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信任崩塌：为何选重罪犯却不选检察官？

美国民众信任崩塌：为何选重罪犯却不选检察官？

撰文：雅礼学人

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尽管左翼进行了所有事后分析，尽管右翼幸灾乐祸，但很少有人对 2024 年大选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会选择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而不是一名检察官？这是妥妥的黑色幽默，滑稽剧的编导也不敢这样编排！

这一结果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美国社会的舆论场，人们不禁纷纷追问：在法治健全的美国，为何会出现如此荒诞的局面？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信任的全面崩塌。

信任危机：从少数族裔到主流社会的蔓延

长久以来，美国少数族裔深受司法系统不公正对待的困扰。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不过是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在这起事件中，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行径令人发指，弗洛伊德被跪压颈部长达数分钟，最终在绝望中离世。他那一声声 “我无法呼吸” 的哀求，仿佛穿透屏幕，直击人们的心灵，成为了美国种族歧视与司法不公的标志性呐喊。这一事件的曝光，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声讨美国种族主义的浪潮，也让美国国内长期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彻底爆发。“取消警察资金” 的口号一时间响彻大街小巷，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呼吁，更是对司法系统根本性改革的强烈诉求，反映出少数族裔对现行司法体系深深的失望与愤怒。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族裔群体。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呼吁取消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资助，虽然其动机和目标与少数族裔的诉求大相径庭，但却意外地在对不受约束的执法权力的不满上，与少数族裔达成了一种奇特的 “共识”。这种左右翼在该问题上的共鸣，标志着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危机已如汹涌的潮水，突破了少数族裔群体的界限，迅速席卷了主流社会。美国民众，无论处于何种政治立场，都已普遍厌倦了执法权力被肆意行使的现状，对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

 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的报告，更是用数据直观地揭示了这一信任滑坡的严峻态势。在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公众对联邦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呈现出惊人的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75% 锐减至 2025 年的 43%，降幅高达 32%。其中，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下降尤为显著。政治极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民主党支持者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崩塌严重。多布斯案，即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成为了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多数美国人认为，法院在这一裁决中偏向了富人阶层，法官难以摆脱政治偏见的影响，无法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这一系列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不断削弱着美国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根基。

系统痼疾：信任崩塌的内在根源

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如今已近乎完全异化为一个 “辩诉交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检察官手中掌握着过大的权力，他们将量刑指南和强制性最低刑期当作大棒，无情地挥舞在被告头上。为了避免可能面临的更严厉刑罚，许多被告不得不被迫放弃宪法赋予自己的受审权利，无奈地选择认罪。这种扭曲的运作模式，导致了美国监禁率居高不下，冠压全球。每 10 万人中就有 655 人被监禁，这一数字与英国（140 人）、法国（75 人）等同类国家相比，简直高得离谱。但这绝非意味着美国社会比其他国家更危险，恰恰相反，这是美国司法系统运作严重扭曲所结出的恶果。

 毒品执法领域，清晰地展现出美国司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阶级与种族鸿沟。想象一下这样两个场景：一边是大学生在派对上吸毒，被发现后，通常仅仅面临校园行政处分，其学业和未来几乎不受太大影响；另一边，在贫困社区，个体因同样的吸毒行为，却可能被贴上毁灭性的犯罪记录标签，从此陷入 “罪犯” 的深渊，难以翻身。这种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美国，“罪犯” 与 “守法公民” 的界定，远非基于中立的标准，而是深受文化偏见、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社会经济地位（阶级主义）的严重侵蚀。法律，在不同阶层和种族面前，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公平与公正。

 此外，联邦和各州的法律繁杂如麻，数量众多且相互矛盾，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犹如置身于一个布满陷阱的迷宫，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刑律。而审前拘留体系更是极度不公，穷人由于无力支付保释金，只能无奈地被关押在看守所中。这一关押，往往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们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进而失去住所，生活陷入绝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了换取自由，不得不选择认罪。而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却可以轻松缴纳保释金，逍遥法外。这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在审判定罪之前，自由已经被明码标价，财富成为了决定自由与否的关键因素，司法公正的天平严重失衡。

检察官角色异化：失落的司法守门人

检察官，本应在司法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纠正警方错误、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力量，如同守护正义之门的忠诚卫士。然而，在美国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检察官由选举产生，这一制度安排使得他们深陷政治压力的漩涡之中。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他们往往将高定罪率和强硬姿态作为自己的政绩标签，而忽视了对每一个案件公正的追求。在这种政治导向下，检察官的行为逐渐偏离了其原本的使命，他们更像是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而非正义的守护者。

 更为严重的是，检察官在工作中即使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例如隐匿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极少受到实质性的惩罚。柯蒂斯・弗劳尔斯案，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弗劳尔斯因同一罪行，被同一位检察官六次审判。在前五次审判中，由于检察官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如系统性地排除黑人陪审员，导致定罪结果均被上级法院推翻。即便如此，这位检察官的不当行径虽然受到最高法院的严厉谴责，却依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行使权力。这一案件，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美国检察官权力不受制约的现状，成为了检察官权力滥用、侵蚀司法公正的生动教材，也极大地加剧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感。

重罪犯身份再定义：环境产物而非道德标签

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在押和曾监禁人口及其关联家庭网络。如此庞大的群体，使得 “重罪犯” 这一身份不再能够简单地被视为个人道德品格的终极否定。在当今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重罪犯” 身份的背后，往往是特定社会地位（如贫困、少数族裔）与险恶环境（如治安过度、法律陷阱、无效辩护）相互交织、任意组合的产物。当整个司法系统被广泛认为是腐败不公的时候，它所施加的 “罪犯” 标签的权威性和道德分量，在相当一部分选民心中便如同纸糊的城堡，轰然倒塌。选民们开始反思，那些被贴上 “重罪犯” 标签的人，或许并非完全是因为自身的过错，而是成为了不公正司法系统的牺牲品。

 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深陷合法性危机。从警察的暴力执法，到检察官的权力滥用，再到法官被质疑的公正性，以及整个司法制度设计的缺陷，美国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已经全面瓦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选民选择一名被司法系统（可能不公地）打上 “重罪犯” 烙印的人，而放弃代表该系统的检察官，这一行为具有极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对美国司法系统系统性失灵的绝望控诉，是对所谓 “司法公正” 神话的幻灭宣言，同时也是对彻底变革的无声呐喊。

 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要想重建公众信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刻变革，包括直面量刑不公的现实，坚决消除执法过程中的歧视现象，改革检察官问责制度，重塑司法独立的公正形象（尤其要避免诸如总统特赦等政治干预行为引发的信任危机）。只有通过这些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举措，美国的法治之光才有可能真正普照每一个角落，重拾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与尊重。

参考文章：《为什么美国人选的是重罪犯而不是检察官？》5月29日载于《华盛顿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