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阐释中美关系，不能套“权力转移论”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一位多年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著名旅美学者，6月2日在北京就“中美博弈与台湾问题”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演讲。应该肯定的是，作为常年奔波于大洋两岸的资深中美关系专家，演讲者无疑敏锐地观察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今中美关系的新态势，并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美国问题根源之所在，但是明显套用“权力转移论”，并不能准确阐释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全貌与走向，鉴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转移论”在国内外学界的盛行，笔者特提出如下分析意见。

演讲者提出，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有四个“不会停止”，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不会停止，跨太平洋的权力转移进程不会停止，美国两党维护美国全球地位和地区主导权的努力不会停止，中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会停止。当前中美博弈不仅是传统大国权力转移问题的延续，更叠加了制度竞争、技术封锁与舆论战等多重维度。美国正面临政党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加剧、治理能力不足、经济问题突出等严峻挑战，甚至出现“麦卡锡主义”回潮，对美国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形象造成深刻影响，但美国仍在高科技创新及其军事转化能力、全球联盟体系、软实力以及自我纠错能力等方面拥有优势。中国崛起展现出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制度性自信”外溢更令美国紧张，并试图通过制度联盟将中国排除在高端治理结构之外。

其实在笔者看来，首先，上述“四个不会停止”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就中国而言，发展崛起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就美方来讲，仍试图继续称霸世界的难改本性，中美关系发展演变将由此不仅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而且时常体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其次，中美关系并非传统大国权力转移问题，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更不是为了实现跨太平洋的权力转移进程；第三，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外溢”的紧张，是美国自身的战略心态问题，目前及未来其“软实力”优势无疑已大打折扣。

笔者在此不得不对所谓的“权力转移论”进行一些剖析。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内容。一些学者认为，权力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决定因素，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围绕“权力”，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权力转移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权力转移理论是一个国际关系中关于战争的周期性的理论。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
Kenneth Organski）于1958年在其所著《世界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1980年他和古格勒教授（Jacek
Kugler）合著的《战争总账》（War Ledger）一书算是该理论之完整建构。

在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看来，国际体系并非静态，而是随着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则该大国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崛起国为获得霸权而不断积聚能量，霸权国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这种霸权地位。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斗争而展开，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会受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保障，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标志。因此，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霸权国与挑战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崛起国和霸权国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当崛起国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已慢慢发展成一项“科学研究项目”，权力转移理论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显学”，但该理论明显存有不足之处。

国内学界也流行这样的观点：“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必然意味着中国权力地位的不断提升甚至最终取得国际领导地位，这也必然导致中国与当今世界主导国美国间发生权力转移。为此，学界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框架，精确评估中美权力转移的现状、准确认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并合理提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举措。具体而言，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提出的测量国家间权力转移阶段的指标和方法，结合中美两国具体的权力对比状况，清晰地描绘中美权力对比的现状和趋势；在借鉴权力转移理论评估国家对国际秩序满意度的指标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公正地阐述中国对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清醒地认识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并重视大国间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贡献出“中国智慧”
。

2024年国内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就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战略克制与权力和平转移之间的关系。认为权力的和平转移，要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同时采取战略克制。

毋庸置疑，“大国博弈贯穿于过去几百年间世界现代化的全过程，是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现象”，“大国博弈总是带来大规模的国际权力转移以及现代国家形态、现代国际秩序的持续演进，并展现出全面性、激烈性、长期性、必然性、变革性、局限性和统一性等特征，这是过去几百年大国博弈史的基本规律。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相互之间实力对比变化，催生出新一轮全面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并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

但是，国际上存在着关于未来中国大战略的所谓“谋霸论”与“取代论”
，不仅怀疑中国试图在亚洲建立霸权，利用自身优势谋求成为新的地区霸权，而且断定中国将最终取代美国。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实施一项秘而不宣的“百年马拉松战略”，希望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导，为此中国一直通过各种谋略迷惑美国使其放松警惕。如今中国已积累雄厚实力，有能力在经济、科技、政治、地缘、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

这种忧虑和质疑，在当前西方战略界和舆论界比较流行，由此勾勒出一个极具扩张性和破坏性的新时代的中国大战略与中国形象。这些观点显然失之偏颇。热衷于用西方现实主义的理论去揣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西方长期秉持的霸权政治与零和竞争的分析框架，严重扭曲了对华战略判断。事实上，对中国而言，绝不可能重蹈其他崛起大国的覆辙，是绝对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的。

尽管美国和西方少数人总认为中国在挑战美国，但中国的关注点在于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秩序重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和平、普惠、公平的方向发展。反霸而不争霸，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原则，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反霸权，邓小平表明中国要“永不称霸”。今天，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体现了中国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决心。

笔者近年来一直呼吁，在研究中要破除西方鼓噪传统强权政治理论的两大论调：一是“国强必霸论”，一是“权力转移论”。

长期以来，“霸权”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命题，大国被认为是那些在国际体系中权力资源具显著优势的国家，国强必霸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被西方视为普世法则。这种观点认为，大国必战、国强必霸是历史兴衰的规律，是普世的法则，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在这种论调看来，当一个国家强大之后，其各种诉求也必然随之增多，并通过对外行使霸权来获取超额利益。对中国来讲会首先在周边接着在全球“秀肌肉”，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乃至中国国际环境的持续恶化就成为必然。目前在学界仍颇有影响的“权力转移论”认为，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大国权力不断转移更替的历史。源自西方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认为大国之间能力的再分配常常是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引发大国战争的重要因素。不少西方学者因此断言所谓“中国的非和平崛起”。事实上，中国作为大国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国，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国强必霸并不是中国的战略思维，“强而不霸”则是中国对霸权逻辑的超越，中国外交根本上具有和平的属性。这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并不构成世界的威胁，中国对周边实施亲诚惠容的外交、努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必然选择。中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同周边各国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

鉴于目前国内外学界存在的受制于西方既定概念、理论、学术范式的痕迹仍较明显，尤其是受大国竞争“权力转移论”学术话语影响较深，笔者呼吁国内学者在有关大国关系与中国国际环境的概念、理论及学术范式方面，尽快摆脱受制于西方的局面，既不完全按照传统西方学者标准来界定大国竞争状态，更不以西方“国强必霸论”与“权力转移论”来阐释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在内的相关主题。

笔者近年反复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西方国关理论难以阐释”，多次呼吁“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应用”。我们将努力通过研究，重新构建阐释中国国际环境新趋势及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有关大国关系与中国国际环境的概念、理论及学术范式方面，尽快摆脱受制于西方的局面，既不完全按照传统西方学者的标准来界定大国竞争状态，更不以西方“国强必霸论”与“权力转移论”来阐释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在内的相关主题。要超越西方理论的束缚与影响，建构自主的理论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以更深入地阐述大国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以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知识宝库，尝试从学术上打破西方在过去确立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范式，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当前“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仍旧影响着文明话语表达的背景下，西方所谓的“中国中心论”说也值得警惕。破解“西方中心论”，不是主张““中国例外论”，更不是推动“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上，将“中国中心论”演变为新版本“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值得警惕。总之，我们要避免循着零和博弈的思维惯性，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泥潭，偏离我国根本的战略目标。

（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与内容源自笔者本月即将出版的两部学术著作《大战略：把脉破局》《新棋局：变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