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看赵侗被歼的

赵侗所部被歼之事,在抗战时期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在很多别有用心者看来,赵的死可以用来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因而炒过来炒过去炒个没完。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曾出版关于赵侗之死的小册子,极尽造谣污蔑之能。比如说到八路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遇敌则退,遇友则攻,友退则追,友驻则困”。像这样的内容比比皆是。

够荒谬吧!可在很多仇共者的眼里,这却成了宝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陈词滥调,一来因为没见过感觉新鲜,以为发现了“你不知道”的秘闻,二来最重要的是能对我党我军给予攻击,所以必须得当作宝贝捡拾起来。如今网络上(包括百度)对赵侗吹捧和喊冤的文章,就是直接或间接从当年这些反共的小册子上照搬照抄而来。

说说我对赵侗之死的看法,估计又会让一帮人不高兴了,先抱个歉。

说到赵侗之死,让我想起同样发生在抗战时的郑万良事件

郑万良原是曹福林55军的一个团长,后因感不得志,私自离队改投了孙连仲30军。这让孙连仲十分为难,收下郑吧,得罪了曹福林这个老弟兄,很不值得。不收郑而把他交给曹福林吧,郑必死无疑,就给人造成一个他孙连仲狠毒的恶名,以后谁还敢追随自己?无奈之下,还是将郑万良暂时留在了30军。

当时曹福林没说什么,事情好像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几年过后,原同属冯玉祥旧部的孙连仲30军、曹福林55军、刘汝明68军合编成第二集团军,孙为总司令,曹、刘为副总司令,三个军又并肩作战了。郑万良之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曹仍然没说什么。

可不久后的一天,郑万良带卫队途经55军驻地,被驻军部队长留下饮酒,郑和卫士们被灌得酩酊大醉。当晚,郑和他的卫队一个不留全部被活埋。

事后,孙连仲对曹福林没有半点的非辞,整个第二集团军没一个人说曹福林有什么不对,全都骂郑万良咎由自取,活该。

孙连仲、刘汝明与曹福林三人既是河北同乡,又是西北军同袍,私人关系相当亲密。三人分掌的30军、68军和55军,都是西北军的兄弟部队,也从没有过任何的、丝毫的过隙,可即便如此,郑叛曹投孙,改换门庭,也是如此下场,可见当时的军纪对如此行为是何等严酷。

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关系可远远不是30军和55军的关系。

估计有人要提出质疑了,国共捐弃前嫌合作一起抗日了,还有什么不同吗?赵侗离开八路的队伍,又不是投降日寇当汉奸,怎么说是叛逃呢?怎么就要给予打击消灭呢?

呵呵!你们未免太天真了。国共两军,不是抗日神剧中表现的那样兄弟情深,那是撕杀了整整十年,积蓄了血海深仇的一对死敌,也不要以为一纸合作抗日的文书就可以把这血海深仇泯去的。当然了,面对外敌,不能说没合作,但在这勉强的合作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双方都是怀着刻骨的仇恨,剑拔弩张的。

知道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是啥时候吗?啥时候,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罗、车等投日了还是亲日了?既没有投日也没有亲日。那为啥被捕、被杀?因为他们是共产党。

知道黄显声段朗如等被捕是啥时候吗?啥时候,同样是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黄、段等也没有投日也没有亲日,就是因为通共——注意,只是通共,不是投共——便被捕、被杀的。

知道杨虎城被捕被杀的理由吗?西安兵谏使蒋介石蒙羞,蒋必欲报复,置之于死,是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即使在国民党内部来说,也不好拿到桌面上来,能拿到桌面上的原因,就是杨“勾结共党”。

注意了,这个因“勾结共党”而对杨实施抓捕的时间,同样发生在国共合作的抗战之初。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罗世文、车耀先等共产党人被捕、被杀,没见有哪个大V说过啥;杨虎城、黄显声、段朗如等国民党军人,只是因为通共便被捕、被杀,没见有哪个大V说过啥,赵侗叛变被锄杀咋就成了如此大恶了呢?

又有人说了,说赵侗叛离八路军投靠了国民党军,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也是抗日友军,八路军对赵侗这样的友军实施打击歼灭,说得过去吗?

知道宣俠父吗?知道涂正坤吗?知道罗梓铭吗?知道鲍辉吗?知道潘建军吗?他们不是抗日的友军?国民党军杀害他们就说得过去?

说到涂正坤等,就必须还得说一个赵侗奉蒋命带队北上的时间节点问题,或者说政治气候的问题。啥节点,啥气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不久,第一次反共高潮正烈,国共两军摩擦白热化的这个节点,这个气候。

摩擦白热化的节点?没错,摩擦白热化的节点。

赵侗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与武装,北上进入八路根据地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军刚刚制造了太河、平江、竹沟惨案,是涂正坤、罗梓铭、鲍辉、潘建军等数百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伤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被枪杀、活埋,血迹还没有干,尸骨还没有寒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小布尔乔亚们可能还没有读懂,那就再给你们科普一下,这个时候,正是我根据地全体军民燃烧着仇恨怒火,正是中共武装急欲寻机以血还血打击报复的时候。

怎么中共军队也会打击报复?废话!古今中外哪一支军队不会打击报复?若在遭受侵犯时连打击报复的能力都没有,那养这样的军队有啥用!

赵侗之被歼,不能仅仅从赵侗本身以及随他北上的那一百多人的小的视角去看,而要从国共两党两军摩擦暗斗的大的视角去看。

如果他只是从八路军中开了小差,绝不致死;

如果他只是叛逃到蒋介石那里,没有率队进入到晋察冀八路军根据地,也不致死;

如果他虽然叛逃到了蒋介石那里,也率队北上进入到我根据地了,但没赶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那么多血案这个节骨眼上,可能还不致死。

赵侗以八路军支队司令员的身份叛逃,去接受八路的死敌蒋介石的委任,又在两军摩擦最激烈的这个节骨眼上带一帮复兴关和战干团的成员深入中共根据地腹地,还跟正在制造摩擦的胡宗南、石友三等眉来眼去,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赵侗之死,客气点说,太嫩了;不客气的说,活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八路军歼灭赵部,天经地义。

试想一下,假如国民党军一个旅长在抗战时叛离国民党军阵营改投了共产党八路军,又在延安高调地接受了毛、朱的接待和嘉奖,然后在两军摩擦最激烈、国民党军刚刚吃了大亏的时候带队途经重庆,会有怎样下场?

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是个人就能想到结果。但有些人拒绝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怎么杀你都是应该的,你若反杀,不行。

关于赵侗其人及其被消灭的来由,《聂荣臻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等,都有记述。但对于仇共者来说,这都不可信,只有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炮制出版的小册子,才是真实可信的。照搬照抄小册子上的说法,跟当年国民党的反共言论一个腔调,才是这帮人的本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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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本人的回答提出不同看法,因重复太多,一一回复没必要,在这里统一回复。

1.拿郑万良的例子类比赵侗,是不是拉低了我军的道德与行为标准?

有人说,作为军阀的曹福林对叛逃者用了活埋,手段太血腥,太残酷,拿这个例子做文章的开头,用来类比我军处置赵侗,等于是要八路向军阀看齐,是把八路按军阀标准去看待。然而我不这么认为。孙连仲、曹福林是军阀,这没错。但军阀做的未必都不可取,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共性的。军阀讲军令如山、讲服从为天职、讲团结一致,讲不怕死,难道因为有他们讲求在先,我们就坚决抵制?军阀部队瞄准时三点成一线,我们就必须得两点成一线?他们把绑带扎在腿肚子上,我们就必须得扎在脖子上?他们的编制、内务、战术等等,也包括他们的军纪,有的不仅没错,而且还很值得借鉴。

我们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是军队性质的不同,体制的不同,是思想武装的不同,并非军队内务细节的不同。曹杀郑,是维护他这支军队的军纪,这不是军阀独享的维纪手段,曹这么做正当合理,没错。我党我军战争年代,也会这么做,这么做也没错,不掉价。

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既然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它就不是只会绘画绣花,不是只会做文章,不是只会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人民军队的军纪,有些同样要用杀头来维持。对叛徒的惩治,新旧军队没什么两样。战争年代,我特科红队对待叛徒,我红军游击队对待土豪,我武工队对待铁杆汉奸等等,同样会用砍头,会用活埋,会用勒毙,会用铡刀分尸,会用枭首示众。在当时,对恶霸、鬼子、汉奸、叛徒、反共顽固派,这么做挺好,可以节省子弹,可以给敌以儆尤,没什么掉价。以血还血这四个字,不是说说好玩的。

2.消灭赵侗及其具体过程,为什么不敢公开坦承?

在对敌斗争与对外宣传上,不可能完全同步,也不应该完全同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无不如此,中共军队同样如此。在随便哪一支军队——当然也包括我军——的历史上,有很多事,是要等过了几十年才能公之于众的,还有很多事,是一直都不能公开的。这一原则,就是再过一万年,只要军事斗争还存在,就依然会如此。就拿这次围绕佩洛西窜台的一举一动,你从外交部发言人和东部战区发言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也未必是全部。真实的军事斗争内幕,让你知道的时候还早呐。

历史上很多与杀戮有关的历史事件,个中细节都不宜对外公开,今天也一样,因为对大众的听觉或视觉不益,没必要写入大众读物。这就如同少儿不宜,是一个道理。而你只要稍加深研,所有这些,又都不是不可以了解到的,这也就既控制了面上的张扬,又保证了科研学术的需要。

赵侗被歼灭一事,大众读物上没有,不宜有,可聂荣臻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独1旅2团的团史等等小众读物,白纸黑字,都写得明明白白,并非网上有人说的那样“这个推给那个,那个推给这个”、“至今没人敢承认”。只可惜国粉和喷子们不学无术,他们是又想冒泡,又不想看书深研,那就没办法了。

3.赵侗是不是因为没能被吸收入党被边缘化才叛逃的

有人说聂荣臻迟迟不吸收赵侗入党,因为不是党员,在五支队被边缘化,才导致赵的叛变。

说这话的,要么是对中共党员的吸收标准与程序完全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了。

吸收谁入党,要考察他历史上曾经参加过的各种党派组织情况,对吧?要考察他的政治立场,对吧?要考察他的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背景,对吧?要考察他愿不愿意把包括军权在内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党,对吧?对照这些标准,作为一个曾经的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党员,作为一个不久前才跑到庐山见了蒋介石,并一直跟国民党政权暗中保持着联系,母亲和妹妹正在受到蒋宋一家人的盛情款待,本人又一门心思想把五支队打造成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赵家军的赵侗,你觉得他够条件吗?

思想的改造有个过程,赵侗是旧军人,刚刚加入八路军,允许他带着非共产党人的某些毛病,允许他慢慢地逐渐去克服这些毛病。但这个过程可以慢,可以长,却不可以无动于衷,更不可以反向而行。党对赵的争取是有足够耐心的,也是给了他时间的,可他有没有努力向一个共产党人的目标转变呢?没有。光是他没有决绝而是继续通过他的母亲跟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保持联系这一点,就不符一个共产党员的最最起码的条件。

赵侗作为五支队的司令员,已经是八路军的干部了,还老是陶醉于在庐山见蒋介石时所受到的宠幸,还老是跟党争权力的大小,争谁说了算,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被边缘化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不是聂的问题,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我军中任何一个党的领导都必然要坚持的原则问题。

旧军人出身的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季振同、董振堂、罗炳辉、李达、吕正操、马本斋等,哪个不比他赵侗牛逼,那又怎样,既然加入了中共军队,就必须不折不扣接受党组织的考查,就只有按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被组织信任和吸呐。

唯独他赵侗可以例外?

在他的官迷心窍的母亲的活动下,国民党一纸“太行山北区总指挥”的委任状,才是同样官瘾超级大的赵侗叛逃的最大诱因。

4.五支队是八路军的五支队,不是他赵侗的五支队

有人说五支队是赵侗建立起来的,甚至有人说五支队是赵侗的五支队。

也有人说赵侗与八路军只是合作关系,离开八路军不能算叛逃。

还有人说八路军往五支队里掺沙子,试图用中共党的组织领导替代赵侗的领导,架空赵侗,这是不仗义。

一派胡言!

第一,五支队的前身国民抗日军,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协助和积极参与下建立起来的,不是他赵侗一个人建立起来的,更不是他的赵家军。

早在国民抗日军时期,中共党的秘密组织就已经遍布每一个基层连队,上层高鹏、纪亭榭等也已被我党深度感染。当时军中大事主要不是他赵侗说了算,而是由该队的军政委员会说了算,而该军政委员会基本为我党所控制。到了1937年的11月,这支部队已经被中共渗透得差不多了,不然也不会与八路军会师,而是会按照赵侗的意见去和国民党军会师了。

第二,1937年11月以前,国民抗日军可以看作八路军的同盟军,1937年12月以后,五支队是八路军的五支队,不再是八路军的同盟军。那些说五支队跟八路军是加盟合作关系的,不知你们是真的不懂还是在故意使坏。

作为八路军的支队司令员,背着组织跑到了中共死敌蒋介石那里,不是叛逃又是什么?

第三,八路军是中共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奉行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五支队既然是八路军的五支队,就必须完全地彻底地接受党的领导,司令员也一样。

又有人说了,说赵侗不是共产党员,凭什么也要听你共产党的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只对这支军队中的党员的绝对领导,而是对整个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只要你加入了这支军队,司令员也好,司号员也好,是不是党员都必须得接受党的领导。

如果说往五支队派遣党的骨干力量加强党的领导被称作掺沙子,那这个沙子掺对了,必须得掺,不掺不行,不掺就不是党的军队,不掺就不是八路军了。

5.杀赵之事光不光彩,对我有什么不利?

杀赵,谈不上光彩不光彩;而若不杀赵,则绝对不光彩。

赵侗叛逃后接受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嘉奖和委任,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甚嚣尘上,在涂正坤、鲍辉等数百八路及家属、伤员被砍头、活埋,尸骨未寒,血迹未干的时候进入到我根据地,八路消灭他,说有多光彩谈不上,但也正当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没什么不光彩。相反,若是任由他在我根据地横行如入无人之境,那对我才是极不光彩甚至是极尽羞辱的。这个道理超级简单,但对于那些仇共的果粉和对历史完全无知无感,对军事斗争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神剧层面的小布尔乔亚们来说,很难让他们理解,说了也白说,所以也不想白费更多口舌。

至于说有什么不利,我倒没感觉到。杀赵,可以严肃军纪,可以给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打击,可以宣示我报复的决心和能力,可以纯洁队伍,没什么不好。没了赵侗,五支队照样抗日,反而更快进步成为革命劲旅,纪亭榭、高鹏、韩庄、张如三、史进前、胡可、王建中、刘凤梧、焦若愚、陈大凡等原五支队的干部战士,照样跟定共产党干革命,直到埋葬蒋家王朝,成为开国的将校。

6.对赵侗及所部,不用武力解决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执行纪律,不同时代的标准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如果按和平时代的思维考虑,当然有很多办法可以选择,完全可以不这么干。比如对赵侗部队缴械后将赵侗及其党羽处死,其他人分别给予不同处理等等。现在看,这是个合理的处理方式,但战争年代,就要另当别论了。

有网友说将赵侗等为首者处死,对其他人给予教育改造,然后补入我军,为我所用,岂不更好。

战争年代,我军有从俘虏中补充兵员的传统。到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中的解放战士已经超过半数,西北野战军中的解放战士更是多达百分之七八十。但不知各位发现没有,我军从俘虏中补充兵员,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大致来说,是复兴社分子不要,反动党团分子不要,战干团成员不要,还乡团成员不要。赵侗从重庆、西安招收、补充的这一百多人,恰恰全属我军不要的那几类。留下他们怎么处理,这就有点麻烦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在和平年代,这点麻烦也不算什么,但战争状态下,处理就简单化了。

那是不是只要强调一个战争状态,就怎么做都有理呢?错!战争状态下,很多执行标准与和平年代不一样,可并非没有标准,只是那时有那时的标准,而那时的标准与今天不同罢了。这就像足球,以前的判法和今天不同,但并非以前就没有规则,就可以乱踢,只是以前的规则和今天不同罢了。

7.关于赵侗妹妹和200学生被活埋的问题

我看过很多地摊和网文中关于赵侗妹妹和二百男女学生如何被虐杀被活埋的描述,我很想找到这个说法的出处,但除了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出版的小册子上有这样的说法,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印证这一说法的有效依据。我也曾无数次地请说这话的人给我一个出处让我信一回,可我等了多年也等不来。今天又说这个的,你们谁能给我一个出处?

行了,行了,不难为你们了,我知道你们也不过是嚼着别人屙出来的东西复读而已,你们拿不出第一手的史料依据。

在敌后战场,战术上特别讲究速战速决。如果你是执行这一作战行动的指挥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消灭敌有生力量的任务,你是选择用枪打还是选择先抓活的再挖坑活埋?

我就奇了怪了,编这个段子的,信这个段子的,都是猪脑袋吗!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赵侗所部,总共124人,不是网传的二三百人甚至五百多人。执行歼灭赵部任务的,是急着赶路的120师独立第1旅2团之一部,也不是传说中的晋察冀军区三个团或五个团。《从脚夫到将军》《萧锋征战记》所记不实。对付一百多人的武装用五个团,对八路的历史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点了解的就知道可能不可能。当然这不是叶长庚和萧锋的问题,是捉刀者和操弄者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女儿的问题。这不是本文主题,不展开。

有的说,赵侗部队的成员,还都是青年学生,共产党怎么忍心对青年学生下手。

呵呵!赵从重庆、西安招的这百多人,有学生不假,但他们可不是(至少多数不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而是国民党复兴关党政训练班的学生,是第四战时干部训练团的学生,这些机构培养的都是些什么学生,用不着我来作答,你懂的。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都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那又怎样?侵华日军的士兵在参军前,也有很多是善良的农民,也有很多是年轻的学生。国民党兵在参军前,也同样有老实本分的农民或学生。那么,当我们的大刀向着鬼子的头上砍去时,当我们的机枪向着国民党军扫射时,难道还要先甄别一下每个兵参军前是不是学生,抑或是不是农民?

你可拉倒吧!不管他之前是干嘛的,只要参加了与我为敌的阵营,他就只有一个身份:敌人。赵的妹妹也好,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好,既然加入了与我为敌的行列,你就要为你的选择买单,认赌服输,这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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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问,既然赵侗抗日的功绩并没有自吹的那么显著,为什么坊间热度如此之大

炒赵侗粉赵侗只是表像,仇共反共才是赵粉们的真实目的。

同样是东北抗战中的东北人,冯占海比他赵侗强百倍吧,可你看冯占海的热度,有没有赵侗的百分之一;

同样是华北抗战中的东北人,吕正操比他赵侗强百倍吧,可你看吕正操的热度,有没有赵侗的百分之一;

引伸开来也一样。同样是抗战中的黄埔系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陈明仁、郑洞国、黄维、廖耀湘等,论指挥的兵力,论取得的战绩,哪个不在张灵甫之上,可如今的热度,哪个又比得上张灵甫;

同样是在台儿庄率领过奋勇队的营长团长,王冠五、王郁彬、韩世俊、梁敬贤、高鸿立、禹功魁、王祖献、张彬波、郑云奇等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当年报端,论杀敌的功绩,都比那个出卖黄樵松将军的仵德厚显赫得多,可如今所有这些人的热度加起来,也不如当年名不见经传的仵德厚。

看出啥规律没有?

啥规律?必须得是被我军击毙或受到中共制裁又死不改悔反共到底的,才能作为英雄猛吹。因为只有把他们都吹成好人,吹成大大的好人,击毙和制裁他们的才能显得坏,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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