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亲历：美国学术“铁饭碗”为何偏爱平庸者？天才反被淘汰的内幕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外学术研究”

在哈佛执教多年后，我终于看清了美国学术界最不愿承认的秘密...

当我在2009年初次踏进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时，从未想过这个被全世界羡慕的"学术天堂"，竟然隐藏着如此残酷而又荒诞的游戏规则。

十五年过去了，我从哈佛到宾州州立大学，亲历了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在这个体系中的挣扎与沉浮。今天，我想把这个被神话了太久的制度，真实地呈现给你。

故事要从一百年前说起。那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叫约翰·杜威的哲学教授。这位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想法：给优秀的大学教师"铁饭碗"。

他的逻辑很简单：只有让学者们不用为生计发愁，才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地追求真理，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个想法在1940年代开始被美国高校逐步接受，到1970年代已经广泛推行。有趣的是，伴随着"终身教授"制度的普及，美国的学术研究确实迎来了黄金时代（1945-1975），无数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看起来，杜威的设想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真相，往往比表面更复杂。

在美国，想要获得"终身教授"这个学术界的"圣杯"，你必须先成为一名"预聘轨教授"——这个听起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位。

想象一下，你刚刚从顶尖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进入心仪的高校担任助理教授。此时，学校会给你一个看似慷慨的承诺：六年时间，证明你的价值。如果成功，你将获得终身教职；如果失败，请另谋出路。

这就是美国学术界著名的"非升即走"制度。

六年，2190天，这是你证明自己学术价值的全部时间。在这六年里，你需要在三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败，都可能让你前功尽弃。

更残酷的是，这场考核的评委不是别人，而是来自5到10所外校的匿名专家，他们将决定你是否配得上"美国某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这个标准。

在我参与的无数次评审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在某个领域有着突出贡献但在其他方面稍有不足的学者，往往比那些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平庸之辈更容易被淘汰。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那块。在"终身教授"的评审中，这个理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位在权威期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的年轻学者，可能因为学生给他的教学评分偏低而被拒之门外。而另一位研究成果平平、但在教学和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均衡的申请者，反而能够顺利通过评审。

以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为例，这些大学的金融系每年平均最多只有一个教职招聘名额。这些名额大都是来自于老教授退休、过世，或是该院系需扩大规模等原因。但与这50个名额相对应的，是上千名来自各个顶尖大学的金融学博士、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角逐。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全能"成了比"专精"更重要的品质。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让我感到荒诞的是学生评分对"终身教授"评审的巨大影响。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教授在一门12人的选修课中，有3个学生因为作业抄袭被警告，愤怒之下给了1分（最低分）；另外3个认真学习的学生给了7分（最高分）。最终，这位教授的平均分只有4分，达到了"被淘汰的危险线"。

这种评分系统的问题显而易见：通常只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某位老师的学生，才会在准备期末考试的忙碌时刻抽出时间为老师打分。那些性格强烈、要求严格的优秀教师，往往在这种评分体系下吃亏。

更讽刺的是，为了获得高分，一些教授开始有意讨好学生，降低课程难度。学术的严谨性和挑战性，在"生存"面前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近年来，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开始关注期刊的影响因子。在跨学科评审中，我经常看到评委们用手机搜索某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以此作为评判学术价值的重要依据。

这种变化背后，是学科细分带来的问题。每个教授都是特定领域的专家，对其他领域往往了解有限。当一位心理学家需要评审一位营养学家的申请时，期刊影响因子就成了最直观的判断标准。

虽然评审专家们会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调整，但这种量化的评价方式，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向"热门"和"安全"方向倾斜。

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九十年代前期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工作。在他证明"灵魂猜想"后，一些美国顶级大学给了他tenure track的职位。但佩雷尔曼拒绝接受任何没有直接tenure的职位，于是他回到俄国，潜心研究庞加莱猜想。

佩雷尔曼后来因为证明庞加莱猜想而获得2006年菲尔兹奖，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并退出了数学界。

还有张益唐的例子。他从博士期间就只关注大问题。导师莫宗坚评论说张益唐不能在"tenure track"、"tenure"和"promotion"（晋升）的生活里生存下来。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终身教授"制度虽然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保障，但也可能成为创新的桎梏。那些专注于重大问题、不愿意按部就班发表论文的学者，往往被这个体系所排斥。

即使获得了终身教职，也并非高枕无忧。在美国约2%的终身教授因为各种原因被校方开除。校方常用的理由包括能力不足以完成其本职工作、大量缺勤、道德堕落和严重失职。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遭遇更是让人唏嘘。他在61岁时被学校以"人事缩编"为由终止教职，尽管当时他已经是终身教授。在《黄河青山》中，他详细记录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当学校面临财务危机时，"终身"二字也显得如此脆弱。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既是学术界的创新，也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

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为学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长期研究。"The
common good depends upon the free search for truth and its free
exposition"（共同利益取决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自由阐述），这正是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原则声明》所强调的核心理念。

但它的缺陷也同样明显：过分强调平衡发展，可能会抑制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学生评分的引入，可能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对"安全"研究领域的偏好，可能会阻碍科学前沿的探索。

作为一个在这个体系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人，我想说的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不断完善它。

对于那些在"终身教授"评审中失败的学者，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他们"不善"或者能力不足。很可能，这种需要"全能选手"的职位本来就不适合他们。

真正的学术评价，应该既能保护学术自由，又能鼓励创新；既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又不能成为平庸的温床。这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精细和人性化。

在中国高校纷纷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深入理解这个制度的优缺点，避免简单的照搬，而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学术发展的道路。

毕竟，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