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创新的十字路口：当“三极”憧憬撞上“双极+一”现实

2025年8月26日，在德国博登湖畔林道岛厅，由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玛丽亚·莱普廷（Maria Leptin）主持的“三极世界中的研究与创新”专题讨论汇聚了重量级嘉宾——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英飞凌科技传感器与射频事业部总裁托马斯·沙夫鲍尔（Thomas Schafbauer）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

在设想的三极地缘政治体系中，美国、中国和欧盟将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创新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但本次讨论直面了一个更为尖锐的命题：这个世界是否实为“双极+一极”格局？换言之，欧洲是否只是附加的一极——虽具重要影响力，却非科技与产业的核心？与会者对此直言不讳。 

关键词：碎片化 

当话题转向欧洲的创新格局时，一个词反复出现：碎片化。对比美国和中国，都是单一国家；欧盟则是国家集团。但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固有的地理上的差异，对来自政策界和产业界的讨论者而言，欧洲长期存在资源分散的问题，这已成创新和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障碍。

在当前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赛道上，竞争呈现头重脚轻之势。似乎唯有全球顶尖的少数企业和集团能持续推进技术进步，而欧洲正被远远甩在身后。

“若问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我认为欧洲的人工智能列车早已驶离车站。如今中美主要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展开竞争。”沙夫鲍尔指出，欧洲不应分散支持数十个小型项目，而应集中资源押注，他以量子计算中心为例进一步说明，德国拥有多个此类中心，导致资源分散且竞争效率低下。“我确信最终只会有一两个顶尖量子中心脱颖而出。”

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对此表示认同。他将碎片化现象描述为一种政治本能反应和结构性缺陷。他指出，欧洲在科研领域的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大致相当，但因资金分散于欧盟项目、各国机构及重复建设机构之间，实际成效却大打折扣。

“部分原因在于‘必须让所有人分得一杯羹’的思维定式，而这恰恰是实现颠覆性创新时最不该采取的做法。”德拉吉指出，这种模式导致欧洲科研格局充斥着大量平庸机构，却鲜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中心。问题不仅在于资金，更在于规模。美国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三大电信巨头，而欧洲每个成员国内却有三个，这导致机构规模过小，无法为颠覆性技术所需的前沿研究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许多碎片化问题可以在欧洲层面解决。沙夫鲍尔建议欧洲（及所有渴望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参与者）应更专注于自身优势领域。就像我国台湾通过深度聚焦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使命感与工作时长

曾任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指出另一个问题：饥渴精神。他讲述自己曾深夜致电中国供应商，对方会接听电话并努力争取订单，这与美国悄然滋生的自满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继而追问欧洲是否存在相同问题，甚至可能更为严重。

其实问题不在于工时长短。孟加拉国或墨西哥等国每周工作负荷始终位居全球前列，但这未必能转化为经济进步。国家越富裕，工作时长往往越短，关键在于工作方式本身。欧洲似乎在发展中遗失了使命驱动的文化，让·梯若尔强调，每周工作20小时、40小时还是80小时，不该由经济学家来决定，而是由社会来选择。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要聪明地工作——不仅需要精干而饥渴的那种紧迫感，也应该将力量集中在真正能发挥引领作用的领域和产业集群上。

中国作为“房间里的大象”

正如马里奥·德拉吉所言：“中国科研导向的整体理念截然不同。”这也折射出中国优势的显而易见——规模、速度与进取心已毋庸置疑。

针对美国，讨论者提及其传统优势：少数顶尖机构与企业（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哈佛、谷歌等）主导全球格局，实现资源集中而非分散。美国无疑仍是全球创新核心，但其优势正迅速萎缩。朱棣文形容美国创新者曾充满不安分精神与雄心壮志，勇于承担重大风险；美国80%科研经费来自私营部门，而欧洲仅20%。如今美国也显露自我封闭与自满迹象，而中国是“先以更低成本复制，再在此基础上创新”的策略正收获丰厚回报。欧洲具备成为创新中心的潜力，但必须立即行动并明确战略方向。

当下，创新不仅是经济抉择，更是独立自主的根基。没有创新，购买力持续增长将举步维艰，经济将陷入停滞，生活水平终将衰退。超越经济层面，创新也有更深层、更紧迫的意义——安全。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重塑的世界里，主权的内涵已然改变。落后于颠覆性技术的国家不仅面临繁荣受损的风险，更将丧失捍卫自身安全与守护价值观的能力。 

因此欧洲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否创新，而在于如何创新。如果能够克服碎片化局面，整合资源并培育“精干而饥渴”的创新文化，欧洲将有可能在其憧憬的三极格局中确立地位。

（图源：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