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十二个重要变量

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十二个重要变量

吕有志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深度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十二个重要变量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美国虽仍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且还在努力保持自己对地缘政治的绝对主导，竭尽全力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其相对优势持续收窄，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显著减弱，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退化。中国持续稳步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全方位提升，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由于欧盟经济上被美国劫持、政治上被美国夺舍，在世界多极化浪潮滚滚向前的时刻，欧盟已是一个对外无法自主、对内四分五裂的国家联盟，欧盟总体上丧失了自己作为“一极”的资格。但俄乌冲突和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政策后，欧洲追求战略自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俄罗斯凭借其军事和资源禀赋，通过发展“战时经济”扛住制裁冲击，在满足战争需求的前提下，推动再工业化复兴和经济结构转型，国民经济实现了连续两年的超预期增长。俄财政预算、金融安全与信贷能力都经受住了制裁的考验，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保持了增长。如今，俄国在国际博弈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及东盟区域集团积极发声，谋求更大话语权。金砖国家机制两度扩容，影响不断扩大，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可以说，到现在，全球权力不再集中于单一中心，而是分散于多个具有不同利益与诉求的重要行为体之间，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日益丧失道义基础和实力基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其题为“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角”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经济与技术的交融、军事力量的再分布、生态危机、数字革命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正以激进方式重塑全球格局。 

2.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确定性因素。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经济层面，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份额，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表现突出）及超大市场规模构成了重要支撑。面对紧张的全球贸易局势，中国发挥着全球贸易“稳定之锚”的作用。凭借中间品贸易控制力、高端制造突围力和稀缺资源反制力，在关税战中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全球贸易体系，展现了“以斗争促合作”的战略智慧。政治层面，中国保持战略定力，政策实施兼具连续性、稳健性与可预期性。外交层面，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积极斡旋国际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美国一直都在对中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制裁、封锁、绞杀，组建高科技联盟、芯片联盟、光刻机联盟，对中国搞一剑封喉。在南海问题继续煽风点火，在台海问题上继续支持台独，在朝鲜半岛搞军事威胁和战争讹诈。但中国挫败了美西方的一次又一次暗算，击退了美西方一次又一次攻势，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中国不仅为自己闯出了一条生路，也给这个黑沉沉的世界带来了一束生的光亮。如今，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持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为动荡世界注入了弥足珍贵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3.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变革的最强劲的驱动力。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刻变革。它不仅涉及硬件组成部分：半导体、微处理器，以及构成计算、人工智能和数字系统的物理部件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信息的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许多其他数字领域的技术应用。所有的技术突破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限于计算和数字互联，而且正在改变所有的科学、改变所有科学的组织架构、改变我们创新的方法。这场革命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变革，且变革的速度还在持续加快。神经网络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使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不仅颠覆了我们的生产流程，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常规战争，改变了财富的分配、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结构，也让就业市场格局、教育体系都发生深刻变化。新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其他变革最深层的驱动力。目前，信息和数字技术加速发展并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深刻改变国家竞争形态与全球经济基础。人工智能在军事（无人机、指挥决策）、经济（自动化、新兴产业）、社会（信息传播、就业结构）等领域的应用引发国家和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如今，数据成为关键战略资源，数据主权、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制定成为大国博弈新焦点。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自主化武器系统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国战略对抗的空间增加了“新域”，给既有大国战略稳定性形成侵蚀。传统的陆、海、空三域稳定结构正在被由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电磁频谱乃至算法空间形成的“多域作战”“跨域作战” 体系所取代，既得大国核威慑战略稳定性面临深刻挑战。 

4.丛林法则沉渣泛起，战后国际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俄乌冲突成为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最具颠覆性的事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被武力所挑战。大国地缘竞争加剧，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思维回潮。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单边制裁及“长臂管辖”，破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国际法被选择性适用乃至无视，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权威受损。巴以冲突长期化、极端化。以色列近乎种族灭绝性屠杀巴勒斯坦人，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干预乏力。美以两国相继轰炸伊朗的民用核设施，此举无疑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冲击。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监督安排，拥核国负有对其监管核项目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是，伊朗的核设施不仅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反而遭受核武器国家的打击。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信任赤字加深，国际规则与制度约束力的下降。最近，以色列在72小时内袭击6个中东国家，这种情况表明，联合国准则已被以色列和美国抛到一边，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国际法秩序、国际人道主义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都已发生断裂，全球秩序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5.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加强，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相对较为敏感的时期。中方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发展，主张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协调的大国关系框架；愿与美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中国日渐崛起，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方持续以“竞争”“长期博弈”等概念界定中美关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压，试图阻遏中国复兴进程。特别近年来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关税战震天响。虽在拜登执政后期两国元首达成某些共识，但美方言行不一，既定的对华遏制战略未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南海和经济科技发展等问题上美方屡次挑战中方底线。特朗普再度执政，迅速发动其筹划中的大规模战略攻势，直接或间接将中国塑造为替罪羊与战略标靶，通过极限关税施压削弱中国经济，致使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陡增。不过，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特朗普以为只要通过对华关税极限施压，就可以迫使中国在经贸及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但中国是出新招：中国除了进行关税反制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非关税反制措施，例如稀土出口禁令。事实证明，此举成功击中了美国要害。 年初，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中国经济的叙事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房地产和股市表现不佳，唯一亮点是出口，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市场，因此只要美国打关税牌，中国就会妥协。第二，中国的反制手段有限，中国的反击无法对美国造成重大伤害，美国可以承受。 基于这两个判断，特朗普再任后的第二天便重启对华关税战。然而，交锋证明美国的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 从5月10日的日内瓦会谈持续到8月份，中美贸易战进入“边打边谈”。一方面，美国单边加征的关税尚未全部取消；另一方面，美国不得不通过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我们看到5月日内瓦会谈、6月伦敦会谈、7月斯德哥尔摩会谈相继举行。这些会谈的成果包括降低关税、暂停部分非关税措施，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美国对华交往的方式。 6月5日的中美元首通话，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7月王毅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这意味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的互动正从经济领域拓展至外交领域，而外交互动又推动着其他更多领域的接触。因此，“打”仍在继续，但“谈”也在增加。以后，两国在互动中能不能达成新的共识，能不能形成一个不仅包括经贸问题，而且还涵盖外交、安全、执法合作、人文交流等议题在内稳定的处理两国关系框架，还有待于观察。许多人希望今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能如股市般“低开高走”，但从近年来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来看，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利益、文化价值观、安全战略等方面矛盾根深蒂固，由于美国将中美关系完全看作是你输我赢的战略博弈关系，将两国关系发展阶段定位为步入新的“战略竞争”阶段，将中国视作是美国头号战略对手，由于目前还没有找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当前中美“战略相持期”还能持续多久？ 

6.欧洲强化自主防务态势加速演进。这一趋势在近年显著提速，表现为各国政策调整与军备扩张。俄乌冲突成为欧洲安全环境的转折点，彻底打破冷战后“和平红利”幻象，迫使欧洲重新评估长期依赖外部保障的战略。具体行动上，德国宣布设立千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用于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部队建设；波兰计划打造欧洲最强陆军，包括扩充兵力和升级坦克部队。欧盟层面，通过《战略指南针》文件，明确加速发展独立防务能力，旨在减少对美国主导的北约的依赖。欧盟多数国家已达成共识，到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逐步提升至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如人员训练和武器采购，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网络安全及新兴威胁应对。欧洲各国正大规模采购美制武器如F-35战斗机和爱国者导弹系统，同时加大本土研发投入，例如法德联合项目，以全面提升战备水平和战略自主性。此趋势源于对俄罗斯威胁的深切忧虑，包括其在东欧的军事活动，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质疑，阿富汗撤军事件后的信任危机。欧洲强化自主防务态势标志着欧洲正加速由“民事力量”向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转型，推动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7.俄乌冲突呈现持久化与复杂化态势。持续三年多的俄乌冲突已转入消耗战与僵持阶段。尽管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乌克兰20%的领土，但今年俄军的夏季攻势并不理想，推进速度仍然缓慢，俄乌双方在顿巴斯等地再度出现持续拉锯战的状态，双方伤亡惨重。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频频进行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后勤补给线遭到乌克兰的攻击。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对乌援助力度明显减弱，但北约多数国家（主要为欧盟成员国）仍持续扩大对乌军事与经济援助（虽面临国内压力）。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没有放弃与乌克兰和谈的可能，但俄罗斯既定的战略目标似乎没有改变。俄罗斯继续推进战时经济，并已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战场上，俄罗斯主要通过无人机和远程火炮打击乌克兰军队和军事设施，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力图前线缓慢推进以控制更多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在国内加紧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军工生产，进行北方集群司令换人。在外交上与特朗普周旋，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特朗普的外交斡旋。同时，俄罗斯继续加强与朝鲜等国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15日阿拉斯加两普峰会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特朗普在美国高规格接待普京，并接受访俄邀请，显示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正在逐步削弱。此后在白宫的会谈中美国对乌克兰作出了模糊的安全承诺，这表明特朗普没有完全放弃解决俄乌冲突的目标。之所以至今“以土地换和平”的设想难以落地，关键是：从2024年以来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都引入低成本FPV 无人机，从而使战争的形态发生深刻转变，冲突的本质转变为工业体系与创新速度的对抗，双方很难用传统的大规模的歼灭战决出胜负；而俄乌双方核心诉求（领土、安全保障）分歧仍然巨大，且均无妥协意愿。乌克兰一直要求西方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保护其未来免受任何攻击，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志愿联盟”9月4日在巴黎已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有26个国家承诺提供安全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乌克兰军队力量、保卫其领空和黑海走廊，以及在休战情况下部署一支部队。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经济论坛时强硬表态称，如果西方国家在达成和平协议前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这些部队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看来，这场二战后欧洲最残酷的战争还得持续下去。 

8.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前，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实现历史性和解并复交，一度带动地区国家间关系缓和（如叙利亚重返阿盟、土耳其与埃及等国关系改善）。中东去美国中心化”趋势显现。然而，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直接造成巨大的伤亡并引发严重人道灾难，以色列与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由于美国一直偏袒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虽在打击哈马斯及对伊朗战争中占据优势，特别是为期12天的以伊相互袭击令伊朗蒙受重大损失，但冲突亦测试出以色列能力的上限与美国的政策底线。以色列在中东影响力上升与伊朗战略决心及军力提升表明，以伊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鉴于内塔尼亚胡主张全面占领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高涨，巴勒斯坦问题更趋复杂化。在叙利亚，由于合法政府的缺失和朱拉尼的跑路、临时政府岌岌可危。由于以色列借口保护德鲁兹人非法占领叙利亚南部领土的军事行动不断，由于土耳其加大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打击转变为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占领，叙利亚面临被瓜分和亡国的危险，叙利亚正在成为中东问题的重要节点。2025年9月8至10日，短短 72 小时，以军导弹袭击了6个中东国家，从叙利亚的军营到也门的报社，从黎巴嫩的武器库到突尼斯的人道船队。特别是9月9 日下午，10 架 F-35I 战机贴着卡塔尔领空边缘，发射远程导弹精准砸向美国盟友卡塔尔的多哈的一栋别墅，企图一举消灭在卡塔尔临时驻地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等人。这次袭击不仅激起卡塔尔对以色列的强烈谴责，同时也引发了原先温和的中东国家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不信任，地区盟伴关系面临挑战。这次袭击进一步表明，中东政治和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色列不仅有领土扩张的战略企图，而且有与更多周边中东国家战争的可能，哈以冲突引发的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停止。 

9.逆全球化风潮仍在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疫情冲击与地缘政治紧张（尤其中美竞争、俄乌冲突）引发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安全焦虑。在欧美，所有与技术、供应、融资、协议、资源、科研有关的领域，最终都开始服从“政治目标”或“国家安全”。近年来，“去风险”、“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成为欧美国家政策关键词。美西方国家力推关键领域如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消费、储能、医药、钢铁等领域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形成了“减少对华依赖”的“大合唱”。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出口芯片和高科技设备的长臂管辖。欧洲加强对中国新能源有关产品、关键矿产、数字技术的审查与限制，长期以提升网络安全水平为由，无故将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列为所谓“高风险供应商”，敦促成员国遵循欧盟“5G网络安全工具箱”的建议，减少对其设备的依赖，甚至无端要求限制相关设备的使用。近些年，各国愈发重视产业链韧性及自主可控，致使全球生产网络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趋势。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后，虽在各方压力下特朗普政府被迫作出一定妥协，但全球范围内关税率明显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的对等关税已经把美国和很多国家架到火上，中国企业、东盟企业、欧盟企业和美国企业等产业链供应链关系、贸易关系、投资关系和科技合作处于空前混乱的情况，WTO运行趋于无效状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深层动力（技术进步、市场力量）犹存，但政治干预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逆转，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变为“有限全球化”。 

10.全球人口结构和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趋势源于多个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叠加。自1800年以来，全球总人口由约9亿激增至近80亿，这种增长主要受到工业革命后医疗进步、卫生条件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推动。全球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区域分布正经历深刻转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于持续的高生育率和社会文化因素，人口保持快速增长，而其他地区如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则面临中位数年龄的显著上升。例如，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中位数年龄已从过去的40多岁攀升至50多岁，反映出这些区域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在20世纪末达到顶峰后开始放缓。以中国为例，受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压力和社会观念转变的影响，生育率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高峰约为14亿，预计到本世纪末可能降至10亿左右，这将导致劳动力减少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相比之下，非洲的人口增长势头强劲，当前总人口为14亿，基于联合国等机构的合理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可能增至25亿，21世纪末有望达到37亿，届时非洲将贡献全球约40%的人口（1950年仅占7%），这主要归因于高生育率、年轻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潜力。世界人口变化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全球范围内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并存。在中国，中位数年龄不断增长，政府不得不逐步推迟退休年龄以应对养老金系统压力；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低生育率导致人口结构失衡，家庭规模缩小，老年抚养比上升。此外，全球人口在城市地区的分布变化是人口转型的重要特征。1800年左右，全球9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依赖农业为生；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如今约40%-45%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近60%已迁移至城市。未来，城市化趋势将持续，预计城市人口比例将上升至70%-80%，这一转变可能在21世纪后半叶完成，带来经济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住房、交通和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全球人口结构和人口状态的这些重大变化，必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包括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移民压力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11.美国国内政治及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已成为影响全球局势的关键变量。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程度空前加深，两党陷入恶性竞争漩涡，致使政府行政效能严重低下，政策连续性难以维系，国家治理陷入困境。2024年大选后，国内尖锐的政治对立与社会分歧将更深刻地渗透并塑造其外交决策过程，使得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舞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呈现出高度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特征，“美国优先”原则成为其核心导向，深刻影响着全球战略格局。一方面，美国政府着力推进“印太战略”，试图构建更紧密的地区联盟网络以围堵中国，同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持续加码，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其对传统盟友的政策也经常因国内政治压力或短期利益考量而摇摆不定，例如在对乌克兰援助问题上的反复争议以及对欧盟实施对等关税引发的贸易摩擦。在全球治理的诸多关键议题上，其立场反复无常，“退群”行为不断增加，单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特朗普政府事实上已将这种不确定性策略化、制度化，升级为一种可操控的政策工具。贸易领域成为展现这种制度性不确定性的典型。2025年2月5日，特朗普政府签署《对等关税法》，宣布对所有对美贸易顺差国统一征收高达25%的“基准税”。然而，这项极具冲击力的政策仅执行了十天，政府即以“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为由宣布暂停实施。更令人愕然的是，3月1日，政府又突然将税率大幅下调至10%。这一系列剧烈转向导致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出现了史上罕见的“抢关—退关”双重拥堵奇观：进口商先是恐慌性抢运货物以规避高关税，随后又因税率突降而纷纷退关撤单。港口作业陷入混乱，物流链条濒临崩溃。美国零售联合会（NRF）事后估算，这场混乱给美国进口商、物流企业和零售商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亿美元，供应链的长期损害更是难以估量。在移民政策领域同样上演着戏剧性反复。特朗普政府于2月20日高调启动名为“homeland raid”的大规模执法行动，一周之内在23个州闪电式逮捕了3.7万名非法移民。然而，执法部门却未能按联邦法院要求及时提供被捕者的听证时间表，引发法律争议和人道担忧。紧接着，迫于保守派选民对政府“执法软弱”的激烈批评，白宫竟于3月9日突然宣布释放1.2万名“无犯罪记录”的被拘押人员。这一旨在展示强硬姿态的急转弯，反而激怒了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导致多个共和党执政州的州长发起集体诉讼。其中，得克萨斯州直接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的“选择性执法”行为违宪，将移民问题彻底政治化与司法化。在政府官员的任免和使用上，政治干预司法独立的趋势触目惊心。5月20日，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表示：“那些对总统不满的检察官应该被免职。”三天后，司法部迅即以“提高预算使用效率”为名，撤换了三名正在积极调查2020年选举相关案件的联邦检察官。这一赤裸裸的政治清洗行为，立即触发强烈反弹，超过2000名前联邦法官、检察官罕见地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将法治工具化、司法权力政治化，严重侵蚀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与公信力。在对华科技打压政策上也未能摆脱反复无常的怪圈。4月2日，白宫以国家安全为由，将35家中国领先的半导体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严厉出口管制。然而，仅隔两周，在英特尔、高通等美国芯片巨头发出强烈警告，称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将“切断其最大利润来源市场”后，美国商务部于4月17日突然发布公告，宣布给予其中18家企业“为期一年的关键设备维修和技术服务豁免”。这一近乎180度的政策大回转，不仅让全球半导体产业瞠目结舌，更导致市场信心瞬间崩塌——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公告当日狂泻，单日蒸发市值高达1200亿美元，充分暴露了政策随意性对市场稳定性的致命冲击。上述这些2025年以来的“最新事实”清晰无误地表明，特朗普2.0版政府已将“政策过山车”运作模式常态化、机制化。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被同时当作即用即弃的谈判筹码，国家信誉与政策可预期性被置于次要地位。美国对外行为的可预测度已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其结果是，全球供应链因频繁的政策震荡而被迫不断调整、安全架构因盟友信任流失而加速重组、多边治理议程因美国的不可预测而陷入停滞——世界被迫持续“随美起舞”。一个以美国内政剧烈波动为源头、充满“次生不确定性”的时代已然降临，这种系统性风险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 

12.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纷纷抬头。这已是西方国家的一道“政治风景”。特朗普重回白宫，表明民粹主义在美国很有市场，保守主义正在上升为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近日，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一所大学演讲时遭到枪击身亡。这起事件不仅震惊全美，还引发美国社会各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支持柯克的极右翼群体则通过“人肉搜索”、“开盒（公开个人信息）”等手段报复反对“让美国再次伟大”人士。美国政治接近内战的边缘。在欧洲，主要国家政党格局碎片化，欧盟内不少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在议会大选中得票率大幅上升，有的已参政。在法国，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两倍多，引发国内外震动。虽然成功阻击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但也使法国出现没有任何一党占绝对多数的“悬浮议会”局面，马克龙的日子都不好过。近来“封锁法国”把马克龙搞得焦头烂额。在德国，选择党的魏德尔虽然没有上台执政，但该党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成为瑞典议会的第二大党；在荷兰，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已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而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极右翼的弗拉芒利益党和新弗拉芒联盟党也成为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和第三大党。在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于2025年1月正式组阁独立建立政府。在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国的全国性政府中，极右翼政党以或参与或支持执政党联盟的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极右翼政党已经活跃在欧盟半数以上国家的政治前台了。在英国，2025年9月13日举行的名为“团结王国”的示威流行规模空前，警方估计达11万至15万人。示威者举着英国米字旗和代表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旗，还有一些人拿着美国和以色列国旗，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帽子。他们高呼批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口号，手举写有“阻止这些船”“送他们回家”“够了，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标语，呼吁驱逐那些乘船来到英国寻求庇护的移民。“我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这里是我们的首都，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今天必须来到这里。”有人手上举着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日前遇刺身亡的查理·柯克的画像，上面写着：“上帝保佑，永远铭记。”“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要让言论自由重回正轨，”“他们必须阻止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我们相信汤米（保守主义的旗手罗宾逊）。”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的基本理念和政策主张多以民族主义、反对精英政治为核心，强调本国优先，严控移民、加强边境检查和管控、反对经济全球化，加强本国贸易保护。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快速发展对西方国家和世界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世界演进中的这十二重要变量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共同勾勒出当前国际社会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全新的图景，预示着推进全球治理、修复全球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2025.9.25  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