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衰“避坑指南”：科学家发布最新延寿路线图，揭秘抗衰真相与五大困境

“100岁（这个目标）太低了，让我们再把这个数字翻几倍！”

2024年，在美国米尔肯研究所举办的全球大会上，XPRIZE基金会创始人、63岁的亿万富豪Peter Diamandis的豪言引发全场沸腾，台下掌声雷动，仿佛人类战胜衰老的未来已经触手可及。

市场数据也印证着这份狂热。2023年，全球抗衰老和长寿市场规模达到大约636亿美元，2024-2030年间还将以21.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持续扩大。从硅谷到华尔街，从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到传统制药巨头，无不在押注这个新赛道。

但在这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往往被忽视：目前绝大多数的"长寿干预方案"，要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要么没有经过长期、可重复验证的临床检查，真正有效的方案依然寥寥无几。

在资本狂热与科学验证严重脱节的背景下，吕宇轩、余丹阳、曾心怡、David Barzilai与Dominik Thor几位衰老研究学者，昨日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Bridging expectations and science: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of longevity interventions》长寿路线图，系统构建了长寿干预手段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转化路径[1]。

这不仅是科学对泡沫的回应，也是一份为行业厘清边界、重建信任的行动指南。

当我们谈论抗衰老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在科学语境中，寿命、健康寿命、长寿、抗衰这些术语，各自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义。

然而，科学有科学的定义，大众有大众的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术语常被混用，并在不同人眼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追求长寿，有人渴望“冻龄”，也有人只是希望远离病痛、保持活力。

那么，当我们谈论抗衰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

No.1

健康

调研显示，若身心健康能得到保障，79.7%的受访者希望寿命超过120岁，超过半数的人愿意无限延长寿命。然而在无法保证健康的情况下，65.3%的人宁愿只活到85岁。

这表明延长寿命的前提是延长健康寿命，比起活得久，人们更关注能否活得好。

No.2

实际的益处

对营养补剂行业的实证研究显示，消费者更看重改善身体功能、降低疾病风险、外观年轻化等切实的健康益处，而非抽象的衰老生物标志物变化。

虽然衰老生物标志物如表观遗传时钟和端粒长度等常用来衡量生理年龄和疾病风险，但由于个体和组织差异较大，短期干预效果不明显，现阶段缺乏临床验证用于指导干预。

图注：多个器官系统中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预测一个人的生理年龄[2]

No.3

多元的目标

人们的抗衰目标，会随着年龄、性别等因素的不同出现差异。

年轻人（18-29岁）希望将外表“冻龄”在23岁左右，老年人（60岁以上）则更注重延长健康寿命减轻衰老相关疾病负担。男性通常更愿意尝试寿命延长的技术，而女性则更主导了抗衰老美容产品市场。

No.4

安全至上

大众对长寿干预手段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其安全性和副作用风险的认知。

因此，相比药物（如二甲双胍26%、雷帕霉素10%），人们对运动（66%）与补剂（82%）的接受度显著更高，而对干细胞疗法、血浆置换等激进且实验性干预手段则普遍持谨慎态度。

尽管补剂被认为风险较低，但许多市售产品缺乏长期临床安全和有效性验证，甚至可能有害，例如2024年日本发生的“红曲米事件”——小林制药生产的红曲米补剂，引发约3000起不良反应，甚至包括多例急性肾衰竭致死。

从实验室到临床干预的五大障碍

尽管公众热情高涨，资本涌入，衰老研究不断发展，但要将这些前沿干预方法落地并广泛应用，依然面临多重挑战。

No.1

心理障碍：信任危机与认知偏差

尽管抗衰老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公众对相关干预措施的信任度仍然偏低。

一方面，在历史上许多未经充分验证的“抗衰老疗法”夸大了其效果，使得消费者对新兴技术产生了怀疑；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转化难题同样不容忽视。许多在动物实验中取得的成功，往往难以直接应用到人类身上。人们感知到的益处，往往源于安慰剂效应或健康行为的改善，而非真正的治疗效果。

No.2

经济障碍：高昂成本与可及性困境

高昂的成本是长寿医学普及的主要障碍。

以基因疗法为例，FDA批准的首个CRISPR疗法Casgevy定价高达220万美元，竞争对手Lyfgenia的价格则为310万美元。尽管这些疗法展现出巨大潜力，但由于其高昂的价格，并且目前仅针对特定疾病治疗，难以广泛应用于预防或逆转衰老。

而成本较低的雷帕霉素和二甲双胍等药物，虽然在临床前模型中展示出抗衰老潜力，但因未获得相关监管批准，且大多数健康保险不予覆盖，仍需自费购买。

No.3

实践障碍：技术与转化瓶颈

目前，各类干预措施，包括营养补剂、药物、基因疗法、干细胞治疗及其衍生物等，虽然在部分研究中展示了抗衰潜力，但仍缺乏系统的临床试验数据支持。

在实际转化过程中，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工艺和质量控制等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干细胞和外泌体等复杂生物制剂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控制，这些瓶颈限制了干预手段从实验室向临床的转化。

图注：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之间，存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谷”的过渡阶段，充满各种挑战[3]

No.4

沟通障碍：科学传播与消费者期望的错位

虽然消费者偏好具体、可见的健康益处，但他们同样期望简单、直接的指标来解释健康结果。

然而，类似的生物标志物的开发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缺乏标准化的生理年龄定义、数据源的可重复性问题，以及如何确保这些标志物在临床中的实际效用。

与此同时，复杂的科学发现常在传播中被过度简化或炒作，导致不切实际的期望，并掩盖了科学的不确定性。一些商业化的长寿干预方法，虽然缺乏严谨的证据支持，却通过误导性营销推向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误解。

No.5

监管障碍：监管空白与标准缺位

长寿领域目前处于监管模糊地带，许多干预措施（如生理年龄检测、衰老细胞清除药物、长寿诊所等）在不完善的监管框架下运作。

全球监管差异也加剧了临床采纳的复杂性，如欧洲药品管理局对临床试验和长期验证有着严格的要求，导致审批较慢；而澳大利亚等监管宽松的国家，虽能够加速创新，但也存在过早商业化的隐患。

监管不明和执法不力使得未经验证的“抗衰老”产品泛滥，进而加剧虚假宣传和消费者信任危机。

此外，虽然衰老生物标志物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但是否将衰老视为可改变的状况仍无共识，这限制了药物的开发。

为确保安全并建立信任，衰老生物标志物验证应采用标准化框架，并推行FAIR数据原则（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以提高透明度，减少误导信息和选择性报告。

科学破局路线图

为打破障碍，科学家们描绘出一份清晰的路线图，旨在解决长寿干预措施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难题，指引前行的方向。

图注：路线图

No.1

整体干预与还原论干预

为了打破消费者的心理障碍，长寿干预应优先采用多维度的综合策略，强调改善整体生活方式（如规律运动、合理饮食和积极社交等），而非仅依赖单一的分子疗法，优先考虑那些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的方式，而非仅依赖分子或临床前的指标，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历史上过度承诺带来的怀疑。

同时，应公开透明地传达基于证据的干预效果，避免夸大其词，且坦诚地讨论局限性和伦理问题，建立公众信任。

No.2

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中的应用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益处的需求，衰老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应通过严格的临床验证与实际可操作的干预措施相结合。

这一过程需要建立在前瞻性临床研究基础之上，确保生物标志物与健康结果之间的明确关联，而非仅停留在相关性或替代终点数据上。

尽管复合生物标志物在群体层面的预测潜力显现，但其在个性化干预中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为提高生物标志物的可及性，开发经济高效的治疗和诊断工具，并推动其在保险中的覆盖至关重要。此外，科研人员、临床医生、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相关方之间的合作，能够确保科学创新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No.3

衰老生物标志物的全球标准化

衰老生物标志物的全球标准化对临床转化至关重要。

由于方法学差异和人群普遍性的局限性，目前尚无生物标志物得到FDA等监管机构的正式认证作为替代终点。为此，中国衰老标志物研究联合体（Aging Biomarker Consortium）和衰老生物标志物国际联盟（Biomarkers of Aging Consortium）等正在努力建立共享的验证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现有国际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专家小组推动全球共识，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ICH）则提供了统一的监管指导原则（如E6良好临床规范与E9临床试验统计原则）。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监管机构（如FDA、EMA、PMDA）、全球卫生组织（如WHO、ICH）、研究联盟和行业等应通力合作，通过专家共识、共享数据库和公私合作来促进这一进程。建议分阶段推进：

短期：共识建设和数据协调；

中期：研究验证和监管参与；

长期：整合至临床试验并实现正式认证。

No.4

科学传播

研究人员应与患者倡导者合作，开发面向公众的教育项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科学可信的信息，将衰老研究转化为可应用的干预措施。

一项欧洲调查显示，只有16%-20%的受访者认为大众媒体是传播科学社会影响的首选渠道，63%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通过研究人员获取信息。

因此，研究人员应积极与公共传播者合作，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准确且深入地解释长寿科学，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长寿干预中的科学不确定性。

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快速消费模式可能让用户对复杂的健康信息失去兴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还需要根据这些特点调整传播策略，确保公众能够持续关注并真正理解内容。

No.5

监管指南

清晰一致的监管指南对于将长寿干预安全地引入临床实践至关重要。

目前，全球尚未统一对于衰老的定义，也缺乏经过验证的替代终点，如果能就衰老相关的临床结果（如衰弱、功能衰退或分子标志物）达成共识，将为试验设计和监管评估提供坚实的基础。

为了推动这一进展，现有的国际框架，如ICH和WHO，可以作为良好的起点。例如，TAME试验通过功能终点来评估二甲双胍对年龄相关疾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成立类似ICH工作组的国际专门团队，帮助统一衰老生物标志物、结果测量和伦理监督的标准。

这一进程需要监管机构（如FDA、EMA、PMDA）、研究联盟（如BAC、Geroscience Network）、全球卫生组织（如WHO、OECD）以及行业各方的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长寿干预的监管指南，并通过将衰老研究纳入国家系统和全球注册平台（如WHO ICTRP），提高试验的透明度。

建立这样的流程，不仅有助于确保新干预措施达到高标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能加速长寿科学领域的创新。

抗衰老领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无限膨胀的市场预期，将“长生不老”包装成触手可及的商品；另一边是科学家们冷静勾勒的路线图，提醒我们谨慎跨越实验与临床之间的“死亡之谷”。

这样一份科学的长寿干预路线图的出现，有助于让抗衰从资本叙事回归科研本质。

真正的抗衰老革命，往往不是来自某一项神奇的突破，而是构建一个科学证据、伦理责任与个体需求共振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长寿的愿景才能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使一个更健康、可持续的未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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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Yu, D., Zeng, X., Barzilai, D., Thor, D., & Lyu, Y.-X. (2025). Bridging expectations and science: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of longevity interventions. Biogerontology, 26(4), 1–12. https://doi.org/10.1007/s10522-025-10278-z

[2 ]May, M. (2023). Biomarkers of aging remain elusive as researchers try to slow the biological clock. Nature Medicine, 29(11), 2673–2676.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3-02560-9

[3] Butler, D. (2008).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rossing the valley of death. Nature, 453(7197), 840–842. https://doi.org/10.1038/4538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