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分析（三）（下）

注：原文发布于2022年的知乎

第五章 冷战第五阶段（1969至1971-1972年）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剧变式调整。 1969年尼克松上台和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两件事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序幕。

简要分析一下调整前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形势。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态势上文已经分析，在其他方向上的对峙情况相对次要。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围绕着越南较劲的情况上文也已经分析，其他方向上的矛盾相对次要。下面分析一下中苏之间的矛盾。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中苏未能改善双边关系，到1968至1969年还急剧恶化。布拉格之春使中方对苏联突然发起进攻的警觉性大增，而1969年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等边境冲突则刺激中国全面备战，苏联也较为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有大量部队，中国非常担心遭到苏联的全面进攻；而苏联本身亦担心中国进攻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考虑到当时强大美国的存在，考虑到中国如果主动进攻苏联失败可能性很高，考虑到苏联如果主动进攻中国即使暂时取得军事上胜利也势必陷入极为可怕的泥潭，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进攻另一方都是极不理智的。然而，长期的冷战以及对对方情报的严重缺乏了解使得这种担心均被双方严肃对待了。从苏联的角度看，既然西线相对缓和而自己又有余力，在边境上布一布兵以防万一并威慑一下中方似乎是合理之举。而在中方看来，苏联本身的强硬霸权主义传统，中蒙边境距离首都过近等因素迫使中方不得不做出防备。
最深层次的因素还在于中国心中最大的恐惧：被美苏两强联手绞杀，或者一强出手而另一强默认。由于当时中国与美苏同时坚决对抗的态势，
在苏联布武之后上述恐惧已经到了很难克服的程度。
从中方的角度看苏联还有一个中方极难对付的选项：不大规模进攻中国但是在美国的默许之下对中国核武器作外科手术式打击。因此当此种传言出现之际中方的神经必然高度紧张。当然，周恩来与柯西金紧急会面冻结双方边境军事摩擦的外交刹车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这只是阻止了大冲突立刻到来，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超级压力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正如美国有强烈动机对华大妥协，中国也有了强烈动机对美大妥协。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这里有一个深刻的防止战争与推动革命的选择问题。本来六十年代末西方国家出现大量的社会动荡，有一种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感觉，在有的领导人看来或许国际共运一直期盼的西方革命会到来。

可是中苏之间的战争阴影也容不得中方再等待下去。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大战将会导致世界大革命。但现在的态势完全不同。彼时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将是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资本主义阵营。
而现在如果爆发世界战争，那将是社会主义内部的惨烈厮杀， 既会使两国遭受大战创伤也很可能葬送世界大革命。

中美苏三角关系调整的方向至此已经很清楚，就是要从三边两两对抗转向中美媾和共同对抗苏联。过程是快速而富有戏剧性的。由于美国国内长期的坚决反共反华且反华情绪恐怕甚于反苏的环境，尼克松和基辛格大胆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段，而中方也给予了高度默契的配合，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现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继访华并发布了上海公报。

在这次转向中，美方所做的让步要超出中方所做的让步。这不仅仅是尼克松主动跑来北京见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更体现在上海公报的内容。在公报中，美国确认最终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事实上是明显改变了美国在台海地区的现状而中方并没有给出同种级别的承诺。上海公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的说法则强烈暗示中美要建交。考虑到美国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外交关系，而仅仅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与很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一旦这层屏障被去除，中国的潜在外交收益会超过美国。事实上，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即使中美还没有建交，中国也立刻迎来了一大波建交潮。

在中美苏三家两两对峙的阶段，中国的恐惧程度和消耗程度都是最为深重的。美国和苏联的恐惧程度相对而言要低得多，而美国的消耗则要超过苏联。所以就总体压力而言，中国承受最重，美国次之，苏联最轻。最后的结果是压力最轻的坐视了另外两家的靠拢，而压力次轻的对压力最重的做出了更多的让步。

中国能够等得此番外交胜利，归根到底是靠中国自革命年代以来构建的一整套可以长期苦难行军的体系以及高层冒险度较高的战略选择。而美国能做出此项突破，则与美国人民关系并不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在事情发生之后不强力阻挠。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调整是中国人民，中国领导层和美国领导层共同缔造的胜利。

在中美苏关系调整之后，即使苏联处于如日中天之际，中美两家在冷战中立于不败也已经基本锁定。然而，好事多磨。1971-1972年，两国高层都出现了大问题，从而导致三角关系的调整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受到了拖延。而这些高层变动也是下一阶段开启的主要标志。

在中美苏关系做出重大调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进行激烈厮杀的风险大为下降，但运动本身的号召力逐步退去。两个共运旗手，一个内部愈发僵化对外越发蛮横，另一个内部越发迷惘对外走向与资本主义最强国联手。

中美关系的极大缓和不仅对中国的安全有根本性的意义，
而且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打开了美国和资本主义诸国的外交关系之后，中国便有了向资本主义大市场开放的机遇。
即使在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的阶段，也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自50年代后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
这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

在与中国拉近关系之时，尼克松也继续了对苏联的关系缓和。这既是基于当时实力对比的理智选择，也客观上稳住了中美关系调整期的苏联立场。苏美缓和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开展了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以及签署了反导条约。

六十年代末以后的苏联进入了冷战中的极盛阶段，七十年代是所谓的苏攻美守时期，即，苏联利用美国由于越战和经济问题而做收缩的时机在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采取攻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了，在欧洲苏联依然是维持了与西方的大体相对缓和关系，而在中国方向则继续维持和中国的僵化对峙局面。在苏攻美守阶段，苏联与很多国家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在本时间段内，其与埃及和印度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对于稍后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印巴战争都有影响，对后一场战争的影响尤其大。这些都证明了当时苏联强势塑造地区格局的能力。中美苏关系调整是不利于苏联的，但其效应发挥还需要时间。
在那到来之前，苏联可以享受一段最风光的好日子。

1971年尼克松政府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一体系无法维持有很多原因，比如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美国所占份额的缩小，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美国被越南战争消耗等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类似于二战后状态的）绝对主导地位失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的根本原因，但失去绝对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失去主导地位。只要这个主导地位在，美元的主导地位便不容易动摇。

此外下一阶段美国成功的中东外交所导致的石油美元也有力巩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一旦同黄金脱钩，美元的发行便获得了很大的余地，很多新的更有想象力的金融手段也成为可能。美元状态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美国的命运以及世界经济格局。

这段时间的中国外交突破还包括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外交的重大胜利，也进一步鼓舞了中国在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国家发挥影响力尤其是与苏联博弈的信心。在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被迫作出战略收缩而苏联又信心大增手段强硬的背景下，中国顶上去的行为弥足珍贵。中国这种背靠美国斗苏联的心态未来对冷战走向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