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军在国民党军中是个怎样的存在

一、杂牌军是啥意思

所谓杂牌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像说某人是亲儿子还是干儿子，得看相对于哪个爹一样。在民国军史中所说的杂牌军，是相对蒋介石中央军而言，系指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非蒋嫡系的军队。

有人说杂牌军仅指很弱小的军系，不包括像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新桂系这样的大的军系，有一定道理。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只要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甭管大小，都是杂牌。

杂牌军最大的特点是独立建军，自主发展。在这些军队中，蒋记中央的军令、政令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贯彻，甚至根本无法贯彻。

举个例子，蒋中央若想龙云的38军和和胡若愚的39军换防，能行吗？不行。别说一个军了，就是一个营，他也未必调得动。

再举个例子，蒋中央若想给傅作义的35军调换一个师长，能行吗？不行。别说调换一个师长，就是一个连长，他也未必动得了。

杂牌军多数割据一方，少数虽没有了地盘，但都有自己独立的人事系统，特别是干部体制。可以任意的征兵、征税、增加编制、扩大兵额，可以任意干涉地方民政和发动战争，形成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怪象，像极了东周和三国时期王侯遍地、群雄争霸的情况。

说到征税，以四川为例，因为常年内战，到了二刘大战前后那几年，四川的军费支出都在全部支出的70%以上，甚至出现一年的军费支出超出全年总收入的情况。各防区征税，都有预征，预征三十年五十年是常态，川北刘存厚的辖区，1930年代，征税征到了21世纪。蒋政权管得了吗？管不了。

至于民政，在晋绥军控制的山西、新桂军控制的广西等省，省内民政全由阎锡山、李宗仁说了算，蒋政权连一个县长甚至乡长怕也是不能任免的。

说到随意编制，比如四川刘文辉24军，军下曾一度编有11个师；比如西北马仲英36师，师下曾一度编有11个旅；比如福建陈国辉第1混成旅，最盛时一个旅有兵1.5万多。国民党军中，你啥时见过这样的编制。可他就这么编了，你拿他怎么办？

国民党军的炮兵营，编制火炮12门，可川军刘湘所部，一个炮兵营曾编有八二迫击炮近60门；国民党军的机枪连，编制重机枪4挺，可晋绥军阎锡山所部，一个机枪连曾编有重机枪27挺；国民党军的骑兵连，编制兵马120左右，可青马军马步芳所部，一个骑兵连曾编有兵马400多。管你国民政府编制怎样，就这么任性。

这是编得多的，还有编得少的，一个步兵师700多人、一个炮兵营4门火炮、一个军团只有4个团的情况也不鲜见。一部民国军史，杂牌军不守国民党军规矩的奇葩之事多了去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就以曾是委员长御林军的三个师为例，按戴笠1943年给蒋写的密报，各师虽自报都是“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为啥虚报？吃空额呗。在这方面，中央军还不如某些杂牌军。

二、杂牌军是怎样产生的

国民党军的建军，不是采取细胞增殖的方式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大量收编的方式骤然扩充起来的。来看一看北伐开始时8个军的前身：

第一军是由黄埔教导团扩建的党军。

第二军是流亡到广东投靠孙中山的谭延闿部湘军。

第三军是驻粤滇军余部。

第四军是原邓铿所部粤军第一师。

第五军是绿林好汉李福林部福军。

第六军是以湘军程潜所部为主又加盟了其他杂军的建国攻鄂军。

第七军是李、黄、白所部新桂军。

第八军是原赵恒惕所部湘军第四师。

从这最初8个军的组成，就可看出它只是一个同盟军性质的军队，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又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大量加盟或收编，短短两三年内几十上百倍地膨胀，到二次北伐时，曾达到上百个军之多。

这上百个军，分属几十个山头，也就是几十个军系。因为是相对于后来执掌国民党军虎符的蒋介石而言，故而第一军以及由第一军繁殖扩大的部队就是嫡系，其他众多军系及其繁殖的军队，便都是本文所指的杂牌军了。只是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还不巩固，还不流行杂牌军的叫法。

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红色割据时期，也存在着大小不同的多个山头。但与国民党军不同的是，中共军队有着坚定的政治方向，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有着强有力的思想武装。全面抗战爆发，红色割据状态结束，原属各不同的支流能够很快汇成一股汹涌的铁流，有如涅槃重生般，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有机体，没有嫡庶之分。

国民党军有过多次整编，也是想通过整编来使杂牌军中央军化，但因为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装，又不能像中共军队那样给予脱胎换骨的改造，因而每一次的整编不过就是一个物理的拼凑而已，往往一个军甚至一个师内，就存在着不同的几个军系，因而嫡庶始终存在。

三、杂牌军知多少

国民党军的杂牌军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个动态值，一直在变动中，这里只能选几个不同历史阶段来说。

1933～1935年的统计，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编制的有171个师和40个独立旅。这其中，纯粹由黄埔系第一军发展起来的嫡系中央军仅27个师又5个旅，其他就全是杂牌军。

细分的话，已经依附于蒋记中央军，但尚未被改造，军令勉强可以贯彻，军政尚不能贯彻的，可视作中央军旁系，或称作半中央化的杂牌军，有42个师又10个旅。分别是：

湘军13个师；

黔军5个师又2个旅；

川军4个师又2个旅；

滇军3个师；

粤军2个师；

鄂军2个师又4个旅；

福建土著2个师；

原五省联军7个师又1个旅；

原直鲁联军4个师又1个旅。

军令、军政都难以贯彻，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建军发展路线的杂牌军，有87个师又26个旅。分别是：

东北军25个师又3个旅；

西北军14个师又7个旅；

晋绥军11个师又7个旅；

陕军8个师；

马家军7个师又2个旅；

原国民三军1个师；

孙殿英部队4个师；

镇嵩军2个师；

商震部队3个师；

方振武部队1个师又1个旅；

河南土著4个师；

旧直军1个师又1个旅；

旧奉军1个师；

甘肃土著2个师又2个旅；

察哈尔土著1个师又2个旅；

湘西土著1个师；

新疆土著1个师；

刘桂堂土匪部队1个旅。

以上还只是南京国民政府明令颁布的番号，此外，尚有同样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南京政权却完全不能插手，独立王国一般存在的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部队，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滇军龙云的部队，川军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的部队，黔军王家烈、毛光翔的部队等等，还不在其列。这部分军队，数量相当庞大，当然也全属杂牌军。

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1月，国民党军共有104个军、5个骑兵军、228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我们以师为单位进行统计，则总共240个师中，中央军有43个师，杂牌军有197个师，中央军占比18%，杂牌军占到82%。

利用抗战尽可能地消耗杂牌军，是蒋介石集团的拿手好戏。由于日寇的入侵，许多杂牌军没了地盘，也加速了灭亡和中央军化。到了1945年1月，在全部国民党军的324个师中，中央军143个，杂牌军181个。中央军占比达到44%，杂牌军降低到了56%。

抗战胜利后，通过不断的消耗和兼并，为数不少的杂牌军，包括“追剿”红军时曾经很是卖力而且十分强大的唐生智、何键、刘建绪系湘军，还有在抗战初期曾有突出表现的陈济棠、余汉谋系粤军，要么在战争中消亡，要么被彻底中央军化，此时已不复以一个独立军系存在了。但一直到大陆解放，东北军、西北军、晋军、桂军、滇军、川军、马家军等，却仍然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建军独立性，一直与蒋记中央军并存。1949年败亡前夕，国民党军总共84个军中（这一年军队番号动态感太强，只能截取崩溃前较稳定时的序列），仍有没有被完全中央化的杂牌军29个，其中：

桂军、晋绥军各有6个；

西北军、川军各有3个；

东北军、宁马军、河南土著各有2个；

镇嵩军、陕军、国民三军、滇军、青马军各有1个。

由上可见，这时国民党军中的中央军已经是多数，但杂牌军仍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以上数据，未必准确，有些军系的中央化也很难找到一个时间节点，只是表个大概。)

四、杂牌军与新军阀混战

国民党军没法像我人民军队那样用坚强有力的思想武装来统一全军，而是想用更换各级骨干的方式来达成对杂牌军的中央军化。一些小而弱的杂牌军也的确被中央军吞并和彻底改造，比如曹万顺的11师、刘珍年的21师、郭汝栋的26师、谢彬的85师等，就是如此变成了中央军的。

但太多太快的吞并就不行了呀。就跟吃饭一样，一下子吃得太多太急了，消化起来就成问题，就会闹肚子。蒋介石黄埔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将几十倍于已的军队收归旗下，不闹肚子才怪，何况蒋记国民党军的消化系统本来就不好呢。

因为来不及消化，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就不仅仅是庙堂上纠纷不已，而是动不动就原野间兵戈相见。从北伐完成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小的不说了，就说大的，蒋唐之战、蒋冯之战、蒋张之战、蒋桂之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等等等等，打个没完没了，杀得昏天黑地。

国民党军以蒋介石为总头，所以其嫡系部队称中央军。国民党修的历史上，将蒋系中央军与其他新军阀的混战称作“讨逆”或“平乱”，实际上蒋介石也同样就是一个军阀，不过就是把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权而已，其治军、理政，仍然是玩权术，分嫡庶，厚此薄彼，搞小圈子，还是封建军阀那一套。总之从哪里看，都不像一个大军统帅，跟同是军阀的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比，他很多方面还不如。跟他的共产党对手毛泽东比，就更不在一个档次。说件小事，就说这贴身警卫的选用，蒋介石的贴身警卫，是非浙江人不用，可你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几个贴身警卫，有没有地域的苛求。从这一小事上，就看出二人格局有怎样的差距了。

一个稍有威信的中央政府，对于属下的军队，就是这个连和那个连徒手打群架，也是不能被允许的，但在蒋介石这个国民政府属下的军队中，岂止是连与连之间的徒手打群架呀！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山东韩刘之战、河北讨石之战、四川上下川东之战、前后顺庆之战、二刘之战、云南龙胡之战、贵州周李之战、王毛之战、王犹之战、西北的四马拒孙之战、盛马之战、西南的唐桂之战、粤桂之战、湘桂之战、滇桂之战等等，动辄就是十几万几十万的混战，干戈遍地，杀人盈野，就从没消停过。

同擎一面旗帜，同穿一式军服的军队内部，在短短十年之间爆发这么多的战争，历史上大概只有五胡十六国能与之相比，给民生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了。

五、杂牌军与国民党军的灭亡

从北伐完成甚至还没有完成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在大陆彻底失败，老蒋想的就是如何在对内对外战争中消耗和吞并杂牌军，杂牌军们想的则是如何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尽量地保存实力，避免被消耗被吞并。一边在对敌作战，一边又在暗中斗法，想让同一阵营中的各军很好地协同，自然是难上加难。

武汉会战中石门山、鹅公寨失陷后，先是黔军何知重部86军怕受敌包围不待命令便自行撤退，致其友邻西北军刘汝明部68军侧方突出。刘同样怕受敌包围，也不待命令便自行撤退，终导致战局的全面崩溃。

为什么何知重、刘汝明等不待命令便私自撤退？一方面是战术修养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担心消耗自己的实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有枪杆子在手，擅自撤退蒋介石也不敢把你怎么样，而一旦拚光了，那时他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了。

其实，为保存实力而自行撤退还不算最坏的，华北、华中敌后，众多不谙大义的杂牌军，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荣子恒等，因为没有退路，在要么拚光、要么投敌的两难中选择了投敌，还有许多杂牌军，赵云祥、张昌德等，因抗拒被吞并选择了投敌，才是国民党军最大的流弊。抗战中，有那么多的杂牌军投敌，投敌者自然罪不容赦，作为国民党军首领的蒋介石也难辞其咎。

中央军有意在共同作战时消耗吞并杂牌军的惯伎，自以为做的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杂牌军既非善类，也十分的警觉，自然不会轻易吃亏上当。众所周知的国共摩擦之黄桥战役，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此役国民党军参战兵力达3万多人，而新四军不足7千人，为什么后者能大获全胜，除了陈粟战术运用得法，新四军将士效命，还有一点，即当中央军李守维、翁达等向新四军发动进攻时，杂牌军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甚至暗中给新四军提供帮助，也是一个原因。

杂牌军为什么暗中帮助新四军？因为江北这块地方，有新四军的存在，中央军还不会那么急着吞并他们，而一旦这个地区没有了新四军，他们将很快被中央军吃掉。

红军长征经过的多个省份的杂牌军，也同样怀着兔死狗烹的担心，所以他们暗中希望兔不死。兔不死，则狗不烹。这对于红军来说当然是有利的，对于蒋介石来说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中央军对杂牌军的歧视和压迫，还导致了蒋家王朝在解放战争中的加速崩溃。

在国共大决战前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占绝大多数的都是杂牌军。比如高树勋的邯郸起义、潘朔端的海城起义、孔从周的豫西北起义、胡景铎的横山起义、曾泽生的长春起义、王家善的营口起义、吴化文的济南起义等。

到大决战拉开，国民党军覆灭已成定局后，早已受够了中央军排挤压迫的杂牌军更是难以抵挡中共军事的政治的凌厉攻势，纷纷放下武器，甚至掉转枪口，比如何基沣、张克侠的贾汪起义、傅作义的和平改编，刘昌义的上海起义、左协中的陕北起义、卢汉的云南起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的川西起义、张轸的金口起义、马惇靖的宁夏起义、蒋云台的武都起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杂牌军的阵前倒戈，解放战争的代价可能会加大，新中国的诞生也可能会推迟。

老蒋最终玩输了，输的原因很多，在与杂牌军的斗法中，他玩弄杂牌军却反被杂牌军玩弄，肯定应该算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