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林：重建司法信任，从踢出“法盲法官”开始

从“扶不扶老人”的道德困境，到“走路是否需预判安全距离”的荒诞争议，再到“自卫即互殴”的司法悖论，一系列引发社会撕裂的判决案例，正在以法律的名义重塑我们的行为逻辑和社会信任。

这些判决背后，不仅暴露出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僵化与逻辑的混乱，更折射出某些法官对法律精神的背离、对公共伦理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寻租的纵容。它们像一把把钝刀，切割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彻底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彭宇案”到“青岛大妈案”：司法如何制造道德滑坡？

2006年的“彭宇案”被称为中国社会道德倒退的起点。尽管后续披露的信息显示，彭宇确实与老人发生碰撞（法院依据笔录和其自述认定责任），但流传出的王浩法官一句“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荒谬推论却被舆论无限放大，直接导致公众将“扶老人”与“被讹诈”画上等号。这一判例的恶劣影响至今未消——人们不再相信司法能保护善意，而是默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025年青岛大妈案的判决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韩继升法官竟然以行人未保持“安全距离”为由，判决撞上突然转身的老人赔偿7万元，网友戏称“行人需安装转向灯”。法律本应明晰权责，但此类判决却将模糊的“注意义务”强加于公众，迫使人们在行走时如履薄冰，甚至催生“碰瓷产业链”的隐忧。

都市繁华的街头、假日摩肩接踵的景区，请问人们如何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无法保持安全距离而又发生碰撞事故，都要参照青岛大妈案来承担责任吗？这种荒唐的判决应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自卫即互殴”的司法悖论：谁在剥夺公民的防卫权？

无论是高铁掌掴事件中的王女士，还是因还击被定性为“互殴”的张三李四案，司法系统对“正当防卫”的严苛界定，几乎将受害者逼入绝境。法律要求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在实际冲突中，普通人往往难以精确判断侵害的“时间节点”和“必要限度”。例如，王女士在高铁上因后座儿童踢椅背与家长发生争执，对方先动手后，她的还击被认定为“互殴”并罚款200元。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式判决，实质上是对暴力的纵容：施暴者只需承担轻微代价，而受害者却因反抗失去法律庇护。当“挨打不能还手”成为潜规则，法律的威慑力荡然无存，社会的暴力倾向反而被助长。

北京的闫芳大法官在法庭上的惊天一问：“他打你，为什么要反抗？” 直让天下热血男儿无语向苍天啊！！这样的法官和法律是准备阉割一个民族？

司法腐败：糟糕判决的根源与解药

这些荒唐判决的背后，是司法腐败与职业伦理的溃败。某些法官将法律解释权视为私器，或为“息事宁人”滥用调解，或为利益输送偏袒一方。例如，彭宇案法官在判决书中掺杂主观臆断，青岛案法院将机动车安全距离规则强行套用于行人，暴露出专业素养的匮乏与权力的傲慢。更令人忧虑的是，法官与律师的不正当交往、离任人员违规执业等问题，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尽管近年“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制度试图扎紧权力的笼子，但若不能从根本上重塑法官的职业伦理、完善监督机制，司法公信力仍将岌岌可危。

重建司法信任，从踢出“法盲法官”开始

法律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应是守护公平的底线。当一起判决让普通人不敢扶老人、不敢走路、不敢维权、不敢自卫时，司法系统必须直面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的是敢于对模糊条款作出合理解释、对弱势群体给予倾斜保护、对腐败法官铁腕追责的司法改革。

错误的判决就像被污染的水源。司法不公对社会生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唯有将那些滥用权力、背离法治精神的“法盲法官”彻底清除，用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等制度将审判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倒逼法官审慎裁判。让每一份判决书都经得起道德与专业的双重检验，才能重建公众对正义的信仰——这不仅关乎法律的尊严，更关乎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