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占鹊巢的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原名象牙海岸，是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国。自独立伊始，被称为“非洲象王”的前总统博瓦尼对这个国家进行了长达33年的统治，是仅次于卡斯特罗与 的世界统治时间第三长的统治者。博瓦尼是位精明的独裁者，他一方面以铁腕对科特迪瓦实行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也维持了科特迪瓦的长期和平，实现了被称为“科特迪瓦奇迹”的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资源并不丰富的科特迪瓦一跃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在周围那些战乱频仍，一片混乱的邻国中显得鹤立鸡群。

　　科特迪瓦的富裕生活，吸引了大量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等邻国的穆斯林移民蜂拥而入。而博瓦尼在长期的威权统治后，晚年疑心日重，担心本国居民对其不满。所以他打开国门，对外来移民实行优待，欢迎他们到科特迪瓦来定居，对穆斯林聚居的北部贫困地区进行补贴，并任命移民家庭出身的瓦塔拉担任总理。以施小恩小惠来赢得穆斯林移民们的忠心。这与卡扎菲因为担心利比亚人造反，所以从黑非洲大量招入黑人移民；香港的泛民团体为了搞港独，而推动菲佣入籍，企图增加香港的非中国公民，增加香港对大陆的疏离感，所采用的手段完全如出一辙。

　　博瓦尼所实行的国门洞开政策，加之穆斯林的超高生育率，很快造成了穆斯林对科特迪瓦本国基督徒的反超。广大基督徒原住民虽然积怒于心，但慑于博瓦尼的铁腕手段，却无人敢置一词。在博瓦尼在世时，本国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此消彼长尚未酿成大祸。因为在威权统治下，任何族裔无非都是独裁者治下的一介臣民而已。但在博瓦尼于1993年去世后，群龙无首的科特迪瓦无法再维持威权统治。仓惶步入民主化浪潮，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时代，人口结构的潜移默化很快在科特迪瓦掀起了滔天巨浪。

　　在博瓦尼开门揖盗的移民政策下，外来移民虽然在科特迪瓦实现了人口的反超。但是因为原住民的先发优势，科特迪瓦的土地和财富还是大多掌握在科特迪瓦的基督徒原住民手中。但是随着一人一票的民主化时代的到来，穆斯林移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政治上的平等，他们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对富有者增加税收等手段来重新分配财富，实现他们在经济上与原住民的平等，总之就是选票改变命运。这自然是早就视他们为鸠占鹊巢的本地基督徒们所无法容忍的。双方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

　　博瓦尼死后，议会议长贝迪埃继任总统职务。他一反博瓦尼的优待外来移民政策，宣布实行“科特迪瓦化”，拒绝授予新移入的外来移民投票权。压制其竞争对手，前总理瓦塔拉。95年选举中，他以瓦塔拉的双亲之一为布基纳法索人为由，取消了瓦塔拉的选举权。消息传来，集中于首都阿比让和南部的科特迪瓦本土基督徒们弹冠相庆，而聚居于北部的穆斯林外来移民则如丧考妣，声称这是政府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和种族清洗。同时经济危机的到来，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国基督徒与外来移民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繁荣的结束，大量失业的科特迪瓦人被迫离开首都，返回已离开多年的家乡，却发现家乡的土地早已被新涌入的外来移民所占据。经济的纠纷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裂痕，科特迪瓦的国内矛盾日益尖锐。

　　1999年，科特迪瓦总参谋长盖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贝迪埃。次年盖伊被迫实行民主选举，但是在选举前通过《血统论法案》，要求总统候选人的父母都必须出生于科特迪瓦，使反对党领导人瓦塔拉不能参加选举。最终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赢得了选举，考古学家巴博成为了新总统。公知当选的结果并未让穆斯林满意，他们声称穆斯林瓦塔拉才是真正合法的科特迪瓦总统。开始酝酿向新政府开战。

　　2002年科特迪瓦穆斯林发动内战，占据了科特迪瓦北方。穆斯林叛军袭击了包括首都阿比让在内的众多城市，公然杀害了前总统盖伊，整个科特迪瓦一时陷入了腥风血雨的混乱之中。叛军中的很多成员就是原国防军中的穆斯林士兵，幕后支持者则是布基纳法索等穆斯林邻国。

　　因为事发突然，科特迪瓦新政府一时措手不及，叛军四处攻城略地，很多占领了科特迪瓦中北部大片领土。而新总统巴博在最初的慌乱之后也很快稳住了阵脚，赢得了大部分国防军以及基督教邻国利比里亚的支持，秣马厉兵准备大展拳脚，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

　　一向以温和派穆斯林形象出现的瓦塔拉在这次动乱中展现了自己高超而圆熟的政治手腕。他没有公然参与叛乱，而是第一时间就以受害者的形象躲入了法国大使馆，这让他赢得了西方舆论的好感。他一方面联络北方穆斯林叛军，很快成为他们一致推戴的政治领袖，另一方面向前执政党科特迪瓦民主党伸出双手。在博瓦尼统治时期，民主党是科特迪瓦唯一的合法政党。但在博瓦尼去世后，民主党因为追随博瓦尼的优待外来穆斯林移民政策，而失去了基督教主体民族的支持，很快被边缘化。面对瓦塔拉伸出的橄榄枝，面临沦为末流小党风险的民主党别无选择，很快投怀送抱，追随瓦塔拉，高举民族团结的口号来反对自己的基督教同胞。

　　在整合了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后，瓦塔拉开始积极争取国外舆论的支持。作为博瓦尼政府的前总理，瓦塔拉与科特迪瓦的前宗主国法国的政要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尤其是与时任内政部长的萨尔科齐私交甚笃，两人都曾参加了对方的婚礼。而瓦塔拉负责保管的前总统博瓦尼在法国留下的巨额财产也为他赢得法国朝野支持提供了巨大便利。

　　在得知巴博准备出动国防军镇压叛乱的消息后，瓦塔拉意识到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现在还过于弱小，如果立刻全面开战的话，必然不是装备精良的科特迪瓦国防军的对手。所以瓦塔拉说服法国政府出面调停，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为借口，向科特迪瓦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在双方之间设立停战线，并要求联合国介入。

　　因为由人民阵线控制的科特迪瓦议会拒绝授予外来移民选举权，巴博也拒绝与穆斯林反叛武装分享权力，所以叛军以此为借口，拒绝交出武器。科特迪瓦内战有长期蔓延的趋势。横亘在两派之间的法国独角兽部队也日益引发科特迪瓦基督徒们的不满，认为他们是故意阻止占优势的政府军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

　　2004年，一架由白俄罗斯佣兵驾驶的政府军飞机，在轰炸叛军的过程中“误炸”了法军基地，造成9名法军死亡。法军认为是蓄意攻击而展开报复，摧毁了科特迪瓦空军的全部飞机。

　　消息传出后，首都阿比让立刻发生骚乱，早就对法国军队拉偏架心怀不满的科特迪瓦民众四处攻击西方侨民，有数十名法国妇女遭到强奸，发生多起殴打，抢劫及谋杀西方侨民的事件。法国被迫出动直升机从科特迪瓦撤侨，同时进一步向科特迪瓦增兵。此一事件进一步恶化了法国舆论对巴博政府的观感。

　　2005年，联合国部队终于建成了横跨科特迪瓦全国的非军事区，将内战双方彻底隔离开来。但是因为将占全国面积60%的地区划归北方叛军，其中包括很多穆斯林与基督徒混杂的地区，而引起南方基督徒原住民的不满。因此引发科特迪瓦民众与维和部队间的多次冲突，并造成彼此伤亡。而来自伊斯兰国家摩洛哥的维和官兵性侵当地妇女的事件，也进一步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维和部队的敌视。

　　而在此期间，瓦塔拉对国内外的政治势力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联合。在国内他将北方穆斯林反叛力量与前执政党民主党的残余势力联合成声势浩大的共和联盟，将军队统一为共和军。对非洲邻国，他大打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亲情牌，争取到了全部穆斯林邻国的支持，并在他们的力挺下获得了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的支持。在西方，他在已成为法国总统的哥们萨尔科齐的帮助下，成功打动了美法等国政界，将自己塑造成尊重自由民主，捍卫一人一票的人权领袖的形象。尤其是利用子宫武器的加持，在这十年间，科特迪瓦的穆斯林人口迅猛增长，进一步加强了对基督徒原住民的领先优势。坚定了瓦塔拉利用一人一票合法夺取政权的信心。

　　2011年，在联合国的敦促下，科特迪瓦终于实行了无论是否出生在科特迪瓦，都拥有投票权的真正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瓦塔拉不出意料的当选为科特迪瓦新总统，并受到了欧盟，非盟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承认。而由巴博控制的宪法委员会则宣布巴博当选。

　　巴博拒绝向瓦塔拉交出权力。他绝望的声称：“一个小国的命运被大国像玩扑克牌一样玩弄了！”但是他的命运已经决定，出席他总统就职仪式的只有安哥拉与黎巴嫩等少数几个基督教国家的代表，而全部穆斯林邻国的代表都出现在了反对派领导人瓦塔拉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均敦促其下台。随着卡扎菲的溃败，原本准备支援利比亚反对派的武器被美法两国大量运到科特迪瓦，转交给瓦塔拉的共和军。在西方武器装备下的共和军鸟枪换炮，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攻入阿比让。不肯屈服的巴博率领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死守总统府、国家电视台、军营、武器库等重要据点。依托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缺乏重武器的共和军难以推进，战局陷入僵持。

　　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再度出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下令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团“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巴博及其部队对平民使用重型武器的行为。他称联合国行动是“出于自卫和保护平民”的目的。同一天，法国总统府发表公报称，“法国部队应联合国要求，参加了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团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巴博部队的重型武器。”独角兽部队出动战机摧毁了据守在总统府等重要据点的共和国卫队的坦克、重炮等重武器。

　　最终法国部队的坦克撞开了巴博总统府的大门，将其生擒转交给了瓦塔拉的共和军。一个兴奋的共和军士兵当场扇了巴博一个耳光，说：“今后我可以吹嘘我扇过总统的耳光了！”而其妻子也遭到了反对派士兵的凌辱。

　　科特迪瓦只是与我们相隔万里之遥的一个弹丸小国，但那里发生的故事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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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合众国际社曾将科特迪瓦称为“黑非洲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尺”，法国人更是将这个曾经看不上眼的前殖民地，亲昵地称作“法兰西后花园”。

　　　　一片赞誉声中，人们忽略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即科特迪瓦的繁荣来自稳定，而这个稳定是有原因的。

　　　　由于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很晚，在非洲，一个人首先属于本部落，然后才属于国家，甚至许多非洲人至今只记得自己属于哪个部落，而不记得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由于殖民时代后遗症，一些民族和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成员往往更亲近同族的“外国人”，而非异族的“同胞”。在新独立的国家里，如果有某个民族人口居于绝对优势，其它民族人口较少，或各民族人口虽然都不占绝对优势，但存在一个优势明显的部族，那么不论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的政局都会比较稳健；反之，若国内存在几个关系紧张、实力旗鼓相当的部族，且这些部族分布跨越国境，或国内部族众多，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实力明显占优，都可能形成频繁、长期动荡的格局。

　　　　独立时的科特迪瓦，恰拥有一个不错的部族平衡格局。

　　　　虽然全国号称有69个民族，但考虑到面积有32.246万平方公里，在黑非洲各国中，这个数字并不算离谱（只有11万多平方公里的贝宁，就有民族68个，只比大了三倍的科特迪瓦少1个），且这69个民族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4个族系：西南的克鲁族系（Kru）源自加纳，西北的曼迪族系（Mandinka）源自冈比亚和玛丽，中部和东部的阿肯族系(Akan)源自利比里亚和冈比亚，北部的沃尔特族系（Voltaic）源自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马里等地，其中阿肯族系人口比例高达52.4%，占了绝对多数，而首都阿比让又是座崭新的城市，人口结构和全国的人口结构仿佛。这种部落力量平衡让开国总统菲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ｅlix Houphouët-Boigny）这个阿肯族系代表平平稳稳地连任7届，做完33年总统寿终正寝，而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和争议。

　　　　由于阿肯族系的优势地位坚如磐石，博瓦尼敢于对其它部族采取宽容、接纳的政策，且科特迪瓦独立时人口只有800多万，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十分严重，博瓦尼仿效当时法国，采取了吸引、接纳周边国家移民充实本国的政策，大量经济相对贫困邻国的国民纷纷前来繁荣富足的科特迪瓦打工，许多人就此定居、入籍。沃尔特族系人、如今已成为新闻人物的“当选总统”之一瓦塔拉，正是在博瓦尼时代作为金融专家脱颖而出，先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和西非国家银行总裁，并在1990年11月7日被病重的博瓦尼任命为总理，甚至在博瓦尼病危时一度代理过总统。

　　　　这时候科特迪瓦的“不稳定因素”并非部族分歧，而是阿肯族系内部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恰是今天那位被美、法等国指责为“反民主”、“恋栈”的巴博，当年他是反博瓦尼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主席，在博瓦尼的压迫下不得不长期流亡法国。1990年，博瓦尼实行政改，他回国参选并当选议员，还是当年总统大选的唯一挑战者，并惨败给博瓦尼。1993年博瓦尼去世，博瓦尼派的议长兼科特迪瓦民主党主席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ｅdiｅ）继任总统。

　　　　然而贝迪埃很快发现，科特迪瓦的部族天平开始倾斜了。

　　　　由于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成为新科特迪瓦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贫困的邻国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这些人多数属于曼迪族系和沃尔特族系，许多是穆斯林，他们的涌入，一方面增大了科特迪瓦人口基数（1995年大选前科特迪瓦已有1400万人口），另一方面却改变了部族力量平衡：1995年，阿肯族系人口比例已降至41.4%，和曼迪-沃尔特两个关系较接近族系人口比例之和相较，已无明显优势。

　　　　对此感到不安的贝迪埃随即推动了“科特迪瓦化”（Ivoiritｅ）运动，要求国民强化“科特迪瓦国家认同”，但这个“国家认同”却是有歧视性的，四大族系中人口排名第二的曼迪族系，因许多人自己或父母出生在国外，被排斥在“科特迪瓦化”进程外，90年代中，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内陆国家爆发重大灾情，许多灾民涌入科特迪瓦北方，这些人多为沃尔特族系，贝迪埃歧视的矛头又对准了沃尔特族系。

　　　　尽管瓦塔拉坚决否认，但贝迪埃仍千方百计指责他伪造文件，隐瞒自己双亲之一是布基纳法索人的“事实”，取消了其1995年大选资格，而与贝迪埃同族的巴博则索性被他逮捕，迫使科特迪瓦人阵退出大选，就这样，贝迪埃轻松获胜。

　　　　但选票却不能遏止部族失衡的进程：两大北方族系的移民继续涌入，贝迪埃一方面要用“科特迪瓦化”对抗其它族系，另一方面又要强压巴博等族系内反对派，最终在1999年无力支撑下去，被军队将领罗贝尔.盖伊在巴博的支持下推翻。

　　　　虽然盖伊和巴博属于不同政党，但同属一个族系的他们在对待外族系问题上却立场一致，2000年7月，他们抢在大选前3个月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父母任何一人不是科特迪瓦出生者，均无资格参选总统，从而将瓦塔拉排斥在外。

　　　　10月，盖伊和巴博进行了科特迪瓦最后一次阿肯族系内部的总统对决，结果竟和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如出一辙：盖伊宣布获胜，而巴博指责盖伊作弊，如今一边倒反对巴博的列强，当年却一边倒地支持巴博，最终在街头运动的助威下盖伊下台，巴博成了新总统。

　　　　当上总统的巴博却继续“科特迪瓦化”政策，排斥两个北方族系和移民，道理很简单，他也是阿肯族系，且他所面临的形势更糟：选民中的26%本人或父母一方来自境外，其中绝大多数为曼迪族系或沃尔特族系，56%来自布基纳法索，这些人和原本就住在科特迪瓦境内的同族聚居在北方，并大量移居阿比让打工，让阿肯族系的“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巴博的高压政策最终引发两大族系的广泛不满，2002年9月19日，科特迪瓦内战爆发，来自两大北方部族的军官、士兵和武装民众同时袭击阿比让、布瓦凯（Bouakｅ）和科霍戈（Korhogo）三座城市，杀死前总统盖伊全家，占领后两座城市，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骚乱。从此时直到2005年5月18日，科特迪瓦内战打打停停，双方都损失惨重。

　　　　巴博这一边包括政府军主力，他私人支持者组建的“阿比让青年义勇军”，和他本人雇佣的白俄、利比里亚佣兵。反政府一边则组成“科特迪瓦新军”（FNCI），包括爱国运动（MPCI）、人民运动（MPIGO）、正义与和平运动（MJP）等组织，首领正是爱国运动主席、此次“双总统”危机中演出“总理跳槽”好戏的纪尧姆.索罗。激战的结果，“新军”一度控制国土面积60%，但巴博一方控制了首都亚穆苏克罗、最大城市阿比让和南方富庶地区，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甚至不惜让童子军上阵，却无法吃掉对方。在这期间，法国和非盟均曾派军介入，法国甚至曾袭击并抓捕了巴博，却并不能消除南北对抗的格局。　　

　　　　然而在这期间，科特迪瓦的部族平衡再度发生倾斜。

　　　　1960年刚独立的科特迪瓦仅有不到800万人口，1995年已达1400万，2001年达1750万，2005年达1810万，如今则估计超过2200万，其中阿肯族系比重已低于40%，沃尔特族系和曼迪族系则分别占16%和27%，两者相加为43%，反超了阿肯族系，且在此期间，科特迪瓦穆斯林人口突破40%，远远超过了独立以来历任科特迪瓦总统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徒人口。

　　　　很显然，新的格局中北方已略占上风，但优势微乎其微，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变盘，因此双方为了赢得大选各显神通。　　

　　　　造成科特迪瓦由安定、繁荣走向动乱、分裂的，是部族平衡的变化，如今两派势力背后的部族力量旗鼓相当，他们在战场上杀成平手，在选票上也战成僵局，不论联合国、非盟，还是法国外籍军团的飞机大炮，他们最多可以改变政府构成，却无法改变人口结构，如此则僵局未了，隐患依旧。

　　　　不仅如此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北方各族系人口出生率远高于南方，未来前者因人口的膨胀将要求更多话语权，后者则惟恐天平继续失衡，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扳正”意愿，倘如此，矛盾将更加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