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手中东、印巴再起冲突，“水资源”正在点燃全球战局？

Club 提要：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美国刚刚深度介入以伊战局，印度与巴基斯坦恐将再次陷入激烈对抗。当地时间21日，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宣称“绝不恢复履行《印巴河流水条约》”，并宣布计划修建渠道，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引至印度拉贾斯坦，引起巴方强烈抗议。

水资源问题早已超越传统的环保范畴，成为大国战略、贸易谈判甚至战争部署中的关键筹码。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交织加剧的当下，谁掌握水源，谁就可能主导地区的稳定与博弈格局。 

本文以丰富数据和实例，勾勒当今全球水资源冲突的广度与复杂性：从印度威胁切断流向巴基斯坦的水道，到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危及埃及农业命脉，从中亚咸海流域的分水博弈，到美国与墨西哥在科罗拉多河上的摩擦，再到拉美安第斯山脉因水源开发而产生的社区抗争，“水资源”争端已遍布五大洲。这些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类：跨境水权争端、基础设施引发的外交摩擦，以及治理失败带来的社会性动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水资源往往是更大社会矛盾的引爆点。当治理体系薄弱、基础设施落后时，水荒极易演变为抗议、骚乱，甚至战争。而在多极世界格局中，水资源也日益成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工具：一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亚洲、非洲的水利投资与联合管理，努力以“水利外交”巩固南南合作；另一方面，美欧试图以治理标准与环保话语影响流域政策走向。而印度、土耳其等“中强国”则借水坝等工程对周边构成实质性牵制。

有趋势显示，水资源又一次从“生存刚需”向“战略杠杆”转变，成为潜在冲突的新前沿。从印巴冲突的最新事态来看，“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在全球其他水脆弱区域，若缺乏有效国际协调与制度保障，也可能出现新一轮“乱世之源”。

水资源的匮乏与配置正日益左右国际关系的格局。水不再是单纯的环境话题，而是贸易谈判、安全战略乃至军事部署中的重要筹码。握有上游水源的国家，往往能够对下游的农业灌溉与能源生产施加极大影响；而那些水源匮乏的国家，则不得不寻求替代方案或技术手段来化解危机。

美国太平洋研究院（The Pacific Institute）‌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因水资源引发的暴力冲突约350起，比前一年增长了50%。这些冲突涵盖跨境水坝纠纷，也包括因断水引发的城市骚乱。中东与南亚地区的紧张态势尤为突出：中东地区发生了38%的相关事件，许多源于以色列破坏巴勒斯坦水利设施；而在印度，因克里河、卡韦里河等共享河流引发的族群冲突激增，高达150%的增幅。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殖民时期遗留的僵化水法等深层因素共同交织，将水资源问题逐步推向地缘政治的最前沿。

一、全球水资源争端图谱

水资源冲突并不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在南亚地区，1960 年《印度河流域协议》曾确立印巴共享水权的和平格局，但2023 年印方多次威胁切断巴基斯坦水道并引发冲突；我国跨雅鲁藏布江3000亿千瓦时水电项目遭印孟“大呼担忧”，却无国际条约体系直接解决，而澜沧江梯级大坝与柬埔寨依托中方资金拟建的洞里萨湖引水运河，也让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持续呼吁流域生态评估。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中，塔吉克斯坦罗贡大坝蓄水计划因下游灌溉担忧引发外交博弈，虽有《咸海流域生态协议》但分水争议仍存。在中东，约旦河谷因以色列控制上游水库致巴勒斯坦农业用水短缺超 60%，耶尔穆克河分配谈判多次僵局；埃塞俄比亚 “复兴大坝” 用了青尼罗河 83% 水量发电，冲击埃及农业生命线；土耳其筑坝致伊拉克水量锐减 80%，2024 年协议分水比例不足历史 40%。

在北美，随着科罗拉多河流域干旱加剧，美国与墨西哥围绕“分水”协议屡次出现摩擦；加州、亚利桑那等州内部也爆发过抗议与诉讼。拉美方面，巴西虽占有全球12%的淡水，但近年因热带雨林砍伐和水利规划不足，多地爆发“城镇饮水告急”。智利与秘鲁在安第斯山脉水源分配上也时有争议，甚至有当地社区组建志愿巡逻队保卫冰川与河道。

如今，随着资源问题被不断强化，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水的地缘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石油与矿产资源。目前来看，全球水资源地缘冲突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跨境水资源分配纠纷，即围绕河流、湖泊或地下水的上游与下游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争执。印巴、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土耳其与伊拉克等案例均属此类。其特点是时间跨度长、历史包袱重、信任缺失大。部分存在已签订的条约（如《印度河水协定》），但多数条约在面对气候变化与人口膨胀时显得过时或失效。

第二类是水利基础设施主导的外交与战略冲突。这类冲突以“谁修大坝、谁掌控水”为核心逻辑，例如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与雅鲁藏布的水电项目、柬埔寨“新运河”争议，乃至美国与墨西哥围绕科罗拉多河的大坝运营。这些冲突兼具经济发展、能源战略与地缘博弈等多重维度。

第三类则是水资源匮乏或治理失败所引发的社会性冲突。无论是加沙居民在停水后的求生挣扎，还是印度南部卡韦里河沿岸村庄因干旱与配水争执引发的暴力冲突，抑或拉美地区因矿业污染引发的水源抗议，均反映出“水荒”本身不只是物理性缺水，更常常是一种制度性失效的表征。

近年来，全球围绕水资源的暴力冲突显著上升。数百年来已有1900多起与水资源相关的武装冲突，其中近九成发生在21世纪。尤其是2012至2021年间，冲突事件数量是2000至2011年的四倍，2023年又比前一年增加了50%。国家间的跨境水资源冲突也呈激增趋势，过去合作多于冲突的格局正在被打破，自2017年以来，冲突已超过合作事件。许多现代战争更将水资源作为武器或目标，从中东到乌克兰，再到加沙，水系统频繁被蓄意摧毁或控制，导致生态破坏和公共健康危机（来源：CSIS）

二、上下游博弈：跨境水资源冲突透视

跨境河流或含水层未有统一分配机制，往往造成上游国家掌握主导，而下游国家则担忧水量减少。经典例证是印巴的印度河体系。1960年，《印度河水条约》在世行斡旋下签署，将六条河流分东三西三：巴基斯坦获西部三条（杰卢姆、切纳布、印度河），印度获东部三条（拉维、比亚斯、苏特莱）。数十年间，双方即便交恶，也通过中立专家解决争议。

然而，2023年克什米尔袭击后，印度暂停合作；至2025年，印度内政部长沙阿公开宣称“将切断流向巴基斯坦的水”，断供约八成灌溉用水，激起巴国农民恐慌与“战争行为”指控。此事虽未引爆大规模武装冲突，却凸显旧有条约在现实政治与气候压力下的脆弱。分析人士指出，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多边委员会，才能避免条约裂解；巴基斯坦已着手自建备用运河，以防万一，显示下游国家如何在条约失效时寻求自救。

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GERD）则是尼罗河流域的另一典型。青尼罗河约贡献尼罗河83%的水量，下游埃及99%人口赖此灌溉。但2025年前，亚的斯亚贝巴与开罗之间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埃及多次提议联合管理或季节性泄水规则，埃方坚称大坝事关国家发展主权在先。无约束力条约覆盖埃及、苏丹与埃塞，令局势僵持。

周边利益相关方已发出多次警告：若缺乏合作，任何一方的“单边行动”都将威胁这一共享资源的可持续性。然而，两国都将各自需求视为生死攸关——埃及拒绝哪怕10%的减量，埃塞俄比亚则坚持大坝不可让步。随着中东权力格局变化与气候变化影响凸显，陈旧的水资源分配体系或更加难以维系。

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类似矛盾亦步亦趋。上游的土耳其控制两河水源，多座灌溉与水电大坝纷纷落成。自2019年伊利苏大坝投入运行后，伊拉克自幼发拉底河的取水量骤减逾半。至2025年，伊拉克水库蓄水量降至十亿立方米，远低于预期的十八亿，仅剩历史流量的不到四成，迫使农业大面积停灌。尽管巴格达与安卡拉在2024年签署了十年框架协议，承诺改善管理并加大项目投资，但更多还是政治表态，流量无实质保障。唯有涵盖土、叙、伊、伊朗等所有流域国家的有约束力的流域协议，才能为下游国家提供稳定预期，但这一目标迄今依旧难以实现。

类似的上游优势与下游权益博弈，几乎在所有跨境河流中重演。南亚的纳尔马达-苏特莱格河、南部非洲的奥卡万戈河、美墨边界的科罗拉多河，都偶生摩擦，多经外部仲裁或区域协定化解。然而，真正的“水资源战争”虽少见，但跨境冲突却频繁出现。综合来看，唯有法律框架、实时数据共享与国际压力三管齐下，才能遏制上游的单方面优势，否则下游国家将不断将每一滴水视作零和博弈的筹码。

印巴在空战暂歇后，长期存在的水资源纷争正在升温。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水资源对其电力、就业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亦是“粮仓”地区灌溉的关键。然而，印度尚未充分开发东部河流的水资源，缺乏足够的水库和运河，导致季风期多余水量流入巴基斯坦，间接支撑了后者农业发展（图源：New York Times）

三、水利工程：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

在当代国际舞台上，水利基础设施——大坝、运河、管道——不仅是经济发展工具，也成为国家博弈的筹码。工程建设一旦与能源安全和投资战略相互绑定，便难以避免地缘政治色彩愈发浓厚。

以湄公河流域为例，几十年来，我国在澜沧江合理布局水电项目，不仅有效调蓄水资源、减缓洪涝风险，也为沿岸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电力和防洪示范。2023年9月，中国主动向湄公河委员会（MRC）提供运行数据，虽被西方媒体抹黑“履约不足”，却彰显出负责任大国在跨境河流治理中的透明姿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在我国支持下推动的富南—德高运河项目，拟将洞里萨湖的水引入湄公河主流。该工程遵循1995年《湄公河协议》，并在2025年4月与中方企业签署合资协议，合资比例接近五五开，体现出合作共赢的投资模式。然而，相关举动却被西方舆论指责为“侵占”洞里萨湖水域，并且越南与MRC也要求更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估，但各方也不得不承认区域互联互通与防洪排涝的现实需求。

在南亚，我国批准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同样遭到印度安全议程的过度解读。该项目装机规模约7000万千瓦，相当于“再造3个三峡”；一旦完工，将为地区乃至东南亚的清洁能源转型作出重大贡献。印度方面多次通过正式外交照会索求“下游国家安全”承诺，其“议程陷阱”意在以水安全名义牵制项目。但包括其国内的理性评论指出，正确做法应是建立联合运行机制，实现发电与灌溉需求的平衡，而非简单标签化的政治炒作。

非洲的水电外交也呈现相似图景。埃塞俄比亚在建设复兴大坝（GERD）过程中，多次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蓄水，引发埃及“将水武器化”的指责。苏丹、约旦和叙利亚等邻国亦曾控诉对手在战时操纵河流水量以谋取战略优势。这些矛盾尚未彻底化解，但提醒各方：联合管理或可将水电利益共享，为下游国家提供电力或收益分成，从而换取稳定的水量释放。

事实上，从老挝赛亚布里到衣索匹亚GERD，乃至亚洲许多水电工程，都早已启动跨境联合研究或调度演练。2024年，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同意共同评估大坝运行方案，开创了东南亚“公海式”水利合作先例。这充分证明，只要摆脱西方“水危机论”桎梏，构建基于相互尊重的多边机制，水利项目完全能够成为地区团结与共同繁荣的催化剂。

如今，水利基础设施已不再是单纯的能源项目，而是国家战略、发展合作与外交筹码的交汇点，关于“水坝军备竞赛”的炒作也越发频繁。一方面，西方国家时常打着“环保”“透明”的旗号，借开发贷款干涉他国内政，却在自身境内水利老旧、基础设施失修时束手无策。另一方案，我国长期以务实合作与技术输出，为合作伙伴提供了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未来，各国是选择竞争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的立场，将决定全球水利治理走向新格局。

经过四年筹备，中国政府正式核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全球最大水电站的工程。该电站年发电量预计将超过三峡水电站三倍，落差达2000米，但也引发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关切。工程造价预计高于三峡大坝，总投资或超2542亿元人民币（图源：联合早报/新华社）

四、恶性循环：治理失败与“水战争”

在社会动荡或战争背景下，水资源短缺或管理不善常常引发暴力冲突。这类纷争并非源自国家间的条约争执，而是当“水资源”成为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时，就会被当作博弈筹码，最终落入“缺水/无水-冲突-治理失败-缺水/无水”的恶性循环。

加沙地带便是典型案例。2023年以巴冲突前，该地区的水利与污水处理体系本就非常脆弱；全面轰炸后，水井、管道和净水厂几近毁灭。援助机构警告，在隧道里灌入海水的举动“破坏了加沙基本的生存条件”，有专家甚至将其称为“水战争”行为。2023年，全领土内数十起针对巴勒斯坦供水设施的破坏或污染事件，占全球此类暴力事件的近四分之一。这些刻意限制对方饮水的做法，已脱离地方冲突，而具备了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味。许多分析指出，切断或剥夺人们获取安全饮用水的途径，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已构成战争罪。

挑战并不限于战区。2023年，印度南部干旱加剧，泰米尔纳德邦与卡纳塔克邦的农民因卡威里河水权爆发激烈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警察甚至向示威村民发射催泪瓦斯。此类纠纷往往还夹杂着历史恩怨与族群矛盾，水量之争成了区域情结的导火索。

拉美地区也不平静。该地区在2023年因干旱引发的抗议激增三倍，例如哥伦比亚因矿业污染水源停供一周，居民愤而上街，与警方爆发冲突。即便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科罗拉多河因干旱削减配额时，农民间也会爆发争执，若没有现行国际协定或将造成更大规模的对抗。今年美墨水资源争端持续升级，3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墨西哥关于科罗拉多河输水特殊通道的请求，4月特朗普更是指责墨西哥违反1944年“分水条约”，威胁制裁与加征关税。

这些案例的解决之道都扑朔迷离：当治理失效、执行能力薄弱，水危机也更容易演变成冲突，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英国《卫报》指出，这些事件也反映了“国际法执行与遵守的失败、普及安全饮水的失败，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日益严峻威胁”。此外，水问题从来无法与社会不满割裂：干旱、贫富差距与政治博弈相互交织，形成不安定的混合体。唯有依靠完善的法律条约、可靠的基础设施，以及公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在下一次危机来临前，避免水变为冲突的导火索。

加沙地区95%人口缺乏洁净饮用水，污染水源和盐化地下水正在引发严重健康危机。联合国警告称，脱水可能导致儿童死亡。由于以色列对水电供应的限制，水资源日益稀缺，人们排队取水的场景已随处可见（图源：The Guardian）

五、危机本质：“真匮乏”还是“坏制度”？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断争论：我们面对的是“真缺水”，还是管理与分配的失灵？数据显示，全球真正的水资源稀缺多集中于局部地区。虽然地球水量宏大，但可直接利用的淡水仅占约0.5%，却足以满足人类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合理使用。联合国估计，已有22亿人（约占全球人口27%）缺乏安全的家庭饮用水；每年更有20亿至30亿人在至少一个月内经历用水短缺。这些数字表明，问题不在于“地球不够水”，而在于不平等的获取和薄弱的基础设施。

耕作用水浪费尤为严重：全球约72%的淡水用于农业（灌溉和畜牧），其中大量通过蒸发和低效渠道流失；工业与居民用水仅占16%和12%。城市管网老化漏损，同样耗费巨量水源。南非开普敦在2018年濒临“零日”（zero day）危机，幸赖全民节水运动、大规模管网修复和新建地下水与再生水设施才得以缓解。高压管理系统在高峰期每天为城市节约约7000万升用水，数十亿兰特的投入也扭转了干旱险情。这也证明，“缺水”有时也能逼出一场技术和投资的“填坑”运动。

然而，在水资源问题上更多是政策失灵导致的“雪上加霜”。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水处理与蓄水基础设施上投入不足。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仅27%的工业废水和44%的生活污水得到安全处理；72%的河流生态质量未达标。跨境水体的治理更显捉襟见肘：截至2025年，153个共享水体的国家中，仅43国签署了全面运作协议；全球468个跨界含水层中，仅6个由所有沿岸国共同管理。这背后折射的是治理赤字：过时的法规、腐败与城市蔓延，往往比气候波动更早更剧烈地“掏空”水源。联合国模型估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每年需超过1万亿美元的投入。忽视这一缺口，正是“缺水”的根源。

当然，也有成功范例值得借鉴。以色列虽处干旱区，却将近九成城市污水再利用于农业；阿联酋大部分生活用水来源于海水淡化和处理回用；新加坡的“再生水”项目几乎涵盖全部用水，并培育出出口技术产业。即便在大国中，城市也在创新：我国全面推广用水定额与智能表计以遏制地下水超采；墨西哥城逐步取消补贴，引入市场化定价以抑制浪费。由此可见，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水龙头会不会干涸”，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管网、设施与用水权上进行公平而必要的投资。正如联合国报告所言：“水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唯有携手，才能公平分配、可持续管理。”

美墨边境地区以干旱为主，主要依赖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等跨境水体供水，但两者均属全球最紧张水系。科罗拉多河服务超过4400万人，但仅10%流量到达墨西哥，其河水常在沙漠中干涸；格兰德河为约1500万人供水，形成长达2000公里的边界线。除地表水外，至少28个跨境含水层也提供水源，已知许多被过度开采和污染。地下水日益成为主要水源，支撑农业和制造业，同时也是3000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饮用水来源。未来30年，区域人口可能翻倍，城市和工业用水将显著上升。而气候变化带来雪融减少、蒸发上升及降水模式不稳定，使水资源进一步承压 （来源：Texas A&M University）

六、多极世界秩序，从水治理开始？

展望未来，水资源议题将深刻影响多极化格局。在不再由单一霸主主导的时代，“水利外交”更可能融入各大阵营的战略蓝图。我国凭借雄厚的工程实力和资金优势，已在亚洲、非洲积极布局水务投资，其在老挝的水电站、埃塞俄比亚的水坝以及巴基斯坦的水利互联项目，都兼具地缘政治与发展意义。

相对而言，美欧则更强调治理框架与生态保护，试图资助刚果流域水电研究或中亚新水库建设，但囿于财政危机却更多流于口号。印度、土耳其等中等强国则依托自身水源和大坝项目，扩大周边影响。

这种权力扩散一方面催生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如资助充裕湄公河委员会），另一方面却也埋下重叠冲突的隐忧，在这个“传统行业”里各方标准和条件往往难以完全对接。

气候变化是这一新局的背景主旋律。喜马拉雅、安第斯、阿尔卑斯冰川的融化，让高山径流难以长期依赖；未来的水安全更加仰仗流域管理、节水技术与调蓄工程，而非单纯的自然地理。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剧了农业灌溉和城市降温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却令部分河流径流量持续下滑。水资源谈判中，“气候模型”和“风险情景”正成为标配。以最先启动的尼罗河流域倡议为例，各方已开始修订条款，以纳入最严峻的干旱预测。卫星监测与区块链水权交易等新工具，也可能进入外交谈判手册。但根本挑战依旧是政治层面：资源分配不均、利益诉求互疑，如何在不信任中达成公平共享，仍需各国共同探索。

值得庆幸的是，全球治理规范与多边论坛正在演进。2023年纽约“世界水大会”明确呼吁建立与气候治理相当的国际水务机制；1997年《跨界水资源公约》虽已有 53 国批准，却仍未普遍遵守，其“公平合理利用”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若能更多国家加入，或可成为新版条约的基石。

此外，学界和实务界纷纷倡议“以水促和平”，并通过河流流域组织构建信任。实际可行的步骤包括：扩大数据共享（如湄公河流域）、共同投融资区域项目（如尼罗河水电网按份分电）、或由非洲联盟、东盟等区域组织斡旋调解。任何可行框架都须兼顾“水的短缺”与“局部富余”：既要允许发电和灌溉开发，也要设定补偿机制或最低生态流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死板的“绝不让步”束缚灵活性，而妥协与互惠才能维持长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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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水资源虽不至于直接引发世界大战，但必将在大国博弈与联盟构建中扮演关键角色。各国将以“水安全”为本国民众和邻国的承诺重点，农业出口、能源规划、乃至军事后勤均需考虑水文因素。若对抗加剧，或将出现新的“水权集团”——如印孟联手对抗上游水坝，或尼罗流域国家共同向外部投资者争取更有利条款。跨洲界的水务议题也将浮出水面，例如冰山运输、船运淡水等古老设想正在复苏，引发主权与归属的新讨论。如今的大国谈判桌上，“水外交”已与气候峰会、援助贷款联动，将继续塑造21世纪的国际秩序。

“水是生命之源”，而跨国水资源治理模式必将影响着未来世界秩序的样貌。妥善治理，水资源可成为合作纽带，拓展更广泛的经济与文化往来；若对抗升级，河流冲突则会加剧分裂，将区域热点拖入更大格局。在多极时代，构建韧性强、包容广的国际水治理，非小事，而是战略必答题。

■ 北京对话 Beijing Club

参考资料：

[1] Cristóbal José Domingo Sola, “Crisis hídrica en Mendoza. ¡Manos a la obra mendocinos!”, Los Andes, 2023-04-06

[2] David Michel, “What Causes Water Conflic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24-11-0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causes-water-conflict

[3] David Ubilava, Climate, Crops, and Postharvest Conflict, arXiv, 2023-11-27

[4] Eduardo Comellas (INA), “Crisis hídrica: en Mendoza se desperdicia el 60% del agua”, Los Andes, 202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