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需要一个“胖东来”

文 |  天书 新华门的卡夫卡

最近某东高调宣传外卖业务，中午趁着有优惠点了一份。对于某东向同行的宣战，以及对外卖行业做出的承诺，具体落地情况和影响还需观察，暂不点评。就算按计划招满十万全职五险一金的骑手，也不过是占整个行业百分之一的水平。当然，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这总归是在履行社会义务方面的一个进步。

至于东子宣称的要控制外卖净利率不超过5%，则受到颇多争议。这看起来本来应该是表达某东外卖要以微利为导向，但摩根大通给出的数据显示全球外卖行业平均值为2.2%，某团外卖业务2024年净利率2.8%。乍一看起来外卖行业平均利润率好像很低？实际上拆开财报看，外卖毛利率是很高的，净利率可以“优化”，这是其一；其二是外卖业务是本地高频业务，带来的用户和数据价值远不是财报上明面的利率能体现的。

这里估且认为东子说的5%利润率和平台们目前财报体现的并不是同一个事情。事实上对外卖平台们来说，目前的所谓“行政成本”、“销售成本”等等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

这里从一个行业内司空见惯，新闻也从不鲜见，但一到讨论行业问题的“正经场合”就总被忽视的切口来讨论，就是平台内部的腐败问题。这两年从极氪爆雷，蔚来巨额亏损，小鹏引入长城王凤英进行供应链反腐等等事情中可以看出，新兴科技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很多时候比老牌企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种腐败问题是真的能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

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媒体喉舌，资本肉喇叭等等一提到企业腐败问题就把矛头指向国企，却一直有意无意的无视国企有完善的监管体系，私企缺乏外部监管，腐败问题容易更为严重的事实。

互联网企业当然同样存在着大量腐败现象，其中外卖平台内部的腐败问题很有代表性。外卖业务虽然最终面向C端的消费者，但重点在于管理B端的两头，商家和各地的代理商。

在商家一端，明面的是买流量和曝光，暗面的是限流和对于差评的处理，关于这点已经被社会广为诟病。代理商一端发生的事情更传统，比如行业早年总是能听到某某平台城市经理一下飞机就被地方各路活力人士土豪乡绅团团包围，不到两年房车齐备盆满钵满之类的故事。

自从《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一文爆火之后，整个社会对平台算法对劳动的压榨和异化进行了大量批评，但实际上，算法本身作为一种技术，在这个行业背了太多的锅。比如说，算法能解决内部腐败问题吗？比如说，算法能缓解平台们内部日益内卷畸形的KPI考核体系吗？当算法把骑手履约质量优化到99%后面小数点一位，但在新一轮优化淘汰的考核中，KPI指标变成了99%后面小数点两位，这时候算法还能有多大用处？到小数点两位的份上，真的还有必要做什么提升和考核吗？但为了KPI，也只能是死命压榨骑手，压到哪步算哪步了。

在这个互联网流量红利已经见顶，整体告别了野蛮扩张的时代，大部分公司给员工提供的都已经不在是一个从前幻想中的“高科技体面铁饭碗”。这种时候面对失业风险，要么在走人之前利用漏洞多A些钱并祈求不被发现，要么死命搞KPI谋求不被优化甚至获得晋升，就成了内部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而平台内部底层和高层间差距极大的薪酬水平，又进一步增加了A钱或者死卷KPI的心理动机。

所以，虽然平台们想要对腐败”零容忍“，但行业的内卷和公司内部的内卷，让压力从上到下层层传导，让腐败不可能被杜绝，最终转嫁为社会运行的成本。

几年前我们就在文章中提到过，外卖平台很有可能是我国最先发生某种变革的互联网业态。一方面，外卖业务和其他互联网业务比，更具有社会基础设施性质；一方面，在房地产周期衰退，产业进一步升级，大量传统业态和社会中间管道即将淘汰，AI兴起等大背景下，未来市场基层就业的主体会从从前的广大中小企业身上转移。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外卖从业者的劳动环境和权益具有极重要的探索意义。

一个如此重要的涉及社会基础服务和大规模劳动力雇佣的业态，必须要具有普惠性，低成本等属性。然而，外卖平台说到底并不属于公众，而是属于互联网企业和其背后的资本。比如，某团的外卖要为其他版块以及股价利润做支撑，某饿又是阿里生活服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导致对流量和利润的追求始终比社会公益性更靠前。

更不用说，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再基础的服务业态，本质上追求的也是高利润高股价，从业者进来追求的是拿高薪而不是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做奉献。种种这些加上腐败问题，最终就让运转成本高企，与社会基础服务的要求背道而驰。

那怎么降低追求利润，股价，高薪，腐败等等带来的高成本？我们曾经几次分析过为什么目前不光我国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巨型互联网平台国有化案例的原因——

从成本角度分析，巨型互联网平台假如以国有属性为目标改革，就不能再以纯粹盈利为目标导向，也不可能再用创始人权威，天价年薪，股权期权激励等等去维系庞大的人才数量，这样的平台就会从印钞机，变成成本极高管理极复杂的对象。

同时在还有市场竞争，尤其是美国科技竞争的情况下，也容易因互联网业态的飞速迭代而落后。这只是可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我国互联网发展到跟美国齐头并进不过十来年时间，对于控制治理成本的追求，让政府在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动力和迫切需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想，外卖作为一种相当长时间内应该都不会颠覆的服务模式，以低成本服务要求和从业劳动者保障为抓手，应该说可以实现规避互联网式迭代淘汰的问题，是一个进行国有化尝试的可行入口。

退一步说，外卖平台能不能也出现按“胖东来”愿景组织的企业？这也是有可行性的。东子的净利率不超过5%表态就让我想到了胖东来的净利率——4.7%—4.8%。胖东来的口碑是高劳动保障和良好的服务态度，秘诀则是成本管理和优渥的待遇。由于区域市场总量的有限性，胖东来在一个区域内可以出现，但不能实现普及——因为有限的市场内并不需要这么多高质量高流量企业。

因为事实上胖东来的超额利润还来自于其口碑，大家愿意花钱购买胖东来的自营产品，这些产品质量放心、但毛利率也相对较高。当出现一个胖东来，社会该讨论的就是哪家同类企业该倒闭了，而不是指望区域内所有企业可以在不大量淘汰的情况下向胖东来看齐。同时，在线下被线上侵蚀的情况下，商超领域的总盘子增长也并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胖东来实际上不太可能完成对全部商超的模式替代，甚至我们假设一夜之间全部线下超市都变成了胖东来，恐怕胖东来的毛利率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低。

但外卖平台不同，这种巨型平台，市场上只能同时存在几家，短期内也不会面临被颠覆，而且外卖平台相对于胖东来等需要科层化的线下组织来说，外卖平台更急需扁平化。胖东来的管理体系和薪酬体系，或许一些读者也在网上见到过类似的图样，而外卖平台就不同了，其组织结构更加的赛博化、扁平化。

早年“千团大战”的情形并没有在外卖领域出现过

如果社会鼓励要求平台向更普惠的基础设施，告别金融资本属性的方向发展，并强制要求劳动保障托底，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竞争，很有限的竞争者中，胜出的平台就可能是外卖领域的胖东来。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它就必须走真正优化成本+合理分配结构促进竞争力的路子，而不是表面在压榨骑手降低成本，实际上内部各种制度性成本和腐败成本高企。

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些“阵痛”。一方面，走这种路线的平台可能会失去那些年薪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高管人才”们的青睐，这到是个检验天价薪酬人才们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到底多大的实验机会；另一方面，对从业者的劳动保障托底会意味着配送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一定上升，但这种上升和当前平台两头压榨导致的价格上升不同，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正向的。这又是个检验整天呼喊分配公平的城市群体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支持分配公平的机会。

最后多说几句，这几天有新闻称“某团创始人微博清空”，实际上是之前设置了半年可见。虽然是乌龙新闻，但让我想起前几年某团身陷反垄断调查时，该掌门人在他自家的饭否上发了个“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熟悉他从早期创业到现在一路言行表现的人不难理解这背后的心态。

以笔者自己对互联网大佬们的评价坐标体系来说，早期以BAT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虽然很多问题被人诟病，但他们肯定清楚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国内的市场条件和政策的宽容，所以虽然都有外资或美股背景，但言论思维上不会非常以西方价值观为本位。新一代的创业者中，以某火星人，和傅盛，王小川之类为代表，认为源自硅谷的技术成就一切，市场是自己靠技术获得的，出海也一样能成功。所以这类人的言论思维更多以西方价值观为本位，对中式价值观常常表现出不认同。但不管怎么说，如TikTok确有靠技术在海外开拓市场的资本，这也算是一种言行一致。

然后最让人不可理解的一类人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和政策环境发展起来，明明完全离不开国内市场，很难进军海外，但言论思维也以西方价值观为本位的那种人。这是何其的拧巴呢？

近年来，我国学界经常研究的一个舶来概念“社会企业家”，其实质精神也鼓励这样的社会理论创新、社会实践创新，社会企业家的理念，鼓励企业家更多回馈社会、“少赚钱、多做贡献”。在当下，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型经济体，困扰我国的根本性矛盾，实际上是剩余价值规律本身。

多年来，我们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做好分配，这就是因为剩余价值规律本身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运行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围绕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矛盾，也与之深深相关（此处不展开）。我想，这样的问题已经被许多人看明白了，这恐怕也是于东来、雷军和今天的刘强东可以喊出“5%净利率”的原因，比起同道中人的愤怒，他们或许更加看重的是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