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没白等，这种剧看一部少一部

在“初见”相识的愉悦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让国家变好。

他们的理想转化为谢菽红的质朴则是：

让日子过好。

所以《人生若如初见》值得感动，也值得为各人的命运叹息。

因为这是发生过的历史。

作者｜王重阳lp

编辑｜小白

排版 | 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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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亦变。”

清代诗人纳兰性德这首诗本是小悲，怀念的是当情意变故时大多数人畅想的“初见”时。

把它代入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也适用。

很多理想、筹划、感情都只有在“初见”时才能碰撞出如少年心性般的美好。

成熟之后未必，成熟意味着选择和取舍，还有压抑。

所以《人生若如初见》中提到了克制和取舍都是中国文化中被重视的精神。

它也符合1900年代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很多人不约而同采取的态度：

取舍。

对于中国的未来，是变法还是革命？

剧中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

尽管历史都是唯结果论，但探寻历史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人生若如初见》把清末设定为时代背景，几个主要人物各自代表那个时代中的某个群体，结合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刻画他们身处历史岔路口的不同选择，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把讨论空间交给观众，应该说这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比如因“冷锅冒热气”被选中赴日学习的梁乡（李现 饰），从该剧开场就是以他的视角看待1900年代初的世界：

飘零的黄龙旗、凄凉的乌鸦叫，还有在官兵押解下一个个双眼空洞的犯人。

作为满城里长大的宗室子弟，梁乡真正的成长始于在日本学习阶段，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彷徨的旗人子弟，祖上二百多年前的显赫并没有给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任何好处，撇开旗人的身份，他与所有年轻人一样，对这个世道的变化充满不解与质疑。

然后，在“初见”中变得成熟。

01

宗室子弟，或者说“旗人”身份一直困扰在身处时代漩涡中的梁乡。

与他“初见”的杨凯之（魏大勋 饰）和纠缠不清的吴天白（朱亚文 饰）都曾对他抱有敌意。

彼时北京城尚在八国联军掌控中，如此奇耻大辱让所有爱国志士将矛头对准了腐朽的清政府，梁乡很苦恼，梁乡的身份不是他自己强加的。

在日本学习的时候，他见识了中日之间的差距，还看到了日本人有意无意间的轻视——

即便是长辈或朋友。

所以他一怒之下剪掉了“可笑的辫子”，在图书馆翻阅“日清战争”相关资料，他想要做的是励精图治，甚至还吐槽过时局，但迅速被梁母（吴越 饰）压制住。原因无它——

“旗人”不保大清保谁？

剧中设计了他赴日前与醇亲王载沣（白客 饰）的对话，作为掌握实权的勋贵，载沣在当时可算是少数客观认知现状的贵族，这个人物带给梁乡第一次意识上的启蒙，也坦率地告诉他之所以选择他去日本学习，只是因为其他人不愿吃这个苦。

载沣的心语已经说明了时局之下对国家凌乱的现状，同样被触动的部分八旗子弟的愤恨无奈。

历史上的载沣在清朝最后的三年（1909-1911）里成为中国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满洲国”，载沣拒绝辅佐，并痛斥溥仪实际上的分裂行为。

彼时一切还未发生时，载沣之于梁乡的意义是积极的，而非以上帝视角结合后来的历史让他成为先知。

杨凯之对梁乡的态度也经历了“不屑——敌视——欣赏——同心”的变化，随着梁乡图强救国意志的觉醒，他也有意结交同期的留日军校生，继而陷入不同救国力量的拉扯中。

以杨凯之为代表的群体并未想好用怎样的形式救国，但率先剪掉辫子证明他对“清国”的身份感到失望，至少不认同。梁乡问过他想“变法”还是想“革命”，他回答不上来，不是碍于梁乡的身份，而是他也彷徨。

以李人骏（周游 饰）为代表的是袁世凯这类清末崛起的北洋势力，他们总体上倾向“变法”而非“革命”，因为“变法”至少能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革命”未必。

以吴天白（朱亚文 饰）为代表的激进派则坚定地选择了“革命”，他们认定清政府无药可救，只不过吴天白也从“抗拒旗人”到“接纳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梁母”的想法与革命党人不约而同，她实则代表了清末八旗贵族中的改革派对反对势力的态度：

主动接纳、自我改正和团结努力。

梁乡一开始对吴天白等人抗拒自己“旗人”的身份很不满，老太太一句话怼过去，讲他的气度不够。

日本皇室公爵邀请赴日治病的梁乡母子品茶，席间公爵夫人友好地询问她自己买来的翡翠镯子是不是宫里正品，并说这是“庚子年”间“流传”到日本的。梁母假装认定镯子不是宫里的，回来的路上她对梁乡说“镯子是宫里的，可要是认了，咱们怎么还有脸待在那儿？”

她用“上下都聪明”形象地解释了大清拉胯的根本原因——

上不出钱，下不拼命。

国家凋零，活该如此。

但她同样固执地认定“祖宗”不可逆，要求梁乡作为皇室宗亲必须保持同样的立场。

载沣、梁母和梁乡（前期），基本保持了历史中清末旗人的矛盾心态，以他们为代表的改革派相对开明、温和并较为宽容地看待“异己”，试图尽力找到一条保全大清的方法，可向他们涌来的是已经不可逆的历史潮流。

02

“气数”这个词在朝代更迭中是一种玄学。

之于梁乡等人身处的1900年代，“清国”对所有剧中人物的感触都是复杂的。

在“大变局”中，民族意识于世界各国觉醒，在亚洲率先变法的日本于甲午海战击败了纸面数据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有识之士认定日本与中国之间“师生易位”。《人生若如初见》很客观地描述了彼时尚未完全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鄙视、拉拢、对抗西方。

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的关系取决于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政治图谋，这也是其对革命党时而纵容，时而严查的原因。

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作为“清国人”的梁乡及所有留日学员都能感受到昔日“学生”的傲慢，无论内部对国家未来持什么意见，他们第一次被团结起来的是日俄战争——

两家列强PK，地点选在旅顺，清政府保持“中立”。

有的人怒了，有的人麻了。

梁乡原本“保大清”的立场再次动摇，已经改变态度的杨凯之及吴天白采取了拉拢策略。同时因其宗室身份，载沣等贵胄在培养他，日本方面也在培养他，连北洋势力也在拉拢他，大家都在“下冷子”，至少在1912年之前，大多数人还寄希望于“变法”。

历史上1901年清政府确实施行了“维新新政”，其中最激烈的一条即废除科举，开设学堂，奖励留学。

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废科举”是件快事，对于凭上千年科举制度奠定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来说，反而导致他们对朝廷也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

激进派不在意“科举”，革命党人杨一帆（宋宁峰 饰）对梁乡说“科举的设计就是让读书人被圈养”，吴天白则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国家危难之时，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知。”

吴天白的形象也是复杂的，他属于“激进派中的激进派”。

刺杀载沣，未遂。

造假币，未遂。

流落日本，衣食无定。

谢菽红（春夏 饰）对他的定义是“理想主义者”。

他打破了传统影视剧中对革命者绝对“伟光正”的塑造，至少这类人物在剧中不再是“完人”，有性格缺陷和志大才疏的一面，更有偏执冲动的精神状态。

如利用正天真烂漫的谢菽红作为工具人，意图混进宴会引爆炸药。赴日后与革命党人口若悬河，实际生活技能全无，以及对谢菽红的占有欲和幼稚的情感表达等。

反观谢菽红，从安庆走到上海，年幼无知的她轻易堕入吴天白的激情表白后，被迫与他一起流亡，在生活中渐渐历练成长，用女性日子人的视角审视生活。

他们之间观念的对立与融合，同样代表当时处于时代交替中的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真实态度：

革命，意味着打仗。

打仗，意味着死人。

问题是谁去“死”？

谢菽红理解不了吴天白的浪漫主义表达，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活下去”，她不在意梁乡的旗人身份，也不抵触梁母的热情。她对吴天白因为形势需要对梁乡的冷热交替不屑一顾，她待人接物的评判是“好人”和“坏人”，而非“立场”和“大义”。

所以她也很真实。

谢菽红与吴天白的关系很复杂，细品他们之间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实际相处的模式，会发现谢菽红绝非简单地依附时代的背景角色，也没有被刻意矮化。

相反，她用身处乱世的朴实人物反映出两种力量拉扯间的人民面貌：

谁说了算不重要，吃饱穿暖不受气很重要。

“爹娘以我为荣”是谢菽红朴素的人生价值观，她聪慧、伶俐，善于变通。这是她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生存的优势。

是她的幸，也是她的不幸。

因为她终究还是被牵扯进了“大变局”中，成为搅动时局的一分子。

至此，人生若如初见，当真是《人生若如初见》。

毕竟，每个人都不复少年模样。

评价一部历史剧是否让人信服的唯一基准，在于能否客观呈现历史中的真实环境，它能展现的就是“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和真实性”的存在与否。

梁乡、杨凯之、吴天白和谢菽红等人相会在晚清这个历史节点上的刻画，应属于客观地表现。

简单地说就是“温度感”——

优缺点在个人上的体现，集合时代更迭的背景，无需 “绝对正义”的刻画。

相反，对角色多维度的解读才有助于观众审视过去的历史。

包括一些可以被察觉，甚至会心一笑的情节。

比如吴天白对谢菽红两次被招聘的出于男性的本能嫉妒，他总说“那个老男人图你啥？”谢菽红反讥“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好色，无论中国男人还是外国男人？”然后他利用几何理论在“家”里帮谢菽红裁剪衣服一起赚钱。谁说“革命者”就不食烟火呢？

他对谢菽红从“俯视”变为“平视”，后者对他恰恰相反。二人后来更像知己。

吴天白看待谢菽红不再是“附庸物”，他甚至忍痛说“你本该有大好前途”，然后跑到屋外大吼。

谢菽红则淡定地说“不要管他，他就是这样。”

吴天白的潦倒与谢菽红的务实把“初见”的立意融入家国兴亡的大时代中。

当然，最有讨论价值的，是梁乡与杨凯之、吴天白等陷入时代洪流里的不自知。

没有谁振聋发聩地喊“未来一定”，而是在探索中通过对话彼此询问：

“我们该怎么做，国家才会强盛？”

当年同盟会主打一个“有容乃大”，革命者中有读书人、军人、官员和袍哥和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自然也包括了救中国舍“大清”的旗人同志。

在“初见”相识的愉悦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让国家变好。

他们的理想转化为谢菽红的质朴则是：

让日子过好。

所以《人生若如初见》值得感动，也值得为各人的命运叹息。

因为这是发生过的历史。

理想者聚会在国家兴亡时刻，“中国”既抽象又具象。

所有人都知道要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式不同。

就像杨一帆与吴天白陈述是否与同盟会合并遇到的问题：

大家现在的目标一致，以后的目标有分歧。

随着剧集正在播出，他们也不再“若如初见”。

正应了纳兰性德所抒：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亦变”。

或许，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能让人为之一喜、一悲、一叹、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