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年马克思》为什么没人看

电影《青年马克思》讲述了马克思从１８４３年到１８４８年的生活经历。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思想争论都很克制，而且对观影者知识水平有一定要求，对共运史没有一点了解的话估计连记人名都困难。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部不怎么讨喜的影片，豆瓣评分六分。右派不会看，而左派因为“他们联手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类的台词感受到了冒犯，像我这样不左不右的人带小孩看了这部电影，想补充一点政治课以外的知识，结果却在银幕上看到马克思和燕妮为爱鼓掌，好不尴尬。当然我不能否认这样的事情一定发生过——但我们看这部电影可不是为了这个。

　　马克思是在１８４３年６月１９日同燕妮登记结婚的。马克思的父亲同燕妮的父亲是知交，他们的孩子也成了好友。燕妮是个才貌出众、品德高尚的少女。她出身贵族，父亲是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官，弟弟曾经出任普鲁士总理，但她爱马克思的才华，钦佩他的抱负，勇敢地与马克思结合在了一起。马克思为有燕妮这样的知音感到无比骄傲。美丽的燕妮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从此他们两人同生死，共患难。

　　影片开始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在莱茵省的林木盜窃案中为穷人辩护。林木盗窃案指的是莱茵省的穷人为了生计不得已前往森林捡拾树枝，而莱茵省议会认定树枝属于国有财产，颁布了相关议会法令，穷人捡拾树枝的行为被判定为偷窃。青年马克思在笃信着黑格尔学派中关于国家和法哲学，却观照到现实中国家、法转变为基于私人利益、剥夺底层人民的工具。这一事件让马克思将从哲学的思辨性中挣脱出来，转向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的考察。但是影片没有把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讲明白。电影着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际遇，却忽略１９世纪欧洲的现实，使人不明白他们与同时期思想家们的争论到底是基于什么？当然导演可能认为，２个小时的电影够什么用的，如果观众真的关心马克思的主义，何不去图书馆借几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呢？

　　不久《莱茵报》被查封，随后马克思和卢格一同前往巴黎，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在卢格的家中偶然见到了做英国工人调研的恩格斯，初见恩格斯时，并未将其放在眼中，然而，温和的恩格斯却以礼待人，在经历了一次稍带戏剧性的小型逃亡与聊天后，马克思便迅速向温格斯打开心扉。两人一起喝酒，夜聊，写书，改组正义者同盟。出身资本家世家的恩格斯帮父亲经营一家纺织厂，目睹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惨酷压榨之后，开始致力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并爱上了女工玛丽。玛丽在第一次碰见马克思时，说了这样的话：“您对恩格斯而言非常重要，我原想您会更伟岸一些。”而马克思回应道：“我只是个普通人。”

　　影片中马克思大骂《莱茵报》的同仁太软弱，出狱后马克思参加政治集会时，对蒲鲁东的质问，都让人看到了一个性格暴烈、敢于斗争又富于思辨的青年马克思形象。这与大多数中国人印象中的马克思大相径庭。历史上马克思曾经因为夜间醉酒喧闹被关过一天禁闭的。还跟同学进行过决斗。其实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高傲与自信的外表之下，马克思也有着焦虑、孤独，贫穷的困扰一直伴随着他。片中对马克思的生活来源困扰做了不少笔墨描写，马克思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经济上的窘迫境况，强调自己需要钱养家，以供养燕妮和子女，还有不少展现马克思和燕妮伉俪情深的片段，都让人感到马克思也是个和普通人一样，为生活的窘迫而发愁，而且在意家庭的人。马克思并不是没有先富起来的机会，他只是不屑为之，而且他为了使参加革命的流亡者在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撵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马克思常常四处奔走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七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为了全家能生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马克思经常穷得“身无分文”，写文章没有钱买纸，文章写好了又无钱邮寄出去。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燕妮最后誊写完毕后，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为了弄到几个便士，马克思四处奔走，设法预支稿费或向人借贷，最后当铺成了他全家求救的避难所，但是当铺的重利盘剥几乎吞噬了他的全部家当，有时甚至连出门穿的衣服和鞋子都留不下。繁乱的生活琐事销蚀了马克思的大量时间和才智，还严重损害了他和全家人的健康。马克思身患多种疾病，燕妮和孩子们也经常卧病不起，加上没有钱请医生和买药，常常只得忍受疾病的折磨。从马克思的信里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妻子……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的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

　　在流亡伦敦的艰苦岁月中，燕妮始终分担着马克思的全部忧愁。她常常去小店赊购食物，同债主周旋，遭到房东的欺凌和法院的威胁，还亲自去当铺典当衣物，亲笔写信向朋友求援。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她总是尽量一个人挑起这使人烦恼的生活重担，甚至避免向马克思谈起这些愁人的琐事。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唯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第５２８页。

　　燕妮不仅在生活上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的不可或缺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誊清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付印，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长篇的著作都是燕妮亲手誊抄的；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最使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星期天的郊游。全家人同常来的李卜克内西及其他流亡者一起，步行去伦敦郊区的汉普斯泰特荒丘。这里山丘起伏，灌木丛生，还间有草地和水池，他们先是围坐在草地上分享琳蘅精心准备的午餐，然后小睡或谈论报纸，更多的是捉迷藏、赛跑，摔跤，比赛用石块打毛栗子，还有骑毛驴，摘野花。愉快的郊游消除了一周来的紧张和疲劳，也带走了一切忧虑和烦恼，给人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然而马克思和燕妮遭到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三个孩子。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李卜克内西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子低声地哭着依偎在母亲身傍……悲哀万分的母亲痉挛地抱着女孩子们，好像要把她们同自己化为一体，保护她们不再被攫去她儿子的死神夺走。”为了减轻这种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住了一段时候。

　　在海边，恩格斯说服马克思认识到，如果不通过宣言这类通俗平实的读本，将思想的力量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写再多、再厚的书论无人理解也是徒劳，课本和画像里的马恩二人，永远是两位老年大胡子，但影片的结尾，２９岁的马克思和２７岁的恩格斯，这俩位年轻人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的注视下，恩格斯摘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标语，在讲台上向工人们呼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