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个国家,其实还没生下来
文 | 刘梦龙
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刚刚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这个亏虽然是巴基斯坦人的手笔,但自居南亚之主的印度人肯定不会向老对手低头示弱。不用说,高贵的巴拉特精英,肯定又要在小本本上,给幕后黑手,万恶宿敌的老中狠狠记上一笔了。
对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印度,尤其是当代印度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国家。同样,印度是一个非常经常被拿来和中国做进行对比的国家。这种对比,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变成对印度的无情嘲讽,使印度人本该理所当然的自豪成就,一下就显得黯然失色。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当你把对方当作宿敌,对方却根本不怎么拿你当回事的时候,这种感觉肯定是很不美好的。就好像这一次,在谈论印度空军大败时,大多数国人关心的,其实是本国战机的技术水平明显压倒了传统欧洲强国法国的战机。从象征意义来说,这可是近代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来,中国在先进武器领域,面对西方列强,一次标志性的后来居上。至于身为直接受害者的印度,反而显得无足轻重,大家都习惯它闹出笑话了。
几乎没人能否定,当代印度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南亚霸主,古老印度文明体系无可争议的长子、继承者。但这一切伟大,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拿来和它东边那个超规格的邻居做对比。
这种不对付,在我们国内的民间舆论上也挺明显的。印度奇闻算是中文互联网常年流行的一个热门猎奇题材。尤其是涉及两国历史恩怨、经贸纠纷和种种社会发展的对比。民粹泛滥、夜郎自大、眼高手低、见利忘义、格外善于睁眼说瞎话,以致无可理喻,几乎是年轻国人对印度的普遍印象。
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中印两国的社会精英一旦脱离公开和国别立场,私底下以见过世面的人自居,相谈甚欢,甚至共同嘲笑印度的情形也不少见。而极端者,比如著名的贾扬特·班达里。这位仁兄在外发迹后,回印投资被痛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日夜在网上以中国为镜,疯狂羞辱那帮恨铁不成钢的同胞,成为著名的印度非国民。
但总的来说,当代国人对印度多有不喜,是带有普遍性的。这种不喜不完全来自现实层面两国的恩怨纠葛,利害交关。如果细究,两国人的这种互不对付,尤其是国人的不舒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文明底色上的天然对立。这使得双方始终有一种自然的,几乎无法跨越的思维隔阂,注定难以互相接受对方。
大家应该知道,印度精英分子一直有一个主张,就是把印度的正式国名改为巴拉特。这个建国伊始,直接写进宪法的夙愿对印度精英阶层显然有特殊意义。我觉得不妨提出一个暴论,巴拉特是一个未降生的印度,印度精英理想中的印度,即使在开国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至今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印度从上到下,存在的大量问题,国人难以理解的内外表现,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们还是从具体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以印度的民粹为切入点好了,尤其是莫迪时代以后,这种情形外溢得尤为严重。印度本身有没有骄傲的资本?实际上是有的。虽然印度人一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古老帝国的继承者,但当代印度确实是一个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国家,这和几乎同时建立政权的当代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直到英国殖民者征服了整个南亚,才把印度从一个地理概念,真正整合为一个政治实体。
构建当代印度的政治精英当然明了这种状况,但也不可能在明面上接受这种叙事。他们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复兴者的国家叙事。不过,他们也从不掩饰自身作为英国治理体系继承者的身份。这甚至是他们在印度这样一个鲜明的种姓社会里,高贵的根本来源之一。
哪怕今天的印度,日常以殖民受害者自居,以印度教为意识形态融合剂,也不妨碍其社会精英在另一些场合对内宣扬自己继承成自殖民者的现代文明精英属性。这种理论上相互冲突,实际上并行不悖的极端实用性做派,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难以接受,但确实符合印度的社会和历史传统。毕竟,印度的历史,就是征服与消融的历史。
然而,无论印度的统治精英对国家认知的公开口径是什么,它都不能掩盖这样一点——当代印度不但是一个新造之国,还获得了大量新征服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开国后被吞并的大量土王邦国和远超传统德里治理范围的广大异族,异文化地区。即使印度的统治精英,勉强用印度教这面大旗去掩盖,其内部的分化也是动辄以千百年计,以千万条人命计的,甚至异端比异教恐怕还可恨。当然,其中最顽固,最无法措手的部分,已经通过印巴分治被切割出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就建成了。
到了今天,新德里的统治者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已经很有效地把印度,印度人这个概念,植入了这一广阔帝国国民的头脑里。但这种粘合效力,有多牢固,始终是可疑的。这也是像1962年边境溃败那样的事件,会在几十年里,始终对印度人造成极大困扰的原因。当时的中国既无打算,也无可能真打到新德里。这件事,其实不能用单纯的军政影响来理解。它揭示了一些本质的东西,触发了一些几千年来已经深入次大陆居民灵魂的恐惧。
一个印度精英会轻描淡写地告诉你,1962年中国人给与的耻辱,印度人已经在1967年讨回了,不再困扰于此。但转过头,他又会苦大仇深地怒斥中国人何等蛮不讲理,乃至背信弃义,给印度造成了多少大的伤害,并至今贼心不死。
中国这个强邻,当然是这种强弱二相性的一个有效假想敌。本质上,印度精英们是有危机感的,民粹的本质是内虚。印度的中央权威是建立在力量和态度的双重强势上,尤其是对内。印度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露出虚弱者必然要陷入广泛的分裂失能之中。强盛往往转瞬即逝,帝国总是脆弱的,稍不留神就会碎成一地。这种经验不仅仅在指导中央的决策,也深植于地方的执行之中,随时可能像徘徊幽灵一样突然冒出来。
当代的印度政府,凭借时代进步之力和几十年来治理者的苦心经营,无疑是次大陆几千年来最强势,最坚固的存在,值得格外自豪。但印度的中央政权是不是把整个印度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整体?它和印度人早已习惯的征服者政权,在有限的核心区域之外有多大区别?更关键的是,它已经在多大层面上消灭了印度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那种分裂特性?这几个问题,实际上都是非常可疑的。
所以,我们常常嘲笑印度人,总在赢赢赢,不肯面对现实,但另一个层面上,这是真正印度的胎教与催生曲。相比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大统一史以及近代危机以来用无量血肉重铸的国家认同,继承了旧主遗产的印度,更像是一个没有经过充分烧炼的大瓷器。谁也不好说,一敲之下,它会露出多少裂纹。一个国家并不是建立了,就可以长期存续下去的,近代以来这样的教训数不胜数。
当然,这种胎里病也不是不能克服。只要印度政权稳固个一两百年,有条不紊地厘清内部问题,实现一轮印度人自己的再征服,各种问题就会减轻很多。遗憾的是,印度开国之初,原本一帆风顺的历史进程,已经在1962年因为尼赫鲁的轻率愚蠢被断送了。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依然在不停地进行再征服与国家构建,也取得了很多成就,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身处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现代化在赋予国家机器更强大力量的同时也并非全无代价。中央权威的推进与工业化的都会加剧传统社会的崩解,加速不同地区的分化,使曾经的妥协变得难以维系。无论外部世界的剧变,还是内部长期矛盾的长年集聚,都使得德里政权,特别是当前的莫迪政权,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退的余地。
至于说,像印度人的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社会治理的效率低下,相比以上的核心危机,其实都不太算个大事。见利忘义与急功近利本身就常见于落后的封闭社会。本质就是做一锤子买卖,能宰一个是一个,饿太久了,眼下能吃饱,谁还管明天如何。如果结合印度人长达千年的被征服史和种姓社会下的极端阶级隔离,并不难理解。
我们说不好听些,很多时候就是中国人把外国想太好了。中国社会即使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文明发展程度上也是很高,高到很多国家至今都望尘莫及。
但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是一种格外不对付的状态。这种状态超越了利害层面,已经进入思维底层的天然对立。换而言之,就是当代中国人天生受不了印度人,甚至很可能是全世界最不能忍受印度人的存在。这一点,不要看巴基斯坦人视印度人如仇寇,他们反而在极大程度是能互相理解的。
一个常见的情形,就是中国人很容易注意到,印度人在赢赢赢的叙事中,有一种非现实感。大体来说,就是我们会注意到,如果在讨论话题的时候,在交流过程中,印度人容易表现出无法抑制的唯心性。类似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地区都会有类似的现象,那就是虚实不分,想象和现实往往交融在一起。而且这可不仅只是停在嘴上,现实中,印度人也不时会压抑不住唯心的倾向,以此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就很让中国人觉得惊讶甚至惊恐了。
这是典型的宗教辩论思路,争论的焦点往往不是证据本身,而是观点的对撞,超越。观点并非自证据中提炼,而是通过证据反证已有的观点。一贯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完全不能接受印度赢学这种证据的非现实性,甚至试图以非现实的证据来支持观点以作用于现实世界,这是荒唐胡闹,痴人说梦。中国自秦汉以来,文化基调,社会运作基本是唯物的。但印度文明的范畴内,务虚则是一个重要工作,它是文明传承的基础,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虽然两国人都喜欢拜神,但遇到神明不中用的时候,中国人喜欢把神像丢进水里,而印度人则会把信徒丢进水里。
同样,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国人普遍不能接受印度的种姓制。这一点其实有点奇怪,因为种姓制是中古以前颇为普遍的存在,比如新罗的骨品制度。一个典型的文化冲突现象,就是作为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印度文明产物,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很快就产生了众生是否都有佛性的一阐提之辩。中国僧人其实在还没找到印度原典支持的基础上,就自发否定了一阐提说,而在印度本土,五姓说则始终流行。甚至连后来用刀剑灭亡佛教,征服了次大陆的穆斯林,也在这里获得了种姓。
大体而言,如果站在其他民族的角度看,或许真正奇怪的,其实是中国人。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是非常早熟且先进的,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观念在中古时代才是罕见的。像中国人对王侯将相宁有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阶级流动,从上到下的广泛推崇,在世界其他地区是颇为少见的。
相比之下,印度文明被困有限的地理格局内,既无法实现跨越性的大一统向外扩张,更无法有效抵御外敌,不断被迫在一轮轮屈服与消融外来者,进而开展一轮又一轮的逆向淘汰,简直可以看作传统华夏文明的反面镜像。
当然,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人极大的不适应,更可能是来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的救亡图存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一系列斗争,使中国人对平等的诉求,对效率进步的诉求,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几乎深入骨髓。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本身相比1840年之前的传统中国,确实有巨大的不同。这也是很多当代国人在面对传统文化时,始终觉得有所隔阂的原因。典型的一个例子,绝大多数国人其实很难真正适应呼奴使婢这种传统享受,反而会有些不舒服,并倾向于对社会下层抱有同情态度。
相比堪称站在作为当代现代化发展顶点的中国,印度文明迄今的发展,就像把中古和现代无过渡地焊接起来一样,完全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印度为什么在国人眼里显得猎奇,这种反差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你找不到任何主要大国,能像印度这样保留如此之多的糟粕,并在不断想方设法把这些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尽量拖入现代化。但在另一个层面,印度社会的稳定,恰恰是建立在传统印度的病态之上,有一种病态的旺盛生命力。
美国肯定比印度要强大,要是不计代价地硬干,大概率有能力把印度重新打回一个地理概念。但美国文明是不是比印度文明更坚韧呢?即使一个统一的印度不存在了,印度文明笼罩下的印度大陆也会存续下去,就像一千多年来的被征服史一样。在西方文明已经明显衰落的当代,后现代的风无处不在,印度却展示了另一种堪称恐怖的坚韧和可能性。
所以,我们如果从文明冲突和道路之争的角度看,中印倒是另一重层面的对手。这两个几乎是同时诞生新政权的国家,彼此都厌恶被拿来对比,一者不屑,一者不忿。可两者又注定命运纠葛,总要定期碰一碰,倒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段奇闻。
当然,中国人更多时候,也只是把山对面的那个家伙当做笑谈。中国人有自己的路要走,比起和对面臭烘烘的伙计在泥塘里打滚,我们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但话说回来,谁叫两国始终是挪不走的邻居呢,这种命运的纠葛交错,冲突对立,终究是躲不开的,这也算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