹生活是如此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价值。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需要探寻的，或者我今天特别想去思索的是，为什么我们今时今日开始把目光对准像张老师这样的女性？包括像《我的阿勒泰》，它讨论的是都市人怎么回归的问题。今时今日我们被允许去流浪，被允许出走，也被允许回归。但当年我们大家都奔在同一条道路上。

因此当年写《欢乐颂》我非常真诚。同样的，写《山花烂漫时》我也非常真诚，因为它也非常贴近我的心境。无论是张老师所面临的贫困也好，宗法制度也好，包括她看到的重男轻女也好，她为之奋斗、努力搏斗的那些看不见的条条框框也好，我自己就在其中。

去“警察局捞人”那场戏，当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说的话。包括张老师去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说的话。这就是我采风时深有同感的内容。张老师的生活虽然不是我的现实生活，但我跟她的困境是相同的。我们只是面对的具体困境不尽相同，但是那种感受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有意要去表现女性，而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天然生活在其中，我太容易有同感了，所以我才去写它。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创作者，不是先学习了创作规律再进入创作。所以我的创作跟我的生活贴得很近。我中间做过一些都市剧，包括《小夫妻》也好，《好运家》也好，它们都是我真实生活中会去关注的一些问题。当然，可能因为班底、剧本修改等原因，作品的呈现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但至少在创作阶段，这些话题曾经打动过我，我不能保证我的想法正确，但是我觉得它们值得被讨论。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你说惰性也好，你说惯性也好，就会存在一种情况：用你的感动替代人物的感动。所以我们在做剧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带入我自己的共情，另一方面，与之前的创作相比，这次我更深入地沉浸到了剧中人物和角色的思考里去，我去想这是不是她真实的困境？这是不是她的泪点，她的燃点，她的嗨点？还是我的？我努力去判断了，我不再试图以我的情感完全去替代她，有共情的部分我尽量去发挥，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不再用我的思考替代她的思考。

我真的觉得女性面临的环境不同，受过的教育不同，她面临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在同一片中国的天空下，她能同时生存着欢乐颂“五美”，也能同时生存着张老师和她的学生们，我觉得这就是真实。没有哪一种女性主义是标准答案。有些人走得快点，有些人走得慢点，有些人决绝，有些人非常的犹豫、拖沓，我觉得这都是常态，都应该接受。所以我们这次可能做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没有试图用高阶的、精英的意识去解构她们的需求、她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尊重了人物的基本逻辑。

如果去拆解《山花烂漫时》，其实它是一个职场剧。我完全是以职场剧来构思整个结构的：张老师怎么创业？怎么升级打怪？怎么克服困难？有哪些困难？她靠什么克服？为什么她能克服别人不能克服？这完全是我都市剧中写创业的经验在起作用。关于学生们的关系，我写过“女群”（女性群像剧），我写过《东山学堂》里的学生群像，所以我本身就关注教育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所以我写高考的时候，真的热血澎湃。我们去找了黄冈卷，去找了衡水的规章制度，我们也排除了很多的错误答案。 

《山花烂漫时》里的高考是一场特别大的戏。那两三集，从衡水式的努力，到孩子们的失控，到解压大会，到送考，到张老师的黄粱一梦，再到最后得知消息大家送别张老师，这是作为一个整体去构思的。前面那一阵的压抑之后需要一个出口，那个时候就想写个什么合适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脑子都没有动，就跳出来一个，要不然我写她们爬山、看日出、呐喊。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雨天在操场跑步。我当时就吓着了，我心想这么丝滑的吗？是什么让我去到这个答案的呢？后来我就意识到，是因为我被灌输了太多的模式。

▍影视市场正在消耗性别议题，我们要做“团结的冠军”

文化纵横：当前的影视市场迎来了女性题材的爆发期，这有助于作品的传播与出圈。但性别讨论有趋向撕裂、对立的可能，甚至还出现了反噬创作者的情况。您如何去处理其中的两难呢？

袁子弹：我们其实也犹豫过的，拿到一些女性类属性很强烈的题材，你最容易的就是树立一个敌人。而最好树立的就是你反向阵营里的一个坏的男性。因为他是个渣男，你当然就获得了女性的胜利。但是我第一时间排斥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女性的强大就是她自己的强大，不是靠着我对比男性我显得强大，你强大是你的事。

我并不觉得男性对于女性有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这么讲。我们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但是没有必要去踩踏他。而且我不觉得女性真正的困境是因为有一两个烂男人。比如说我们剧里的柳细莺，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学生。她的家里人是支持她（读书的），她对于结婚也是不排斥的，她对自己的前途是完全没有多余的遐想的。但是这样一个孩子，她没有承受生活的痛苦吗？她没有承受重男轻女带来的后果吗？她都承受了。

她对命运的认知，她对自己前途的认知是那么的简单、纯粹。她觉得，我长得乖真好，我就能嫁个好人家，我嫁到（村）里那就叫可以了，我要嫁到（镇里）我就很可以了。这样的对话只能发生在这样的空间里，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女孩身上。事实上，她已经是承受了诸多结构性不公平的结果了，但是她自己对此是毫无认知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两个坏人，或者说一两个坏男人（造成的）。在剧里面我们借张老师的嘴说过，她面对的可能是千百年来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甚至还包括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她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不是说今天这波学生上学了，就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影响是更深远的，问题也是更深远的。

所以对我而言，我不喜欢用那些最简单的、最粗暴的矛盾制造方式来吃性别红利，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女性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市场的原因就去消耗掉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或者一个人群中间一半的人都在真实经历这种困境、这种结构性歧视。这些都是真实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虚构，我们也不夸大，我们也不激化，这不是哪一个男性造成的？这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历史加成的结果。

我是觉得要严肃地去对待它，谨慎地对待它。我觉得张老师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张老师是一个团结的冠军。她既能团结异性，也能团结领导。能向上团结，她也能向下团结。我觉得张老师作了一个特别棒的榜样，当你想真的干成一件事，你应该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同样的，我觉得女性想要有更多的话语权，或者展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同样也可以争取男性。男性又不是原罪，就好像女性也不是当然正确。我记得安迪有一句台词，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不要用一个框架去定义一个人群，不是说这一整个人群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第一，不用那么在意他。女性的自我完成不需要一定有个男性来观赏，或者来反对，或者来成就，哪样都不需要，你自己也能做到。当然更牛的，如果你能团结他，那当然不是更好嘛，对吧？有帮手不是更愉快吗？

而且我们剧中不止呈现了这一个问题，也有贫穷的问题。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谁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不要去刻意夸大这个矛盾，社会不止这一种矛盾，或者不止这一种不公。教育的不公平、经济的不公平，这些东西没有在影响你吗？同样在影响你，但是，不是它存在就合理。我觉得《山花烂漫时》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光呈现了问题，我们也展现了问题是真的可以被人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改变这些的。但是前提是你认知到困境，你愿意费力气去改变它，你愿意为它真正脚踏实地去做这些事。这个是很难的，而且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事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决定这个事最终能不能走到你想要的结果的关键。

文化纵横：您认为女性在社会上扎根，她的力量来源有哪些？

袁子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谓我们谈女性的权利，到底什么是核心权利？我觉得可能两个权利是最关键的，一个是学习的权利，一个是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是保障你有所思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选择。张老师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对。她说到这个穷根的问题，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贫瘠，不是精神的贫穷，而是你根本不相信你可以改善你的人生，你对人生没有希望，你看不到改善的方向，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她为什么特别坚持女性一定要受教育？她不是说受教育的女性能改变三代，其实受教育就是给到你思索的自由，给到你选择的可能。第二个是工作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是给到你选择的力量，你懂得有什么选择之后，还要有能力选择，不是说你想选就选。所以，其实决定苏敏阿姨走出去的，是因为她有了那个账号，如果没有那个账号她只能想。

我一直觉得，我不太喜欢完全的女权这个说法，我觉得女性视角是更符合的。你与其说是（女权），我觉得是要思索什么才是真正能给你力量的东西，我觉得学习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第二位的。

有了这两个之后，别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改善的，而且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要明白一点，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当你要争夺权利的时候，你首先要承担起义务，而且这个义务一定不是辅助性的，它不是支援性的义务。一定是这个事最难的部分就落在你身上，这才叫你扛起了这个事。

张老师就是因为她扛起了最强的事，所以她才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普通人可能（做不到）。我们都不说女性，因为这不是女性单独的困境，男性也是一样的。普通人是扛不起那么大的事的，但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通过写这个剧，我觉得张老师特别好的一点是，张老师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是一个大人物，我要去搞一个大事情（的位置上）。她真的是从最细微的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地改变这个世界。她让我彻底颠覆了以前对于改变世界的叙事，我一直觉得改变世界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是特别高位置的人，有着巨大能量的人，他能改变世界，我们是很难改变世界的。但张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怎么一点一点改变世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