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青“过劳死”惊动学界，高校内更深的一场博弈仍未显露

彭珮文、杨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导读】近日某位杰青学者猝死引发学界关注，年仅48岁。这场猝然降临的死亡揭开了象牙塔中不为人知的生存图景。尽管自2018年起，中央多部门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展开专项“减负行动”，实践中却上演着“规则层层加码、基层疲于应付”的悖论。填表、检查与强制培训充斥着教师的日常，尽管减负有利于科研成果的产出，但高校中的繁文缛节仍难以被削减。本文认为，层级间的认知差异导致了“繁文缛节削减难”的困境。

本文以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的“强制培训”为切口，通过对某“双一流”高校103名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22名管理者的深度访谈，以及10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同一规则在不同层级的组织成员眼中，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青年教师将培训视为“耗时低效的负担”，直言其“挤占科研时间、与晋升脱钩”；校领导却坚称规则“不可或缺”，强调其“提升教学质量、服务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而夹在中间的学院领导，既要落实上级要求，又要安抚基层不满，最终陷入“两头挨骂”的执行困境。

这种割裂的认知，催生了公共组织中典型的“罗生门困境”。高层以“组织大局”为由“顾左右而言他”，将问题归咎于“中层执行不力”；中层管理者抱怨“上下不配合”，在考核压力与基层诉求间“和稀泥”；而身处权力末梢的青年教师，因“人微言轻”选择沉默或消极抵抗。当各层级在责任归属上“互踢皮球”、在改革行动中“袖手旁观”时，繁文缛节非但未被削减，反而在推诿与自我辩护中愈演愈烈。

本文指出，破解这一僵局的关键，在于打破层级间的“信息茧房”。若高层能放下“规则定力”的傲慢，真正倾听基层的“沉没呼声”；中层能摒弃“机械执行”的惰性，灵活调整规则细节；基层能突破“无力改变”的消极心态，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诉求——繁文缛节的“死结”或可迎刃而解。若忽视组织内部“罗生门”的博弈逻辑，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在执行中异化为形式主义。

本文原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5年第1期，原题为《剪不断理还乱：公共组织繁文缛节感知和罗生门困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剪不断理还乱：公共组织

繁文缛节感知和罗生门困境

▍引言

繁文缛节（red tape）泛指对组织绩效有害的冗余行政规则、规章和程序，繁文缛节不仅是重要的理论议题，而且是公共组织管理面临的现实症结。即便规则制定的初衷并非增加组织内成员的负担，但在实际过程中，执行者对规则的僵化理解和规格执行的烦琐化也会给规则的承受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更棘手的是，即便实务界认识到了繁文缛节的存在，繁文缛节也往往难以被削减。例如，2018年起，中央多部门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展开专项“减负行动”，坚决砍掉有碍创新的繁文缛节，让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然而，青年科研人员在现实中仍面临着行政管理方面“检查多、审计多、报销烦、帽子多、牌子多”和职业发展方面“准聘-长聘”下“非升即走”的双重压力。鉴于此，本文关注高校科研管理中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起，繁文缛节便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有关繁文缛节成因的研究分为客观组织和主观利益相关者两类视角：前者认为繁文缛节源于广义规则，如过度控制、过度合规等；后者则认为繁文缛节是主观感知，其触发机制包括工作负担、工作满意度、职业轨迹、社会网络、工作参与度、工作异化、管理策略、组织层级、工作经验、公共服务动机等。然而，大部分研究仅局限关注组织中某一层级的成员，只有少数学者会对不同组织层级的繁文缛节感知进行对比分析。例如，Walker和Brewer通过研究英国公共部门发现，同一组织内高、中、低层级成员对同一条繁文缛节的感知程度不同，在高层看来是有益的规则，在低层眼中却成了繁文缛节。

在Walker和Brewer 的全层级视角的基础上，Yang将政治因素纳入繁文缛节研究，分析了中国公共组织内部不同层级官员就同一条规则是否应被判定为繁文缛节产生的分歧：对于低层来说是繁文缛节的规则，对于高层而言却是有益的“组织维系纽带”（又译为“必要的官僚制”，necessary bureaucracy），有助于高层维护组织内部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罕见的多层级研究也仅仅停留在了分析繁文缛节感知差异的组织和个体成因上，对于更重要的问题，即为何这些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却谈及甚少。换言之，即使对于同一条规则是否繁文缛节，不同层级的群体出于自己面临的主客观因素，存在不同的感知。但不同的感知是否造成繁文缛节难以被削减的必要条件呢？例如，为何基层不去努力争取与高层进行对话来削减繁文缛节感知？同理，高层为什么不尝试与基层进行沟通，寻求其对一条规则的看法？因为即使高层看到了规则的“政治价值”，即它可以维护一个组织内部的稳定，但听取基层的意见亦可让高层的组织维护工作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基于这些疑问，本文意在回答：“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间差异”是如何造成“繁文缛节削减难”这个窘境的。

简言之，受Walker和Brewer、Yang的全层级繁文缛节感知研究启发，在批判性地发掘繁文缛节“利益相关者说”（即Bozeman所指的繁文缛节概念仅涉及某规则的利益者、相关者）和“主观感知说”（即Pandey所提及的繁文缛节是一种心理过程）的基础上，我们将首先分析不同组织层级成员对某一规则是否繁文缛节的感知差异；进一步，我们将探究这些差异为什么会有碍组织内的各层级采取有效行动来化繁为简，以更好地解释“繁文缛节削减难”的原因。具体而言，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审视了某双一流高校R大学内部的一项被青年教师视为繁文缛节的规则。我们发现，与Walker和Brewer、Yang的研究结论一致，组织中不同层级成员对繁文缛节的感知程度存在差异：某一层级的利益相关者不仅会出于自己的立场对一条规则是否属于繁文缛节进行评价，而这种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差异也成了“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出现的基础，该现象存在两种表现：组织内部各层级就产生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顾而言他”“互踢皮球”（罗生门表现一）；就削减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袖手旁观”“自我辩护”（罗生门表现二）。该现象是造成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组织内的高层往往更关心组织的整体利益，作为规则动议者会反复强调规则对组织的价值（“顾而言他”），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执行层面（“互踢皮球”）；进而，他（她）们也不会将削减繁文缛节视为自己的责任（“自我辩护”）。组织内的中层也并非规则的最直接利益相关者，但其需要落实高层的要求并考虑低层的需求，面临管理和绩效的双重压力，所以其往往将产生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甩给高层（“互踢皮球”），就是否剪除繁文缛节“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并在两难的境地下为自己的行为诡辩（“顾而言他”“自我辩护”）。而组织内的低层作为规则的最直接利益相关者，饱受了繁文缛节之苦，高层的不关心和中层的不作为也让他（她）们失望（“互踢皮球”）；但他（她）们始终处于组织话语权的底端，人微言轻（“顾而言他”“自我辩护”），因此经常采取消极抵抗和“袖手旁观”。

虽然“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有碍组织内各层级采取有效行动来化繁为简，直接导致了繁文缛节难以被剪除，但我们提出，具有良好内部沟通机制的组织，即便不同层级的繁文缛节感知存在差异，顺畅的沟通仍能有效削弱该罗生门现象，降低组织内的繁文缛节感知水平。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中英文文献，并重点关注繁文缛节的不同定义及其前因研究的成果；第二部分以某双一流高校R大学的“完成教师培训课程”规定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归纳出导致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的原因，即“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及其两个表现；最后，本文为削减繁文缛节提出实务洞见。

▍文献综述

（一）繁文缛节定义的发展与辨析

繁文缛节最初是指英国政府用于装捆法律文件的红色缎带，后喻指官僚制弊病，其概念可界说为：繁文缛节包括烦冗和无意义的文书工作、不必要的规则和烦琐的程序，会降低行政效率，并给个体带来负面感知。

Kaufman最早关注了繁文缛节问题，他在《繁文缛节：起源、使用和滥用》（Red Tape：Its Origins，Uses and Abuse）一书中提出了繁文缛节的两个成因：政府行动过程中满足公民、利益集团差异化、分散化的利益诉求以及满足政府问责制的需要，这两方面需要导致大量官方文件的出台和复杂程序的产生。Kaufman之后，也有其他学者研究了繁文缛节。例如，Rosenfeld将繁文缛节定义为低效和无意义的政府指导方针、程序和表格的总和。

在公共管理领域，Bozeman最早从组织视角诊断繁文缛节，并从组织整体角度提出了“组织繁文缛节”（organizational red tape）定义：“对实现组织目标没有作用、执行十分烦冗的规则。”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对规则质量的评价，即规则失效，才会成为繁文缛节。因此，从制度分析角度，“组织繁文缛节”强调的是对规则进行优化、对管理流程进行再造等。

但其实，判断规则是否为繁文缛节本质上是评价规则的质量，而评价则涉及感知和价值判断。Bozeman并未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繁文缛节”的污名化形象，他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繁文缛节”并非天然带有贬义，实际组织生活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同一规则的理解和感知也并非百喙如一：某一规则被特定利益相关者视为繁文缛节，而另一主体的看法可能与之相悖。根据Mile定律一个人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决定其在一件事上的立场，因此，作为对整体组织视角下的“组织繁文缛节”概念的补充，Bozeman从微观的组织成员视角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stakeholder red tape）概念，即繁文缛节是“对于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没有作用、执行十分烦冗的规则”，因此“一个人的‘繁文缛节’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庇护”。这句话正是对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概念的生动描述，切合组织理论，接近公务人员的实际经验。所以其在被提出后，始终在繁文缛节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无论是“组织繁文缛节”还是“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概念，在实证研究中都面临着操作化的困境（见表1）：对“组织繁文缛节”概念而言，其逻辑要求繁文缛节的测度要以组织整体为单位。但实际的工作中，往往对抽象组织的测度难以实现，因此，研究多以组织成员作为替代性的测量对象，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被批评为以偏概全；同时，该做法还忽视了组织整体，抹平了组织内不同主体的主观差异，研究价值有限。也就是说，“组织繁文缛节”研究实际上“退化”成了“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部分原因是后者的概念操作性更强，然而，操作的便利也滋生出了概念使用的偏误，带来了新问题：“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的视角大多缺乏对组织层级上不同利益群体的纵向感知对比分析。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Bozeman在“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借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繁文缛节感知视为成本-收益的动态关系过程，提出了“多维度繁文缛节”概念（multidimensional red tape）：“给组织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带来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执行十分冗赘的规则”。但这一概念也存在问题，如Zahradnik质疑道：首先，规则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这对公共部门来说更困难；且若已有规则A具有正的“净收益”，但又有新规则B能更经济地得到相同的收益，原规则A是否还是繁文缛节？因此，“多维度繁文缛节”概念难以取代“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在文献中的主导地位。

总之，“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有效对接了Pandey提出的心理过程论（psychological process view），强调特定主体对规则有效性的感知程度。因此，在后文的案例部分，我们提到的“繁文缛节”和“繁文缛节感知”，均指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繁文缛节主观感知。

（二）有关削减繁文缛节的文献梳理及发现

我们对“繁文缛节”相关研究进行了全时段的中英文文献梳理。截至2023年3月，13728篇公开发表的中文期刊文章涉及“繁文缛节”，其中，北大核心和（或）CSSCI文章共4730篇，我们从中筛选有关“繁文缛节”的文献综述和以“繁文缛节”为变量的实证研究，得到了22篇文献。筛选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文献要么混淆了繁文缛节和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概念、要么不以“繁文缛节”为主要解释变量。因此，我们重点关注3篇运用量表测量或案例研究来分析公共组织内部成员的繁文缛节感知的实证研究论文。英文文献方面，我们在49份公共管理类SSCI一区到四区期刊检索关键词“red tape”，得到4 844篇英文文献，依照上述标准筛选出74篇，根据“繁文缛节”变量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即“繁文缛节”非控制变量），我们主要关注40篇研究公共组织成员繁文缛节感知的文献。对照分析上述43篇中英文文献，我们发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特定层级的组织成员（如中层经理或高层管理者），详见附录。在概念操作化方面，“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概念使用最广，常见做法是以量表测量特定层级组织成员的繁文缛节感知，这与本文的概念辨析结论一致。

总体来看，这些文献都是从繁文缛节产生的前因入手来间接探讨其为何是难以削减的。首先，已有研究基于认知行为学理论，从心理过程视角（psychological processes）解释了繁文缛节感知的存在以及其在组织中差异化分布的原因，提出了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thesis）、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thesis）和归因理论（attributional thesis）三种心理机制是造成繁文缛节感知差异化存在的原因——这三类心理过程模型都将繁文缛节视为个人感知，而非系统特征，这一类前因分析的文献综述结果详见附录。

其次，已有文献也认为，繁文缛节感知的差异化可能是组织结构特征的系统体现，所以这类研究也关注个体心理认知以外的结构性因素。例如，有研究发现，组织成员所处的层级地位会影响其繁文缛节感知——高层负责前瞻性思考和战略决策，中层负责具体项目决策，低层关注具体工作任务，这种职能分工、权责地位的差异会导致繁文缛节感知的差异化分布；而成员所处的组织层级越低，其繁文缛节的感知水平往往也越高、成因也愈复杂。然而，我们也发现，已有研究的视野大多囿于组织内单一层级（25篇文章关注低层、11篇文章关注中层、2篇文章关注高层），至多做到了“片面深刻”。

诚然，学术界对于繁文缛节的前因及后果的讨论成果颇丰，但目前尚无文献直接将“如何削减繁文缛节”纳入核心的研究议题中：上述43篇繁文缛节的研究中，在对繁文缛节的前因和后果进行分析后，仅有10篇文献在其结尾的讨论部分，就如何削减繁文缛节（感知）提出了一些建议，这包括加强沟通、权力下放、程序精简、及时更新已有规则、运用新的信息技术等。不过，这些建议也流于表面，即只是针对繁文缛节的成因（繁文缛节作为因变量Y）或者影响因素（繁文缛节作为自变量X或调节变量W）分析的延伸解读罢了（详见附录1和表2），缺乏针对性和相应的机理分析。

总之，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我们的发现可总结如下：相对于其他概念，“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更为合理地定义了组织成员的繁文缛节感知、更具有操作便利性，在实际研究中也应用最广，然而已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应用多有局限，鲜有基于组织全层级的实证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对削减繁文缛节的措施建议仅停留在表面，尚未有研究揭示繁文缛节削减难的机制，而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差异，并不能与繁文缛节削减难画上等号。

因此，基于上述的文献梳理，本文将从组织权力结构的高、中、低三个层次来观察繁文缛节感知的分布情况，再重点关注层级间在产生和削减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产生的分歧，最终将这些分歧（即“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纳入“繁文缛节削减难”的影响因素。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Walker和Brewer的全层级研究，以及Yang将政治因素纳入繁文缛节层级感知异同的努力，为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即组织内不同层级的员工，出于自身的地位、立场、工作性质的不同，对于某一项规则是否为繁文缛节的感知程度会有差异：相比于基层，这些学者发现，高层领导更能够捕捉到一条规则在组织维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即调解组织冲突、维持组织的秩序，进而保持对组织的政治控制。正如Bouilloud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组织并非一成不变，组织会经历诞生、维持和走向灭亡（或再造）的过程，而组织的维系需要制度和规则。同理，Pollitt也发现，高层在寻求组织控制的过程中，一些规则会为其提供维持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制度保障。然而，在低层看来，由于这些规则离他们的核心任务和职责距离更远，在遵守方面是烦琐的。因此，这些对高层而言具有重要政治作用、对组织必不可少的规则，对底层来说反而是“繁文缛节”。同时，理解中层管理人员的作用也很重要。在地位上，中层管理者有着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双重身份。他们需要平衡组织中来自高层领导和基层人员的工作要求和期望。高层管理者需要中层管理者充分发挥管理职能，令其面临工作绩效方面的压力；而基层则需要中层管理者充分发挥其领导职能、给予情感支持、践行公共部门的价值观。所以，中层管理者地位的模糊性与双重职能，意味着在对繁文缛节感知进行全层级研究时，不能将其与高层领导或基层人员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对于造成繁文缛节难以被削减机制的研究，将建立在繁文缛节感知层级差异化分布的基础上。但我们仍需进一步质问：繁文缛节感知差异是否就意味着繁文缛节难以被削减？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机制？上级认识到规则的合法性需求，难道就一定会对下级的繁文缛节消极反馈充耳不闻、固守己见吗？这正是我们的研究主题。

下文的案例表明，正是由于组织内的繁文缛节感知存在层级间差异，所以不同层级成员才会在产生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通过“顾而言他”来转移话题，运用“互踢皮球”以推卸责任；也正是由于存在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间差异，所以不同层级才会在削减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采取“袖手旁观”的行为，并就自己的不作为和失败的努力展开“自我辩护”。这两个表现被我们统称为“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据此，当各层级难以就谁应为造成和削减繁文缛节感知负责达成一致时，很难想象他（她）们会为剪除繁文缛节采取实质行动。

▍案例、数据和方法

（一）案例背景

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提出“积极开展教师培训、教学改革、研究交流、质量评估、咨询服务等各项工作，提高本校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满足教师个性化专业化发展和人才培养特色的需要”。根据文件精神，R大学人事部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积极响应并筹备研究青年教师培训工作，并且自2020年起制定了新一轮的培训方案：R校青年教师培训方案面向青年教师开设系列教学培训课程与活动，分为多个模块，青年教师必须在五年内完成128个学分的学习并通过结业考核。在规则实施的每一阶段（即每一学年），会出台对应的课程安排，供青年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此外，青年教师只有完成所有模块的学习并通过考核才能获得职称晋升资格。在此案例中，这一规则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作为规则承受者的青年教师，还包括作为规则设计和规则执行的校领导和各学院领导，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对于高校领导，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对于高校的发展（即以学生为本）和绩效至关重要；对于学院领导，高校教师教学基本功的提升也可以带来实在的声誉，例如青年教师可以通过参加各类教学比赛为学校和学院赢得相应的奖励。

（二）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来源分为两部分：第一类是校方与各学院发布的文件材料，我们对培训方案的实施细则进行阅览，据此选定了6个学院进行长期观察，并为后期问卷调查和访谈大纲的形成奠定基础。第二类来自为期10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及后续面向22位教学与管理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我们在规则实施阶段向6个学院的青年教师发放了103份问卷，随后与R校人事部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3名领导（高层校领导）、来自6个学院的6名院长/副院长（中层院领导）和13名青年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详见表3。

1.参与式观察

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参与式观察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收集了共10个月的观察数据。我们累计参与了不同学院的多场线上讲座和线下培训课程，包括学校统一规定、设置的必修性培训课程，以及各学院依据自身情况自主设计和安排的选修课程。同时，我们也参加了E学院和F学院的民主座谈会，观察了有关规则调整的商讨。在规则实施初，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均为线上会议形式；随着疫情的放开，依照学校/学院的具体安排，观察转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我们不仅关注老师们参与培训课程时的状态，也关注了课间及课后老师之间对课程的私下评价，形成了共5万字53页的记录文稿。

2.问卷调查

我们采用Borry“三项繁文缛节量表”向6个学院（ABCDEF）的103名青年教师发放问卷，调查其对这一规则的看法（即青年教师的繁文缛节感知），最终回收4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46.15%。

3.半结构化访谈

根据文本分析、前期观察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拟定了针对每一层级受访者的提纲，并在线上线下进行了深度访谈。我们分别与高层校领导、中层（副）院长、低层青年教师进行了访谈。由于“繁文缛节”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贬义色彩可能引起歧义，我们在访谈开始前特地向受访者解释了“繁文缛节”这一概念，当访谈涉及前述的问卷调查结果时，也对问卷使用的三项繁文缛节量表进行了详细解释。在取得受访者同意后，我们录音记录了访谈内容，并用软件转写成文字材料，由两名研究者校对汇总，形成最终共17万字189页的文稿。出于保密和保护隐私的研究伦理，我们对所研究的学校、受访者和教师培训规则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案例分析

（一）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差异

根据文献综述部分对繁文缛节的发展梳理和定义探讨，不同层级成员对一条规则是否为繁文缛节存在的不同感知，即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差异，是繁文缛节存在的前提条件。而我们的问卷和访谈发现，不同层级的主体，对繁文缛节的感知存在不同：青年教师的繁文缛节感知程度较高，而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的繁文缛节感知程度低，这意味着繁文缛节的确存在。

1.青年教师：繁文缛节感知程度较高

在规则实施阶段，我们对教师培训课程及讲座进行了参与式观察，青年教师对课程的评价较负面，比如“该课程内容过虚”“感觉没意义”“占用过多时间”“照本宣科”；但也有少数正面评价，如“多少能够学到一点东西”“有些技巧还是可以参考的”。

同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青年教师对培训方案的看法。我们向6个学院的103名青年教师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份（A学院7份，B学院8份，C学院9份，D学院6份，E学院10份，F学院8份），有效回收率46.15%。问卷第一部分收集了人口统计学信息：48名青年教师中，男性28人（58.33%），女性20人（41.63%）；入职3年以上的青年教师22人（45.83%）、入职1～3年的21人（43.75%）、不满1年的5人（10.42%）；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38人（79.17%），预备党员4人（8.33%）；我们特别关注了教师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结果显示，48名青年教师均承担了这两方面的工作（100%）。受文献梳理结果启发，我们在问卷主体部分采用Borry开发的三项繁文缛节量表来衡量青年教师对培训规则的繁文缛节感知水平：“推行青年教师规则，请您对其符合以下三项描述的程度进行打分（从0—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三项子描述分别为“规则是（1）没有必要的（unnecessary）、（2）给您带来负担的（burdensome）（占用科研、工作和休息时间）、（3）对实现目标没有帮助（ineffective）（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能力）”。我们加总三个子项得分、算出总体均值并比较了不同子项的均分，其中，“没有必要的（unnecessary）”均分4.08、“给您带来负担的（burdensome）”均分4.19、“对实现目标没有帮助（ineffective）”均分3.93。总体均分为4.07；横向比较，6个学院的总体均分依次为4.05（A学院）、4.03（B学院）、4.08（C学院）、4.01（D学院）、4.12（E学院）、4.13（F学院）。由此我们得出结论：6个学院的青年教师对青年教师培训这一规则的繁文缛节感知水平皆较高。

2.学校领导：繁文缛节感知程度低

和青年教师不同，学校领导并不认为青年教师培训这一规则对他（她）们而言是繁文缛节。校领导y作为规则动议者，从合法性角度阐释了设计培训方案的初衷：一来，教育部要求高校加强青年教师教学培训，R校有义务进行落实；同时，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既是学校的根本使命，也是青年教师的本职工作，而初登讲台的青年教师由于经验不足，教学效果有所欠缺，因此，需要经受系统培训以提升其教学质量。校领导x也进一步指出了规则对于学校绩效的作用：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培养质量，而学生培养质量不仅是学校层面重要且可量化的绩效指标，也是教育部评估高校的重要标准。总之，我们发现校领导主要站在组织合法性和绩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规则的价值，对其而言，这一规则并不是“所谓的繁文缛节”。

3.学院领导：繁文缛节感知程度低

学院层面的领导也不认为这一规则本身是繁文缛节。他（她）们和学校领导一样，不仅站在组织绩效角度，称赞了青年教师培训规则对于提高学院的本科生教学质量存在积极的意义（院领导e）；还从员工发展层面，肯定了培训规则对学院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作用（院领导f）。同时，他（她）们表示，这一规则既有教育部层面的背书，同时学校层面也要求学院压实责任，因此，学院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推动这一规则的落实（院领导c）。虽然在规则执行的过程中凸显了一些“两头难”的挑战，但学院也正在尝试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院领导b）。不难想象，对于这一规则本身，院领导们也认为其和我们“给出的繁文缛节定义”相去甚远。

总之，我们通过对R大学6个学院的全层级访谈发现，青年教师普遍认为该培训规则是繁文缛节，即产生了较重的繁文缛节感；但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并不认为该规则是繁文缛节。在证明了繁文缛节感知存在层级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无论是高层学校领导、中层学院领导还是低层青年教师，就产生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都表现出顾而言他、互踢皮球的行为（罗生门表现一）；而就削减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他（她）们也表现出了袖手旁观、自我辩护的倾向（罗生门表现二）。这两个表现被统称为“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

（二）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

“罗生门”即某一事件中，当事人各执一词，为推脱责任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往往相互矛盾，使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而正如《罗生门》电影的观众无法确定谁是罪魁祸首一样，我们也难以确定组织中，谁应该对产生和削减繁文缛节感知负责。

1.罗生门表现一：就繁文缛节产生的责任归属上，顾而言他、互踢皮球

顾而言他即有意避开对具体问题的回答。我们向学校领导们反映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他们对青年教师们就规则普遍表达出的负面意见感到“意外”，但并没有直接对“谁应该为青年教师高繁文缛节感知负责”进行正面回复。例如，学校领导z直接回避了这个问题，在访谈中不断接电话；学校领导y则反复强调，这一规则是能培养青年教师为学校和学生做贡献的“好规则”，既有助于老师们“尽快进入教学状态”“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也能够进一步为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供更加科学的引导，“为学校、国家培养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才”。学校领导x也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教课这么简单，还需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使得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并学会用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国家和国际问题”。

部分学院领导也有意回避这一话题：D学院的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学院教学最近取得的成果，指出自规则出台以来，“学生们对于课堂的反馈普遍比之前更加积极了，给老师们的评价分数也有所提高，这体现出我们学院在专业核心课和通识课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这离不开青年教师的投入，以及学院和学校方面的大力支持”；E学院的领导则表示，其学院“时刻关注青年教师的精神状态，希望青年教师能够以积极饱满的活力来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当然，在遇到“不太乐观”的问题时，学院会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问题”。我们还发现，受到规则直接影响的部分青年教师，也不愿直面这一问题：青年教师d1抱怨自己还在面临“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换问题”，现正在适应“为人师表的制度要求”；青年教师e2则根据自己的阅读与见识，引经据典，大谈特谈大学教师这一职业意味着什么以及该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而青年教师f1则将话题引向了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上，称自己“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工作生活的节奏有点紧”，并分享了自己在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必须参与的“过多过杂的各种会议等”，和学校行政人员打交道的时候所遇到的“拖延、僵化”等问题，以及初次踏上讲台面临的“心理压力”等。

互踢皮球即就一个问题互相推托，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在我们的追问下，学校领导y除了重申设计规则的初衷外，还一直强调自己在优化规则设计方面的努力，将问题矛头指向享有高度自主权的院方，认为中层的执行不良可能是给低层带来较重繁文缛节感知的原因：青年教师培训规则是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通过多轮会议研讨确定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拍脑门决策”，且校方在规则实行阶段给予了院方充分的自主权，“考虑到了老师们的实际情况”，允许学院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实施细则。因此，他表示，青年教师的高繁文缛节感知“可能是部分学院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充分领会文件和学校精神，在执行过程中变相加压所致”。学校领导x进一步认为，是学院没有尽到上传下达的责任，学校当时不知道“老师们的意见这么大”。在他看来，位于中层的学院不仅扭曲了规则的执行，也阻碍了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同时，他也猜测，青年教师就规则的抱怨“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合理安排时间”。

不同于高层校领导，学院领导对青年教师表达出的意见是有所了解的，但A学院的领导指出，学院“严格落实规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上级在发布青年教师培训文件之后并没有后续指示，学院担心过分运用“自主性”可能违背上级原有的意思，因此只能严格按照指导意见来推行规则；二是因为青年教师在征询意见过程中的“不配合”姿态让学院难以全面了解青年教师对规则的态度。学院也召开过“吹风会”尝试向青年教师解释规则的意图，但“他们（青年教师）不愿意理解上面释放的善意和诚意”，也不参与相关的民意征询，这都让学院层面很难弄清青年教师的想法。其他学院的领导或多或少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因此各学院在制定规则细则方面“如履薄冰”，在猜测与不确定中徘徊，夹在高层和低层之间彷徨，难免在处理低层青年教师遇到的问题时“举步维艰”。

而我们对该规则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青年教师的访谈则显示，在他（她）们看来，繁文缛节感知的成因是高层的“不近人情”和中层的“层层加码”。首先，高层在设计大纲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青年教师的实际情况和意见。例如，教师c1认为，学校和学院层面无法与青年教师“感同身受”，这一规则在“本质上还是为了组织的荣誉”。教师d2进一步指出，在“非升即走”考核期间内，让“青椒”再接受教学能力培训不合理，因为虽然培训是“参与考核的入场券”，但教学在考核中占比低，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其次，教师e1指出了学院层面存在对规则的层层加码，“从学校的指导文件来看，课程学习时间的安排应比学院的现今规划更加机动和灵活”。

总之，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在产生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方面，学校内部存在顾而言他和互踢皮球两种情况：不同层级的成员可能会通过转移话题来拒绝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的回应；也可能会在必须直面责任归属这一问题时，将责任推给其他的层级，找到自己“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青年教师a1的说辞，便是对这一问题最为生动的脚注：“校领导和某些院领导只是在乎自己的荣誉，他们把‘高高在上’做得很足——虽然显得很在乎我们这些‘青椒’的想法和感受，但其实只是秉持了事不关己的态度将自己置身事外——还自然而然地将自认为不属于自己的责任‘甩锅’给下属和基层。” 鉴于各层级就产生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要么顾而言他，要么互踢皮球，我们很难想象，他（她）们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削减繁文缛节。

2. 罗生门表现二：就削减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上，袖手旁观、自我辩护

袖手旁观是放任问题的继续发展，而不采取任何措施。理论上，削减繁文缛节感知可以从规则设计（高层校领导）、规则执行（中层院领导）和根据意见反馈来调整（低层青年教师）这三方面着手。虽然学校领导y、z都对青年教师在问卷调查中反映出的负面态度表示“高度重视”，但是他（她）们同时也强调，身为高层管理者，要从组织整体考虑，“规则还是要有定力，不能听风就是雨”，所以，校方强调还需要通过进一步调研来对规则执行的实际情况进行研判，然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并做出改变，在此之前，必须“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学院领导e指出，从基本常识来看，培训规则“肯定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青年教师主动反馈给学院层面的负面意见“只是少数甚至极个别情况”；学院领导f也认为，在面对少数负面意见和抱怨的情况下，学院不能因噎废食，终止这一规则的执行，毕竟“绝大部分人都很满意”该规则。学院领导c指出，学院确实有考虑过根据青年教师阶段性的课程进展来调整细则，但其获得的主要反馈皆触及了原则层面的大改，而要满足这些诉求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有些青年教师提出“取消这一培训课程”，或者提出“让培训课程和晋升考核脱钩”，因而学院只能“按兵不动”。学院领导a则是迫于学校的压力而袖手旁观：他认为校方不会听取学院的意见，因为学校推出一项规定是在慎重考虑和多轮研判的基础上，“一定是想落到实处”；而且“学校上面还有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因此作为规则执行者的学院层面“很难说动校领导做出改变”。而为什么深受繁文缛节之苦的低层青年教师也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呢？访谈显示，处于话语权底端是他（她）们“无意”采取措施的重要原因：青年教师a2提出，“我们新来的（青年教师）人微言轻”，青年教师c2也解释道，身为面临“非升即走”考核的青年教师，难觅有效的途径来触及高层的决策，也没有办法改变中层的执行策略；同时，出于“安身立命”的考虑，很少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我向上级反映意见，以后还怎么在学院混？领导会怎么想我这个‘刺头’？” 青年教师a2），因此，在这些青年教师眼中，他们只能是规则被动的接受者，既无心也无力做出改变，只能袖手旁观。

自我辩护具体表现为各层级主体为自己没有尝试削减繁文缛节感知或者为自己失败的努力提供理由。在访谈中，学校领导x提到了一个细节，即学校曾尝试向学院和青年教师收集反馈意见，但并没有达成理想的效果：例如，学校曾主动要求各学院对规则实施期间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馈以共同研讨解决策略，但根据学院反馈回来的信息，这一规则的执行过程“相对比较顺利”，青年教师们对规则本身也“普遍比较满意”，因此，学校继续推行了这一规则。与此同时，学校也曾多次向各学院强调了它们所拥有的自主权：“各院系应该结合本院系面临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或更改有关该规则的实施细节”，进而让青年教师“学得好、愿意学”。

学院的领导们更多强调其作为中层“夹心人”的艰难处境，为自己尝试削减繁文缛节感知的“失败努力”进行辩护：一方面，学院领导b告诉我们，对于部分不涉及原则问题的负面意见，学校说“还得进一步搞清楚状况”，因此学院只能自己摸索可能的出路；另一方面，学院也不知道青年教师们“到底想要什么”，A学院曾主动以问卷或谈话的方式征询青年教师的意见，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年教师不积极参与且反馈不认真：学院领导a指出，学院的座谈会和问卷都显示出青年教师认为“该规则不算棘手”。但是私底下，他（她）们还是对此表达了不满，可在追问青年教师有什么意见和改进建议时，他（她）们却又保持了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学院还能怎么做？”而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虽然相关学院曾做出了一些“民主的举动”，但却被教师们认为是“表演”和“做秀”：例如，多次参与座谈会的青年教师a1指出，座谈会时间安排不合理、内容也是照本宣科，实际上完全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填写了学院问卷的青年教师a2也表示，学校和学院既没有设置有效的透明沟通渠道，也没有足够的沟通诚意，所谓的问卷只不过是“走过场”（“学院乱七八糟的问卷调查不少，领导哪一次认真听了？不都是走个过场，看不到落实。”），自己在问卷中的诉求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所以，青年教师认为自己的不配合是有原因的：上级听取意见的诚意不足使得他们失去了信心，上级披着民主外衣的强制执行规则令他们失望（“都是形式主义”，青年教师a1）。

换言之，面对青年教师的高繁文缛节感知，不同层级的组织成员都在为自己的不作为或失败的尝试寻找依据，试图塑造“完美受害者”的形象：学校领导层级需要保持规则的稳定性，而在此之上赋予各学院一定的自主性似乎意味着他（她）们可以在削减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置身事外；处于中间层级的学院领导掣肘于学校模棱两可的要求和青年教师的消极抵抗，也只能选择按兵不动，在夹缝中艰难摸索，无功而劳；而处于权力链条底端的青年教师，或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现状而选择“躺平”，或在尝试改变中失去了信心。至此，组织陷于繁文缛节感知的桎梏，各层级皆就削减繁文缛节的责任归属袖手旁观和自我辩护。

总之，本文发现，繁文缛节感知之所以难以被消减，是缘于基建在繁文缛节感知层级差异上的“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即在产生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没有人愿意为过去负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而在削减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也没有人愿意为未来采取积极的行动，受访者展现出的最卖力的“行动”，就是不行动、是尽力为自己的失败尝试辩护。因此，本案例中“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了困扰着高校科研人员（青年教师）的繁文缛节难被削减的原因。通过对R大学高中低三个层级的访谈，本文发现了组织中不同层级成员对繁文缛节的感知存在差异，这也是“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存在的基础，而该现象包括：组织成员就产生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顾而言他”“互踢皮球”（罗生门表现一），就剪除繁文缛节感知的责任归属上“袖手旁观”“自我辩护” （罗生门表现二）。这些现象造成了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

对于繁文缛节研究的贡献而言，我们拓展了Walker和Brewer， 以及Yang的全层级繁文缛节感知研究的结论，将其延伸到“为何繁文缛节感知难以被削减”的讨论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搭建了“繁文缛节感知的层级间差异”和“繁文缛节削减难”之间的桥梁，即发掘了“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并详细揭示了“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背后的四种运转机理。诚然，学者在探究繁文缛节感知的影响因素时，比如公共部门领导的社交行为管理、公共组织成员先前职业经历、公共部门中电子信息工具的运用，可采用全层级视角，识别公共部门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对规章程序的看法和行动上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更进一步，我们质问，既然学者早已了解到组织内的繁文缛节感知存在层级间差异，那么，为何不采取行动来剪除繁文缛节感知呢？比如，对于招募员工进入公共部门的中层经理人员而言，他们在知晓下属（即规则承受者）的繁文缛节感知程度的前提下，是否有剪除繁文缛节的意愿？是什么阻止了其展开行动？我们的研究发现，高层人员往往更能理解某项规则于组织维持和发展的宏观作用（如规范成员行为、促进问责制等）、往往对该规则质量的评价最高；低层人员由于直接承受着规则，更容易感知到规则的冗赘；中层人员在组织中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其一方面需要发挥管理职能、对上级负责，另一方面需发挥领导职能、对下属负责，所以其繁文缛节感知情况更复杂；不出所料，我们的调研发现，高、中、低三个层级的确存在繁文缛节感知差异，这构成了“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出现的基础。

结合案例，我们认为良好的沟通机制和畅通的反馈渠道，尤其是领导的及时回应，是缓解“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削减底层繁文缛节感知的一个“助推”途径。这也为高校科研人员的减负改革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国家层面，顶层政策设计应注重以人为本、统筹规则，优化科研管理，明确减负的目的是增效；学校层面应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健全信息互通机制，保证层级间沟通渠道的畅通；学院层面也应发挥好上传下达的“传声筒”职能，根据学科特色和学院实际，通过民主方式制定减负政策的实施细则，并及时根据下层和上层的反馈意见，调整执行策略。以本案为例，首先，就削减繁文缛节感知，校方并不能将已经赋予了学院自主权作为自己置身事外的借口，学校应该为学院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导；同时，双向信息的传输失败也并非一个无解的问题，学校有能力开辟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例如，建立匿名信箱，鼓励青年教师踊跃提出建议，并且如果院领导在一定期限内就低层匿名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回复，或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打消了基层的顾虑，或是做到了真正有效的沟通，学院就应得到学校每年颁发的行政奖金和在一些院系间评比的加分。其次，学院领导以中层的两难境地来为自己辩护，除了将责任推诿给上级，在“自我辩护”中还强调了下级的无动于衷，“怒其不争”。但正如校方对中层的指责，学院领导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不当和拒绝聆听，可能是造成青年教师不堪重负的原因。同样地，青年教师除了强调了自己在规则执行中的被动地位和话语权缺失外，还着重斥责了学院领导“走过场的表演行径”。低层青年教师虽一再表示自己人微言轻，但纵观培训规则实施的全过程，青年教师并非没有“斗争”的余地和改变的空间，且青年教师对沟通与反馈的理解显然是单向的：只希望上级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不体谅上级的难处、不理解其初衷，拒绝有效的沟通。

另外，本文也为简政放权、基层减负等改革现实提供了有益启示。2019年起，《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接连发布，彰显出党和国家整治繁文缛节等官僚主义弊端、赋能基层政府的决心。但在实际推行中，部分地方却陷入了“越减越负”的困境。本文提供了有关“减负悖论”的“全层级视角”分析：颜昌武和杨郑媛发现，部分基层政府为争取财政资源而自我加压；中层也存在责任状和属地管理滥用、将责任推卸给基层的做法；中央发布的规章制度只解决了原则性的问题，缺乏可操作的方案和细节。中央文件指示的模糊性为下级政府的理解和执行带来了一些困难，而上层是否知道这些困难？他（她）们对中下层想法的理解是基于自己的主观推测，还是在充分了解了信息的前提下做出的准确判断？中层是否在调研和检查的基础上发现了问题，并积极收集了基层的意见？基层是否积极向上反映了当地存在的真实困境？在这里，是否也存在“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总之，要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将问题完全推给中央、地方、基层的任一层级，也不能在各方的互踢皮球和自我辩护中雾里看花。只有全面了解了不同层级的看法和实际困难，并关注纵向层级间的动态沟通和回应的过程，才能对症下药，驱散“罗生门”迷雾。

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存在局限：其一，本研究只关注了R大学一所高校，而不同层次（比如双一流、“985”“211”和其他院校）和不同地域的高校在部门机构设置、规则制定和实施机制、校园行政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不同公共部门之间（比如政府部门和高校）在上述方面也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其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能够接触和访谈的样本量较小，这也是本文的主要欠缺之一，此外，由于研究伦理和受访者的强烈要求，本研究对访谈资料的信息披露也存在限制。其三，本文仅仅是一个解释性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述，本文并无“探案”的意向，而是希望能够为繁文缛节感知难以削减的“黑箱”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和机制，因此本文并没有对“繁文缛节罗生门现象”进行量化并提出一个结构严谨的数理模型，而仅仅通过访谈进行了机制归纳。其四，组织层级间沟通的“药方”效力并未得到严谨求证，沟通的药力如何抵达组织患处并发挥其疗效（即破解“罗生门”迷局）仍需进一步探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