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死了，但“大狗粮时代”才刚刚开始

近日，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包括美国全球媒体署在内的七个联邦机构“消除所有法律未规定的业务，并将其法定职能的履行和相关人员都减少到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美国全球媒体署可能名不见经传，但大名鼎鼎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都由其所领导。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立即产生了严重后果。美国全球媒体署向旗下机构发出了中止联邦资助和人事休假的指示。这些被安排“行政休假”的员工无法使用工作电子邮件，也无法进行相关运营工作。《纽约时报》引用内部工作人员的说法，称美国之音已陷入事实上的关闭状态。

国际媒体署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强烈不满。从德国之声到卫报，再到华盛顿邮报，整个大西洋两岸的“正道”媒体们纷纷发出控诉。被砸了饭碗的自由欧洲电台首席执行官斯蒂文·卡普斯直接声称，“伊朗阿亚图拉、中国领导人、莫斯科和明斯克的独裁者将在自由电台成立75周年之际庆祝其停播。我们的对手若取得胜利，将使他们更加强大，而美国将更加虚弱。”

虽然国内很多舆论对特朗普上台后解散国际开发署，美国之音这些行为理解为“断狗粮”，对此要么欢呼，要么哀嚎。但笔者认为事情远没这么简单，细心观察就发现，“狗粮”现象目前并没有减少。美国之音在内曾经以无线电广播为独特优势的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日益丧失自身存在价值。虽然美国之音死了，但它的职能已传播到社交媒体时代的每一个角落。西方媒体的价值观同盟可能被削弱了一份力量，但这场将全世界卷入其中的宣传战争仅仅才刚结束序章，“大狗粮”时代才刚刚开始。

死于党争

成立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最辉煌的阶段是冷战时期，时任美国之音台长科勒就直接将电台与反对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正是美国之音将美国价值观传播到西欧各地，帮助这些国家成功抵御了共产主义影响。美国政府经过短暂辩论后也将电台广播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试图对铁幕后的共产主义阵营产生影响。随着冷战取得胜利，美国之音彻底成为美国冷战胜利叙事的一部分。

冷战结束后面对电视媒体和互联网的冲击，导致这类电台在21世纪初期逐渐开始收缩。它们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矩阵的一部分和自己的历史贡献为依托，维持自己的残余价值。它们与其他媒体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主要由政府资助。如果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能持续维持下去，美国之音可能会在遥远的未来以慢性死亡的方式消失在我们面前。只不过伴随着一句“Fake
News”，阿美利加的媒体政治化问题暴风骤雨般被搬上了台前。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分析过特朗普高度民粹化姿态的影响。他不拘一格的反建制形象破坏了主流媒体的舆论把控能力。无论是将特朗普贬低为小丑和疯子，还是将特朗普视为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者，都无法破坏特朗普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在主流媒体的一片叫骂声中，特朗普凭借自己超强的领袖魅力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对其他主流媒体而言，抵制特朗普是自然而然的答案。或者更准确地说，相互敌视才是两者更习惯的相处模式。但美国之音这些由国家资助的媒体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这些媒体在理论上是独立运营，但经费受制于人的事实不免出现寄人篱下的问题。套用今天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是名副其实的甲方爸爸和金主爸爸。与主流媒体站在一起继续敌视特朗普显然是取死之道。

另一方面，这些媒体与所谓的主流建制媒体深度绑定。这不仅包括人员间的相互流动，也包括这些媒体人之间享有趋同的价值观，背离自己的价值同盟是一种自绝门户的表现。

鱼和熊掌，或者说左右为难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之音的生存困境，迫不得已的首鼠两端导致它传播力的不断下降。更为麻烦的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做法无法避免两边的批评。特朗普依旧将美国之音作为“Fake
News”的一部分大加批判。尤其是在特朗普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塞入这些机构后，对美国之音政治化的担忧不绝于耳。

这种担忧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达到了高潮。从美国全球媒体署再到美国之音，特朗普将几乎所有的机构领导人都换成了自己的政治盟友。美国之音内部的记者和外部的民主党阵营随之迅速反弹，指责特朗普干涉媒体的独立运行。所幸的是，至少在当时看来，拜登当选“扭转”了美国之音政治化的局面。特朗普支持者被迅速开除或者“自动离职”，被特朗普开除的人重新回归。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故事在太平洋彼岸展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似乎回到了“正规”。拜登修复了特朗普所产生的异常。在主流眼中，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即便不是完全终结也已是风中残烛。美国之音可能会消失，但绝不是现在。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特朗普以主流媒体和建制派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再次复活。更没有想到的是，特朗普奇迹般地再次当选总统。

漫长的死亡变成了死刑立即执行。没有人再关心美国之音是否政治化，现在的问题是已被特朗普政府认定存在系统性亲民主党倾向的政府媒体应该何去何从。在上台不到两个月内，特朗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行政命令，他迅速让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一样陷入事实性停摆。这当然是美国两党斗争日益激烈化的表现，也是全球美国和正常美国这两种生活方式日益水火不容的写照。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为什么特朗普放弃了自己第一任期塞人的做法，转而选择将整个机构连根拔除。

社交媒体时代是一个可能的答案。社交媒体的广泛兴起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创造者。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或者说控制力被进一步削弱。以YouTube平台为基础的政治性播客成为了民众的新宠。无论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越来越多的播客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以前只有大媒体才能占据的位置。

Joe

Rogan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作为坐拥4000万粉丝的顶流播客，他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传统政治人物。在2024年大选白热化阶段中，特朗普和哈里斯都试图争取接受采访的机会。最终特朗普获得了长达三小时的深度访谈，Joe
Rogan也在大选的最后一刻呼吁支持特朗普。

二次上台的特朗普显然意识到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动向。在他看来，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现在连被争夺的价值也不存在了。比起反复的争夺，将这类过时而无用的“民主党机构”扫地出门才是更为高效和准确的办法。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狗粮断没断？

对于国内网友来说，肯定更关心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和颜色输出后面会如何变化，“狗粮”有没有断。客观而言，确实存在一些变化，但这种声音依旧高度边缘化。至少西方媒体日常对中国的敌视性态度并没有太多减弱，甚至随着反华日益成为美国的共识，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反而进一步增多。

当然，特朗普新政才开始也没多久。不过我们可以回忆下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自从拜登上台后，国内网上就有一种说法，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因为断了不少狗粮，所以国内互联网很消停，公知殖人神神恨国党等发言比奥黑时代少很多。这种记忆可能不太全面。一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掐断了一部分经费来源，但依旧有许多其他实体继续提供支持，比如对岸小岛的1450和海对面的外务省就名列其中。另一方面，美国两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区别，不妨碍两者都共同选择抹黑中国的策略。比如，贸易战、19年废青乱港和新冠疫情等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重大问题上，亲民主党的声音往往从意识形态优劣的角度抹黑中国，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不民主，才导致一系列问题；亲特朗普的声音往往依赖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策略推卸责任，直接让中国成为美国问题的“背锅侠”。以上事实说明，特朗普主导的白宫并不是不会进行舆论战，只是侧重点和方式与民主党有区别。甚至，由于反华成为美国共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民主党试图将特朗普的部分出格言论也融入到由其主导的颜色舆论输出，毕竟这本身也是民主党彰显自身政治价值和维护基本盘的一部分。至于这四年民主党主导的宣传机器会如何，还要看党争对其的破坏力度。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目前MAGA和右翼群体对中国的攻击主要有两方面，一个还是新冠溯源问题，一个是芬太尼问题，目前主要以阴谋论的形式在MAGA群体中和网络上传播。这两方面话题对中国看似暂时影响不大，更多还是作为MAGA群体凝聚认同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MAGA群体有时候又会羡慕中国，认为中国社会在DEI和工业发展上的态度非常对他们的胃口。万斯副统领“爱有差等”的说法更是被某些人讽刺为“儒家思想”。MAGA群体对中国爱恨交加的局面很有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

“大狗粮时代”刚刚开始

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美国之音的死亡是相对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时代的必然结果之一。在这个时代，主权机构不仅在利用美国之音这样的平台进行对外宣传时事倍功半，对内宣传的效果也与日俱下。

实际上，社交媒体也成为了美国之音所承担职能的新宿主，美国之音所扮演的意识形态煽动者或者传播者的角色反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被充分取代甚至强化。比如民粹和阴谋论，如刚才所说，右翼阴谋论在对外攻击的同时，更多被用来当成一种对内凝聚手段，随着中美力量此涨彼消，美国会更加需要这种对内洗脑的宣传。哈里斯败选之后，民主党内部也在反思，是不是要学特朗普，搞一些左翼民粹和阴谋论来动员选民。

然后，今日的政治性播客正在承担美国之音作为意识形态和颜色输出的生态位。这类播客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非常发达。他们中大多数从一开始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光谱进行自我定位，建立自己的受众群体。在具体形式上，他们以探讨热点时事并与观众进行长时间互动的方式，以及邀请名人接受采访的方式获得关注度。

政治播客的优势

这些播客在意识形态传播或者煽动上与美国之音这样的官方指导机构，甚至所有的主流媒体相比，具有两个难以取代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快。这些播客往往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就会开启自己的节目，与听众分享自己的看法。社交媒体时代对这种时效性的情绪需求已达到了变态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观众想要立刻看到的是播客怎么看以及应该怎么做的指示。谁先在社交媒体上形成某种叙事优势，谁就可能拥有对整个事件更大的定义权。

当主流媒体还停留在报道事实的时候，政治性播客已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定位和解答，并迅速通过社交媒体将自己的答案传播出去。真相和事实反而没那么重要。或者说，真相和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主观性构建的成分。毕竟意识形态的煽动者或者传播者优先满足的是意识形态叙事的自洽性。

更为糟糕的是，无论主流媒体如何精简自己的制作流程和审核机制，它们还是无法在快这件事上追上这些从草根中崛起的政治性播客。

第二个优势则是共情。从形上学角度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煽动是将人转化为特定共同体成员的过程。共情是维系这种纽带的关键步骤。正如笔者分析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民粹主义表现所说的那样，这种共情充分赋予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缺乏交集的成员一种拟制的血缘联系。用通俗的话来说，你觉得他真的是和你一伙的。

从客观形势看，政治性播客对自己政治光谱的定位使得他的观众也会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偏好性。这种预先删选的做法已为建立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共同体提供了良好基础。算法推荐下的同温层现象在客观上强化了这种相似性所带来的群体认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过程被大大加快。如果你支持民主党，那么你可能会将Vaush和Hasan的话奉为圭宝；如果你支持共和党，那么Rogan和Shapiro显然更对你的胃口。

Hasan Minhaj，印度裔

从主观手法看，政治性播客放弃了刚性说教或者输出策略，反而采用高度口语化的表达和松散轻松的语言在观众心中塑造出一种在与朋友对话的亲密感。这极大契合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逐渐崩塌以来民众愈发强烈的反建制情绪。民众想要的不是主流媒体趋同化的分析和反复的教育灌输，他们需要的是“真实”和“人性”。这种反建制的情绪是希拉里在2016年败选的重要诱因之一，比起冷冰冰的政治机器，出言不逊的特朗普才像一个活生生的真人。

政治播客的影响力

读者们当然会觉得，这些政治播客不就是国内的键政视频自媒体？形态上确实类似，但中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导致两者影响力截然不同，美国这些政治性播客在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的影响都在与日俱增。无论是Rogan公开在前排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还是Hasan公开被邀请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都是这种影响力进一步扩展的征兆。

国内的键政自媒体影响力再大，顶多也就只能配合西方说些什么“新冠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之类，再出格的就得油管见了。而且对于一些想当国师的键政自媒体来说，大多也只能处在“网络国师”的位置。放美国就不一样了，比如Joe

Rogan这种坐拥四千多万粉丝的，你哈里斯想要被采访，就给我到德州来，老子才不会迁就你去华盛顿特区。时间多久是我定的，我说三小时就要三小时，你只想要一小时那就拜拜。这可能就是国内一些自媒体理想中自己的样子吧。

Joe Rogan

在全球影响力方面，随着互联网信息的广泛渗透，物理距离和国界线越来越无法阻止信息的同步传输。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也可能因为这些播客中的某个观点迅速激发自己的情绪反应，进而引起强烈的情绪对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政治性播客在意识形态传播这一点上早就超越了美国之音，也超越了整个主流媒体。

其实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头号“播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言论恰恰符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需要。他成功地将信息传达给了他的支持者，激起这些人的政治热情。

反观传统媒体，即便意识到这个现象，也无法阻碍它们塑造典型对民众进行教育的冲动。这背后当然是传统媒体难以摆脱的结构性问题。在一次次的“教育”过程中，传统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不断折损，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向政治性播客的怀抱。以至于特朗普那句“Fake
News”现已深入人心，连民主党人也开始熟练使用其这一套路。

全球达利特领班与大狗粮时代

由于特朗普的强势上位和Joe Rogan这类大V的支持，看起来MAGA和右翼群体目前处于舆论强势地位，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特朗普和马斯克折腾的越狠，民主党的基本盘，以及全球“正道世界”的拥护者们就越需要有与MAGA对立的播客作为他们的嘴替和发声筒，这是一片广阔的市场。

右翼政治播客不是没有全球市场空间，虽然倾向特朗普主义的本土主义者可能没有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强烈意愿和动力，但在与民主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整全对整全是唯一的办法。这也是为何很多亲特朗普的播客也会向欧洲等地区传播自己，万斯对德国选择党和罗马尼亚极右翼候选人的支持是这种逻辑的外显表现之一。再比如安德鲁泰特这种（不过他是英国人，也不限于播客）。

安德鲁泰特

但特朗普和右翼群体们终归是在逆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化。而全球“正道世界”的拥护者们多是各国将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的群体，用现在流行的赢学中的概念来说，就是达利特领班群体（达利特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属于最底层，赢学视角认为，西方构造的种族歧视体系中，包括黄种人在内的被歧视者就被当成了达利特，而达利特领班群体则试图通过对西方进行模仿和皈依，实现精神上的“种姓上升”）。这个群体拥抱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化，且普遍属于中产和以上，有需求有财力为政治播客们付费买单。

对民主党基本盘和达利特领班群体来说，现在亟须大量的政治播客站出来对抗MAGA宣传和中俄这些国家的强势反击。所以我们能看到，像the young turks 和pod save America这类代表性播客，这次都在清一色批评特朗普废除了美国之音。

对外，像vaush这样的美国播客会批评斯塔默废除nhs独立机构，批评德国的afd。对他们来说，全球美国意味着必须要对外国事件做出符合全球美国和进步美国的价值评判。你特朗普和马斯克支持afd，那我们就激烈反对。特别是像lgbt，环保这类议题，本来就是跨国界的。

vaush的播客

这些面向“正道世界”支持者市场的播客语言风格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宣传化的，比如特朗普和特朗普支持的政治力量就是纳粹，这与美国之音在冷战的那种善恶二元论形式上很一致。

意识形态煽动者或者传播者们已经从媒体机构散落千家万户，亲民主党的政治性播客们正在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将意识形态输入到全世界的同温层中，美国之音的死亡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认为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全世界。这场两个美国的斗争已经把全世界都席卷了进去。

比起美国之音还需要政府拨款，没了拨款就要停摆，这些政治播客不管是为了名还是利，不需要经费驱动，可以自己上阵，反正全世界的达利特领班们出得起钱。比如最近就能发现，油管上一些本来平常不聊政治的网红大V最近突然开始涉政开始参与抹黑中国的话题并获得远高于平常的访问量。

从这个角度说，你说“正道世界”的狗粮断了吗？完全没有。只不过从以前美国政府，或者外务省之类的给“达利特领班”们发钱，变成了全球庞大的“达利特领班”们自掏腰包给新一代播客大V们掏钱，这市场不是缩小了，反而海阔天空了。世界可谓已经进入了“大狗粮时代”。

无论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已无法逆转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传播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需要重新揣摩的问题，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