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韦东奕爆火是造神的公知，自己又是什么?

文 | 飞剑客

　　最近，青年学者韦东奕开通短视频账号，一条仅4秒的自我介绍视频——“大家好，我是韦东奕”——在3小时内点燃了百万关注。几日之内，粉丝数如野火燎原般突破两千万大关。这极简至极的信息与其网络标签“韦神”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精准触发了平台算法的核心逻辑。正值高考临近的巨大流量洪峰，“韦神”之名被汹涌的信息浪潮迅疾推送至全民视野。

　　在大众文化中，“天才”常被塑造成行为古怪、不谙世事、沉浸于自我世界的形象。这种现象绝非单一文化特例——无论是中国、欧美还是日本，大众文化都偏爱这种设定。从媒体将爱因斯坦刻画为“头发蓬乱、行为古怪”的原型，到各国影视文学中层出不穷的奇特天才（如侦探、黑客、哲学家），从《美丽心灵》中的纳什到《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再到日本动漫里的千空（《Dr.STONE》）或L（《死亡笔记》），以及欧美传记电影中的霍金和图灵——这些例子无不印证，对“奇才”的猎奇是消费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对“异常”的关注、对角色化形象的塑造与消费，是现代大众文化工业的成熟运作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这场由公众自发推动的关注度井喷，其原点并非流量布局。正如韦东奕所述，其开通账号的本意纯粹是为了“去伪存真”，旨在对抗网络上大量恶意剪辑其言论和冒名账号的乱象，期望通过这个可控、官方的渠道，真实地分享数学知识。其初心在于“沟通”而非“变现”。

　　公众的热情响应，在回应了他寻求真实表达的渴望之外，也被卷入了更宏大、也更无意识的现代文化叙事之中——那便是我们对“奇才”符号永不枯竭的好奇心消费。

　　当公众的赞叹如潮水般涌向韦东奕，另一种声音也随之而起，过去总有人说”科学家无人问津，戏子家事天下知“，现在韦东奕关注爆火，又开始出现反思党，科学家被冷落时批判“戏子当道”，科学家（广义的）受关注时又批判“造神”，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当学者的热度以如此极端（算法驱动的短期爆发）的形式出现时，这种巨大的对比本身就会刺激部分人敏感的神经，他们也可能将之前的不满情绪部分转移到对这种“爆火”形式的怀疑上。

　　再者除了短期的流量爆发和口号式的尊敬，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科学家得到稳定、持续且与其工作性质相符的尊重和支持，仍然是难题。

　　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篇某些知识掮客“虽迟必到”的反思文，海边的西塞罗（现在叫忘川边的但丁）写了《从过火的“韦神”热潮，看国人的“圣人崇拜”》，其认为“公众对韦东奕的围观，在膜拜、推崇的外表下，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径直溯源至孔子的“生而圩顶”或颜回的“箪食瓢饮”，甚至更突兀地把俄国东正教的“圣愚崇拜”都拎出来类比，将公众对韦东奕的关注和惊叹简化、等同、溯源到“圣人崇拜”或“圣愚崇拜”，不过是某种“前现代”遗毒的证明。

　　无独有偶，知乎上那位以“自由派”标榜、热衷辩经的林先生，也仿佛拿到了同一份“反思指南”，不约而同地将“圣愚”这顶帽子，扣在了韦东奕的关注者头上。看来，这个词俨然是他们这个小圈子心照不宣的“狗哨”，类似的狗哨比如酒桌文化是苏联人带来的——只要一吹响，同道中人心领神会，立刻脑补俄国人通过十月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

　　俄国东正教的“圣愚”（Юродивый， Holy Fool）是出于宗教献身目的，故意表现出疯狂、贫困、流浪、自虐以反衬世俗价值，挑战社会常规的神圣化人物。其宗教献身属性和韦东奕专注于数学探索（沉浸、专业性），无论从内核、动机、社会功能不同。这种类比非常生硬且缺乏基本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

　　非要强行类比的话，中国文化里最接近“圣愚”的是济公，看起来好像疯了吧唧的，实际上脑子里都是大智慧、大般若，只是世间的俗人看不穿罢了。

　　说实话韦神爆火，我看到很多网友说他“纯粹”，笔者也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这种“不在意”可能被视为一种超然，所谓的“心无旁骛”，道家推崇“见素抱朴”，儒家的“安贫乐道”，不事雕琢、保持本真被视为一种美德。

　　韦东奕的形象（朴素衣着、简单生活、沉浸学术）被不自觉地代入这种这个框架，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和“本真”，这是一种带有伦理判断的审美认同。在今天被很多人解读为对抗消费社会“精致焦虑”和“人设疲劳”的精神符号。这种重构本身依赖现代媒介，其运作逻辑完全是现代性的。

　　你可以不认同这一伦理观，但是用非理性来定性这一现象，这就是不带隐藏的东方主义。公众的审美、好奇心这些完全被抹杀了，还要生拉硬拽俄国人的“圣愚”，潜台词是，相当多的中国人（以及十月革命中的俄国人）是“不够现代”、不够理性的主体，需要启蒙者（如海边的西塞、林先生）来点醒。这极大地贬低了中国公众参与现代生活、进行复杂意义生产的能力。

　　它将对公众对数学家的大规模正面关注（这本身应是科学传播与社会进步的标志），曲解为一种“儒家前现代的、类宗教的狂热”，仿佛唯有按照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标准彻底“祛魅”后，这种关注才变得“文明”和“现代”，即只有他们定义的“尊重个体”方式才代表进步，而广大公众自发的、包含传统审美元素的心理反应则是落后的、需要被“启蒙”的原始素材。这种“反思”，将推动“现代性”的责任完全压在“不够现代”的大众肩上，巩固了西方作为现代性定义者和标准颁布者的地位。

　　说白了，来回就是“启蒙不足”、“启蒙失败”。但让他们失望的是，笔者倒是认为，我国的官方和公众在这一方面反倒是启蒙主义的，甚至比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普遍对于宏大叙事、科学的质疑），我国尚在启蒙主义的高峰阶段。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同时试图剥离科学中的神学、信仰、政治等“前现代”立场。然而牛顿的案例证明：科学动机与神学未必是那样泾渭分明的。牛顿研究力学不仅为探索自然规律，但就像韦斯特福《近代科学的建构》等科学史发现的，如果牛爵爷不是为了证明自然神论的“天上天下，唯耶和华独尊”的立场，未必会出现统一天上天下规律的“万有引力”。认为科学家就是万古一致的“科学共同体”中蹦出来的孙猴子，生来就会勤学好问和火眼金睛，澄清万里埃，就能无限推荐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典型立场。

　　在启蒙话语体系中，科学作为“进步”的象征，使科学家被塑造成推动人类解放的“先知”。中国“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家社会地位的提升，部分延续了这一逻辑——科学家不仅是技术提供者，更成为现代化合法性的符号。

　　中国民众对数学家科学家（如陈景润、袁隆平）的推崇，虽然在看起来沾点传统伦理和审美，但其内核是实为启蒙科学观的表达。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表现为以科学为价值尺度：无论是转基因还是人工智能等争议，常被简化为“科学与愚昧”的对决，科学结论被赋予道德正确性和权威性。

　　我们来看看一百年前启蒙主义高峰时期的西方，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本承诺繁荣与和平，却催生了大萧条，世界大战与生态灾难，鲍曼也洞察到了“科学方法和官僚体系”成为种族屠杀的完美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初衷本是为优化人类生活的各领域服务，之后用于战争，如今却在现实中演变为算法体系和走向赛博朋克的远景。这无疑也是对理性科学追求本身的一种分裂。而后现代理论虽持相对主义立场，也往往仅聚焦于复杂社会的单一片面。它们都未能导向真正的人类福祉。

　　西方将其发展路径塑造成现代化的“唯一范本”，成功掩盖了其依赖殖民掠夺起家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此持有独断倾向，或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现代性信仰”。

　　他们认为当下的社会只是“现代性未完成”的状态，因而在诸多层面批评现代性本身是徒劳的。无论是本土与全球市场深度融合下特定的阶级关系，性别议题的国际化接轨，以及所谓的不平衡理论这种对当前现代性模式的揭露——如果忽视这些矛盾，他们那种断言“中国不存在现代性”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独断论。

　　当前许多自由主义的批判呈现某种“自我取消”的特性：看似对某些政治现状或民族主义表达着激烈的应激反应，但其核心叙事——通过对（本国的）“现代性欠缺”之否定，来达成对（西方的）“现代性实现”、“文明”之肯定——

　　这最终仍落入了对全球资本主义合理性的背书，别说无法构成体系性的改变力量，甚至在当局视角下也显得保守乃至构成阻。这些群体在舆论上的“团建”，恰恰是建立在本土深度参与的全球市场规则、劳工境遇与剥夺性积累等现代资本主义普遍运作机制的刻意忽视之上。

　　比如指责胖东来“爹味”这个事情，笔者在《你不能只在你过得不好时才想起你爹》提到：

　　胖东来这种企业/组织领导基本都是高度个人魅力型的领袖/老板，企业/组织文化或多或少是以家长制伦理为核心——但你别急，不要看到家长就想到封建落后压制自由个性之类，而我们的媒体恰好这样一看到白胳膊就想到大腿（鲁迅语），就好像不要冷战战败后一看到“现代”、“现代性”就恨不得跪下去磕头，一看到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就破防了一样。

　　需要澄清的这里的“家长制”并不等同于封建落后，而是企业对员工私人利益的高度关切。一个人无法既要求公私领域界限绝对分明、权利清晰（这是现代个体主义的经典诉求），同时又期望在充满风险的经济领域中，个人的生存和利益能被一个外部力量（组织、企业、国家）像“家长”般关爱与保护。这种关爱式责任，恰恰是现代福利国家内在逻辑的重要体现之一。胖东来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对现代性自身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与资本的紧张关系（剥削）——的一种积极回应和改良，而非“前现代的东西”。

　　类似模式在学术上被称为“国企法人社会”，可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企或东欧国有制社区。这些组织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更承担着员工生活、再生产的维护和兜底的功能。这本身就是现代性在社会组织层面的一种展现形态。

　　作为本土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承担者，我们应当直面这些已然涌现的实践形态——即使它可能并不符合某种理想化的普遍期待。这些实践作为现实的存在，已经深刻塑造了当代的系统环境、个体身份认同，并为未来提供了若干可能的路径方向。关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审视、分析与优化。

　　最后回到韦东奕被广泛关注的话题上来。笔者还注意到一篇部分现代青年及其不满的抽象文章《韦东奕爆火：“苦难崇拜”在我国颇有市场》，其中最高赞的评论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这类评论比较片面，却在相当一部分现代青年中引发了共鸣，至少，它捕捉到了现代性深层结构的某种社会心理投射：在工具理性主宰、竞争焦虑弥漫、生活复杂性令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背景下，韦东奕的形象被部分家长群体符号化了。他成为了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完美运行模型”——

　　其表征的价值，正是“效率极致化”、“成本最小化”、“结果最优化”、“过程可控化”等现代性核心诉求的极端化身。因此，承认、面对这种根植于现代性自身的内生性矛盾带给当下青年的焦虑，并着手解决，显得愈发迫切和必要。

　　韦东奕引发的喧嚣，终会随算法退潮。韦东奕会回归热爱的方程式，而喧嚣淀为时代情绪的注脚。舆论需要的，绝非否定公众热情、贬斥其为“愚昧”的所谓启蒙，而是要正视和接纳这股社会能量，探索一条能兼顾个体尊严与结构关怀、让纯粹热爱不被“最优化”机器碾压，属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