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 想象一种新启蒙：动词思维与无限图书馆

赵汀阳｜国家文科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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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教授

失去未来的现代性

董仲舒提出过一种历史哲学，声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变天难得一见，不过当代人就在目睹难以置信的变天事件，即由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存在论级别的革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高科技将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乃至存在本身。技术正以唯物主义的力量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人类对此的唯心主义回应却显得颇为乏力，主要症状表现为对未来的厌恶或试图规避未来，既无法拒绝“变天”，又不愿意“变道”。

图:欲与天公试比高

by赵汀阳

神学化的古代“变天”概念可重新定义为能够科学分析的“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或可近似地理解为历史奇点（singularity）。奇点是科学概念，这里比喻地用于人文世界，但不完全等同。变天之说可能是关于历史奇点的最早直观说法。具有“变天”效果的存在论事件会改变文明的性质，不仅会连锁地改变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事物的存在关系，甚至可能改变意识和人性乃至生命本身。一旦发生导致历史奇点的存在论事件，就意味着文明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性阶段。

只要开启某种新的历史性，就会许诺某种未来。这说明未来正是历史意义之所在。历史性是关于时间的建构，即以某种演化方式或模式去定义历史时间，简而言之，是“化时间为历史”的创作。Francois Hartog的理解最为切中要害：历史性是时间观的体制（régime）。正如Hartog所发现的，古代人的历史性体制以“过去”为本，现代人的历史性体制以“未来”为准，当代人的历史性体制则只见“当下”。一旦时间概念收缩为当下，就必定失去过去和未来，历史性萎缩为瞬间，也就容不下历史了。因此，当代的历史性体制在实质上是反历史的。在一次讨论中，我问Hartog：如果失去过去和未来概念，又如何能够书写历史？他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回答：现在就已经不知道如何书写历史了，只好谈论历史的概念。

历史否定自身的一个重要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本雅明和茨威格在内的一些思想家（估计还有不少，只是我没有读到）不约而同地敏感地指出，一战是欧洲历史时间的一个转折点，其严重性就在于现代历史性对自身的否定，现代理想和价值变得可疑，于是欧洲陷入了难以恢复的精神迷茫，以至于再也没有“给人教益的故事”可讲了，现代性失语了。接下来的欧洲时间不仅失去故事，而且失去了未来感。一旦思想倒映为事实，就真的失去未来。欧洲的历史时间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欧洲发明的现代性尤其是启蒙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决定了全世界的历史时间，而且现代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历史性体制。因此，欧洲不仅是一个地方，同时是一个普遍历史概念。也有人认为二战才是历史转折点，也有道理，但对于欧洲，二战只是对一战危机的再确认。对于美国，二战确实是转折点，开启了光荣伟大的历史时间，同时，世界许多“其他地方”也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历史时间。可见，各地的历史时间既不同步也不一致。美国的荣耀历史时间在冷战后达到顶点，以至于福山过于急切地宣称“历史的终结”。在欧洲因精神迷茫而失去未来感的时代，美国却获得了趾高气扬的未来感。不过，美国想象的未来概念并不是一个普遍历史概念，而是属于美国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概念意味着美国成为世界的主人但不与别的地方分享未来，这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最多是其他地方的历史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及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往事是历史的对象，未来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如果失去未来，历史就失去全部意义，包括确凿无疑的过去也变成无意义的记录，只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类似恐龙。可见，历史的第一关键词是未来。一旦历史性失去未来性，就只剩下无意义的复制。本来各地都有自己的历史性和未来概念，但现代性、全球化尤其是数字技术强行实现了历史时间的大一统。简而言之，普遍化和系统化的技术统一了时间。各地的历史时间虽仍然参差不齐，但通过与技术“对表”而似乎在当代汇合对齐了，形成世界“同此凉热”的普遍历史时间。正如Hartog所发现的，收缩为当下瞬间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已不可阻挡地成为当代世界的普遍时间体制。这个事实的严重性在于世界在当代一起失去了未来概念而陷入精神迷茫——未来总要来到，但并非人们想去的时空。物理存在不需要未来性，重复或循环或偶然演化就是存在。然而，文明的存在却在于非重复的未来，必须通过创造未来去生成存在的意义。因此，失去未来概念是文明的深度危机。

悖谬的是，失去未来的危机却是渴望未来的现代性蕴含的结果。在现代性开启了似乎前途无量的未来之时，就悖论性地悄悄蕴含了未来概念的终结。那不是从此处于稳定均衡的历史终结，而是人类的自我否定。现代性蕴含着一个内在秘密：主体性能够创造强于主体性的事物。不过，在现代早期，人的主体性强于制度和技术，自由强于约束，未来呈现无限分叉的可能路径。一旦人类创造了强于主体性的制度和技术，未来就变成不断收敛的扇面，自由就受制于制度和技术所指定的、用来实现制度和技术自身功能的有限可能性。于是，不可测的未来涌现就被制度和技术强制地收敛为可控的因果关系。当因果性取代了不确定的未来性，未来就不再是未来，而是按时到达的现在。就观察效果而言，相当于重复或循环。

如此抽象分析也许不够“惊悚”。通常说到制度就容易想到政治体制或法律之类，这些规则性的制度可以修改，可以革命，还可以在灵活的制度实践中去解构或逃避制度（如钻制度空子之类）。这样想来，问题的严重性就减弱了。但需要提醒的是，技术也是制度，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那么，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乃至于触及存在本身。技术就是革命，技术革命的结果还是技术统治，却不是可以被推翻的制度。因此，技术是规定了生活方式而无法规避的秩序，甚至是人类在主观上也不愿意拒绝的秩序（技术提供了人们想要的一切服务）。于是，技术的力量超越了社会批判（批判是白费力）而构成人类的一种存在论条件。技术与存在叠加合一的事实使得对技术的海德格尔式批判是无效的，就像人不能举起自身。技术与存在的合一意味着人类必须出卖自由去兑换生存可能性的最大化，直白地说，以自由换福利。尽管个别人愿意以“诗意的栖居”去拒绝技术，但这种个人行为没有改变人类的命运。人类作为种群一定会选择技术化的生存。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涌现之前，人类的技术化生存尚未真正形成挑战性的问题，至少尚未危及存在本身。即使有了恐怖的核武器，其在原则上仍然是可控的。确切地说，在人工智能突破奇点之前，人类仍然保有作为自由选项的可能未来，也就保有最后的自由。人工智能奇点的呼声有些近似“狼来了”——人工智能确实还有一时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如概念理解、逻辑推理、因果推论、创造性和自反性（reflexivity，自我意识的机制），但奇点突破恐怕是迟早的事情。即使无法达到奇点，人工智能也永远不会超越人类而成为最高统治者，在“安全的”人工智能率领下的大规模技术系统将支配整个生活，形成存在与技术全面合一的生活形式。那将开启一个比“人类世”更新的新纪元，比如“AI世”。由人工智能替人选择的未来将否定未来的概念：预定的未来不再是未来。失去未来的概念肯定是文明将遇到的最深刻危机。失去自由的未来意味着未来的概念变性为“没有未来性的未来”（future without futurity）。

自然意义上的未来，即作为自然流程而源源不断到达的“下一步”，就是一种没有未来性的未来。此种未来没有意向性，没有承载任何意义或愿景，这一步与下一步并无实质差异。虽然物是人非足以引起文学感慨，但连续的下一步所表示的时间本身无变化（不变的时间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设）。因此，“自然连续统”（似可映射为数学的连续统）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重复的流逝，没有历史刻度。与此不同，文明是不自然的。文明的本质在于化时间为历史，文明创造了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历史时间。于是，未来有了未来性，意味着未来的自由度，意味着对未来的创造性想象，未必能够实现，但为未来赋予意义。因此，未来性也可理解为未来的意义附加值。此种属于文明的“具有未来性的未来”起源于农耕。农耕最早创造了可预期的未来。甲骨文的“来”字原型是麦子，麦子预期了未来的收获，麦子就是具有未来性的未来。可以说，未来性是人类主体性的初始作品，自由的未来是文明的本源。失去未来就是失去本源。

当代世界的文明危机就是由于失去了未来，并非历史的终结（因为并没有达到什么最终目的），只是未来的概念退化为没有未来性的未来，这是一种重新蛮荒化。自然时间继续，但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不再是人类主体性的故事，不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时间。在未来，人类恐怕不再是历史主体，实际上现在人类就只剩下半个主体性了。人类创造的技术系统已经成为异化系统，意味着人类作茧自缚地创造了规定自身生活的外在系统。但人类却没有理由反对技术，因为正是技术使人类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技术化的生活却悖论性地否定了人类。目前的技术系统只是异化，尚未形成异己的主体性。这是需要反思的时刻。然而，情况似乎相反。在这个可能发生文明奇点的时代，世界却失去了与之同步的思想。更多的人希望新现实能够装进旧观念的瓶子里。可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变了，路径依赖的思想没有用，旧观念失效了。无论人们多么爱惜启蒙建立的人类中心观念而依依不舍，比人的主体性更强大的系统化现实以事实证明，启蒙以来的现代观念和价值已经文不对题了。

一个例子是，人们未雨绸缪地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对齐问题，大都要求人工智能向人看齐，学会人的价值观，而且是人类中心价值观。“向人看齐”的想法显然一厢情愿且不得要领。假如人工智能获得完全自主的主体性以及比人类更强更高的心灵，那凭什么向人看齐？外星人至今只是个假设（估计外星人没有能力来到地球，即使能够到达，来的也是掌握了宇宙量子联络的外星人工智能）。但可以类比：代表了更高心灵的外星智能会向人看齐吗？所以，假如需要看齐，恐怕也是人反过来向人工智能看齐。

人类不愿思考的时候，未来的人工智能就要代替人类去思考了。这会出现存在论换位（onto logical transposition）：人工智能将代替人类成为思想主体，而人类变成人工智能的忠实用户。人类一直为主体性而自豪，其实人尚未形成完全自主的主体性，比如与康德想象的“启蒙了的”主体性就有着很大差距。然而，人工智能却可能要超车成为新主体了，这种可能性有着不小的成功概率。未来世界很可能形成跨物种的“双主体”格局，而且人工智能将强过人而成为超越的主体，不需要人类假惺惺地为动物颁发的那种“动物权利”。

现代之前只有一个纯属想象的绝对主体——上帝或神。现代性是个伟大的计划，试图使人变成主体。主体性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启蒙观念，确定了以个人作为思想、权利和价值的主体单位，结果是产生了人类内部的复数主体，即物种内的多个主体。复数主体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价值和知识使每个人互相构成负面外部性（霍布斯状态），产生了人类独有的主体间性及其永远的难题，可以概括为“他人不同意”。这个难题不奇怪，奇怪的是，被假定为普遍有效的主体性原则却居然并不必然蕴含解决主体间分歧和冲突的方法，或者说，主体性原则推不出主体间的合作方法，更简化地说，理性推不出合作原则，这就很反讽了，具体情况更加反讽，比如理性博弈推出非合作结果（纳什理论），或个人理性的加总不能推出集体理性（更多的情况是产生集体非理性）。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努力都失败了，包括著名的康德伦理方案（绝对命令）和政治方案（永久和平），试图为康德补漏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试图借助博弈论算法来建构公正的罗尔斯方案，以及其他种种修补性的方案。所有这些方案的共同弱点是：由启蒙思想奠定的主体性概念无法推出一种理性必然的方法，使得某种合理的主体间关系成为每个主体的最优选择，除非设定每个主体都是全等的抽象人（但这种不真实的设定实际上没有意义，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个不合理的事实提示了现代的主体性概念有着根本缺陷。事实也表明，启蒙以来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没有能力解决人们在利益、价值和知识上的冲突和分裂。

启蒙运动的理想是崇高的，但其能量已近乎枯竭，犹如衰老的恒星。老问题依旧存在，新问题不断升级，而思想却久未革新。据说，物理学自二战以来未有根本性突破，哲学亦是如此。未来的世界很可能需要在跨物种的多主体条件下，建立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主体性（con-subjectivity），以及多种文明之间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这一概念源自人类学家Alain Le Pichon）。这是无法回避的新问题。古代人生活在各自的群体中，群体内部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古代世界里几乎所有群体都拥有通用的价值观，至少有着高度相似的道德第一原则（Hans Kung的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古代，尚未出现需要建立共主体性或跨主体性的情况，因此，这一问题具有历史性。如前所述，当代世界的未来概念已退化为坐等事情发生的“没有未来性的未来”。原本充满未来感的启蒙思想，已无法诠释未来，因此，我们需要能够重构未来概念的新启蒙。

另一种哲学视域

如果能够有新启蒙，它应当是从思想到制度的系统化革命。我无力构想一个全面的革命图景，只能想象以另一种哲学去反思一切问题，这甚至比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更为激进，但思想形势如此，我们不得不激进。

新启蒙需要的反思线索很长，可能需要追根溯源地延伸到文明早期对思想的基本设置。需要反思的层次也很深，可能需要对思想的元语言进行反思。启蒙运动专注于建立替代神学的另一种“神学性的”人类主体性，即试图以新神学取代旧神学。这一过于专注的目标限制了对思想本身的深入反思与重构，它急于运用传统的理性概念（基本上未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视野）去证明理性能够诠释一切思想，这显然低估了思想的复杂性；同时，它又急于以人为本去界定所有价值，从而低估了人的局限性。以事后之见来看，休谟的怀疑论、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以及中世纪的存在论，或许比启蒙的主体论和理性主义触及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议题。

当代社会似乎已远离了启蒙思想，却又缺乏新哲学。这或许是因为当代人对信息的兴趣远胜于对思想的兴趣，试图以数据化的知识来替代哲学。据说，破碎的现实导致了人们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然而，以知识替代哲学却是一个知识论谬误（epistemological fallacy），它如同回旋镖般击中了知识自身。因为所有知识（不仅限于经验知识，甚至包括数学和逻辑）都基于某些形而上学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纯属假设，如无穷性、因果性、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整体性、连续性、断裂、实体、存在、事物、本质、真理等形而上学概念。甚至，分类学和逻辑学的所有概念都是人类强加于事物的形而上假设。严格来说，除了专名，所有的名词都是形而上学。即使有经验外延，名词本身所表达的共相也属于超验的形而上学。事实上，整个语言就是形而上学，语言本身就是最大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先验论是正确的，所有知识和思想都需要先验秩序的支撑。如果不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就无法进行思维活动。

不过，大模型人工智能似乎对此提出了挑战。ChatGPT等大模型采用的是贝叶斯经验主义方法论，几乎不需要先验概念，仅需依赖经验数据的相关性。尽管大模型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更清晰地暴露了人工智能当前的局限性，即缺乏概念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因果理解能力、创造性和思维的自反性。这同样是一个回旋镖式的例证，说明了一种具备全功能的思维必须依赖形而上学的支持——至少人类思维是如此。至于外星人的思维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个哲学悬念。

至少有一部分形而上学概念，即使不具备真值，也是思想不可或缺的“先验软件”。思想可以自反地（reflexively）证明某些形而上的概念确实是思维无法减省的条件和结构，康德的先验论证便是一种自反证明。然而，思想的“先验软件”在应用于经验数据时是否能必然产生普遍为真的结果，却令人怀疑。一个例证是，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规律也并非普遍有效。例如，在潜无穷状态下，排中律便失效了；在量子世界中，矛盾律以及排中律都不可信；假如存在多维时间世界（尚未证实），或在复数主体自由选择的状态下（这是现实情况），甚至连看似绝对可靠的同一律也会失去确定性。这意味着，最坚实的逻辑规律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于任何可能世界都是先验为真的，它们仅仅是“我们的”思维规律，且只对某些可能世界为真。这说明了：（1）思想必定需要形而上学，放弃或反对形而上学是哲学自我贬低的错误；（2）形而上学的传统设想，包括从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现象学形而上学或分析形而上学的传统，仅是思想所需的一个形而上学维度，对于解释更复杂或动态存在的问题就不够用了。因此，思想需要增加新的形而上学维度来构建新视野，以便洞察在传统哲学光谱之外被遗漏的事情。

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直接体现为知识论的局限性，仅进行修补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形而上学和知识论需要维度升级，需要新坐标、新视域和新方法。传统形而上学及其知识论最突出的局限性在于无力解释存在的动态性、复杂性或涌现性，即当代复杂科学在思考的问题。复杂科学始于1984年成立的圣塔菲研究所，那里的前沿科学家试图开创科学的新概念，即“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其研究对象是还原论无法解释且概率论无法预测的所有事物，如意识、生命、大脑、智能、气象、地震、城市、公司、国家等，其核心概念包括涌现、规模、系统、互动、突变等。复杂科学的方法论属于理科范畴，于是它试图将社会和文明事物也视为科学对象，这一点存在疑问。老实说，这仍然带有科学主义的习惯，以为人文事物能够还原为物理事实，比如试图将意识和智能分析为大脑神经机制，虽有进展但显然遗漏了某些重要方面。考虑到文明复杂性具有不同于自然复杂性的存在条件，关于复杂性的研究就不能仅限于复杂科学，而应扩展到包括复杂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复杂知识”。

复杂知识的问题意识在于：（1）事物的整体效果无法由各部分之和来解释，这意味着还原论的局限性。然而，作为替代方案的整体论至今仅是一种洞见，尚未形成有效的操作方法，即缺乏与还原论同等技术水平的方法论。（2）不确定的动态会在无法预测的时间点上形成突变性的涌现，这意味着基于确定条件的逻辑推理或经验相关性的建模都不足以解释演化过程，对此也缺乏形成普遍有效解释的方法论。（3）更复杂的问题来自意识和所有属于文明范畴的事物。人类世界具有双重不可测因素：不仅有着自然的复杂性，而且叠加了复数主体的自由意志、创造性以及不可测的选择造成的复杂性。这意味着文明事实不可能还原为物理、化学或生物规律（尽管自然规律是其约束条件），甚至不可能完全还原为人类理性原理。人类知识中缺乏解释非理性事实的方法论。显然，复杂知识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经历多次启蒙。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发生过若干次更为深刻的启蒙，如语言的发明、农耕的发明、文字的发明、政治制度的建立、逻辑和数学的建立、科学的建立等。作为专有名词的“启蒙运动”是历次启蒙中最为傲慢的一次。这种傲慢并不在于试图解释万物，而在于构建了人类神圣化的主体性概念，使人类产生了远超自身实际知识和道德水平的傲慢心态。

然而，恐怕还不能指望它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如果建立了另一种形而上学和多维知识论，就能够获得另一个思想维度去重估一切问题。当代思想之所以缺乏创造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思想运动对于重新评估价值的兴趣远大于重新评估问题。自现代以来，价值观已被颠覆过多次（出现了太多的“主义”），却并未解决或减少人类生活的任何难题。如果说有所增加的话，那反而是更多难题的出现。正如逻辑规律基本上都已被发现，人类价值也基本上被穷尽了。自从现代定义了以个体为终端单位的现代价值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新的价值了，只剩下价值排序的争议。这意味着以价值定义的思想空间里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因此，新启蒙只能是形而上学维度的革命。于是，新启蒙的基础工作是建立一种重新理解存在的形而上学。既然本源意味着开始，那么思想要重新出发就必须为自身重建一个本源。

要建立另一种形而上学，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三个事实。（1）万物本身并不是按照分类学、概念系统和逻辑关系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分类学、概念系统和逻辑关系所设想的事物秩序并不存在，它们仅仅是思想的秩序。或者说，分类学、概念和逻辑并没有言说存在，而是对思想内在关系的建构。因此，传统形而上学只是思想的自白，从来不是揭示存在的存在论。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亚里士多德的绝世成就（逻辑学和分类学），而是要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无法表达存在。世界不是人类创造的（维科有定理：谁创造，谁知道），所以人类无法知晓世界本身。只有存在的迹象——即时间中的动态或动态显示的时间——才是理解存在的路径。动态存在（becoming）是存在（being）的唯一迹象，也是形而上学的唯一可信资源。（2）人类不仅是观察者，也是创造者，是以创造为存在方式的存在。人类拥有自己创造的非自然世界，通常称之为文明。文明的存在方式有别于自然世界。在其中，时间被转换为历史，或者说，时间性（temporality）转换为历史性（historicity），从而定义了不同于物理时间的历史时间。能够定义时间意味着能够创造存在的另一种本源。人类创造的制度和技术定义了历史时间，就意味着为存在开创了另一个本源，也意味着与上帝无关的另一种存在论和创世论。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存在论与创世论必须是同一的。如果不能解释创世性，就不能解释本源性。传统形而上学寻找关于存在本身的绝对概念，这是找错了方向。因为关于存在的绝对概念对于创世毫无解释力，也就对存在本身没有说明。因此，存在论必须是“创世存在论”（creationology，区别于关于上帝的创世论creationism）。（3）人类世界具有独立意识的复数主体，因此产生了自然界所没有的主体间性。这是人类世界独特的存在状态。主体间性首先是人类的一个存在论问题，然后才是知识论问题。

这三个出发点意味着，未来的形而上学不再去徒劳地研究绝对不变的存在本身（being），也不再妄图成为万物理论（这一点要听从霍金的忠告），只能去研究动态的存在，去研究在人类的创世行为中反复造成的本源状态。或者说，传统形而上学已经充分研究了名词，现在需要另一种形而上学去研究动词。

动词要“夺权”

在量子力学兴起之前的主流知识（涵盖哲学与逻辑）所追求的理想，是发现必然性与确定性。这是一个名词性的理想，它基本上依据亚里士多德式的“种加属差”分类学或现代集合论来定位事物，并且以柏拉图式的理念模式去形成关于事物的“理想化”封闭定义，同时它主要以还原论为分析方法去拆解和化简对象，尤其是化经验为数据以便进行概率分析。此外，它还运用形式化逻辑（包括亚里士多德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作为构建手段，以形成命题关系及理论架构。假如具备更理想的系统封闭条件，就进而形成欧几里得式的公理化系统。

这个经久不衰的伟大知识计划的形而上学基石是名词系统。语言就是最基本的形而上学，人类的主要语言都是以名词为核心的表述系统，因此，迄今为止的知识基本上都属于“名词的知识”，都趋向于名词能够达到的理想。名词的理想状态是封闭性定义，其自动蕴含了一种超时间的形而上学，承诺了事物的恒定本质，进而建立了名词知识的元定理，主要包括：（1）部分相加等于整体（估计与分类学的金字塔模式有关）；（2）复杂效果可还原为简单因素（不清楚还原论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最早或可能与四则运算建立的思维模式有关）；（3）逻辑规律对于一切存在普遍有效（这个假设可能来自对理性的信念，希腊人相信理性观念与存在是一致的，但理性信念其实也是未被证实的假设）。这三个元定理在事物的稳定或确定状态下是正确的，但其普遍性却已被新科学严重质疑。即使其中最可靠的逻辑，至今只是按照名词理想而形成的名词逻辑，如前所论，只是推理的规律，并不是存在的规律，甚至不是意识规律（胡塞尔早已发现了这一点，因而决心建立据说能够真正解释意识的现象学）。名词知识不能解释存在的生成动态（the becoming of being）、万物的不确定动态涌现和系统的不可分解的复杂性，更不能解释人类历史的存在论事件的本源性或创世性。这些问题或者落在名词之外，或者发生在名词之前。

名词知识以及名词逻辑所以不足以理解动态和本源，原因在于名词设定了封闭的对象，而且是死的对象（超时间而不变的存在虽然是永在，但也是死的）。因此，名词所指涉的对象事实上并不真正存在，而只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或装置。但不要误会，这里不是在拒绝名词知识。名词对于语言和思维是绝对必需的，且名词知识已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问题在于，名词知识的能量已经几乎达到最大值，进一步的思想生产力已经明显减弱。通过名词系统，我们似乎看不到更多的新问题了，实际上思想也因此少有新发现了。于是，哲学家们不得不编造或借用一些似乎有新鲜感的文学名词（如星丛、延异、幽灵、游牧、皱褶、千高原之类），虽然这些名词对名词思维或许有些许助益，但缺乏突破名词空间的方法论似乎难以形成新空间。这种能量耗尽的情况类似于牛顿时空内的知识几近饱和而需要爱因斯坦的突破，而爱因斯坦时空也被发现与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不一致。因此有理由推想，思想也需要在名词空间之外去拓展另一个思想空间。名词只是思想的一个维度，如果能够增加另一个思想维度，就能够建立一个非单调的思想坐标系而扩展新空间。

与存在的足迹更为步调一致的思想形式是动词（名词只是思想的内在对象）。推举动词并不要求把语法改造为以动词为核心，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语法自有历史原因也有语言学的理由，推举动词应当是去发现一种与名词思维形成坐标式配合的动词思维，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双层思维，以动词思维作为反思名词思维的元语言。因为在并非名词设定的“如此之存在”（being as such），而是动词提示的动态生成（being-in-becoming）。存在的唯一可循迹象就是动态，或从本源性去看，存在即所成（to be is being made to be）。鉴于动词呼应了存在的实况，而名词只是虚构的分类，所以哲学需要从名词思维转向动词思维，从“是什么”（what it is）的定义转向“如何做”（how it does）的问题。动词哲学，或许还需要动词逻辑，以及相关的动词知识，正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思想维度。

如果承认存在即动态，那么概念似乎就应该重新理解为一组动词所产生的涌现效果，而不应该是表达某种给定不变的本质。关于事物的知识，最终就是名词和动词坐标的交点。动词创造了时间的历史性，因此，人所主谋的行为都有创世性——没有创造世界，但创造了历史和未来、文明与秩序、制度和价值。所以，哲学的第一命题不是作为世界观察者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而是身为事物作者的“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更精确地说是creo ergosum）。Facio或creo意味着“主动创作”（I make/I create）。人类为存在创造了本来所没有的价值，为时间创造了本来所没有的历史，因此，理解人类自身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神学——但不是宗教，不是关于外在超越者的神学，而是解释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神学性”存在论。通常关于神学的想象总是关于神如何创造世界的“荣耀神学”，而关于人类如何创造历史也是一种神学，但由于人自身不完美，不是全知全能，而且作恶多端，因此，关于人类的神学就是一种“罪恶神学”。从超越人的普遍视域来看，人类的胡作非为对于万物众生就是罪恶，甚至对人类自身也是罪恶。启蒙运动试图为人类主体性编造一种仿神的荣耀神学，此种傲慢的态度不利于人类的自我反思。

以动词为本的存在论，或创世存在论，其追问的是，动词如何涌现为名词？事件如何涌现为事物？过程如何涌现为秩序？可能性如何涌现为现实性？未来如何涌现为历史？还有一个连带的伦理问题：人类是否能够使人类的动词达到罪恶最小化？简化地说，人类如何创作历史？又如何才能使罪恶最小化？伦理学是人类专用于自身的一种思想，用来反思罪恶。人类世界有着复数主体，产生了上帝从未遇到过的主体间问题。主体间性意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多方动词形成汇合和冲突而导致了比自然运动更加不可测的涌现。按照莱布尼兹的有趣想象，上帝是唯一创造者，只需设计万物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 of beings）。复数主体的人类却产生了主体间的互相不同意，于是，“同意”就不仅是知识论问题，同时也成为人类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将来很可能还会形成人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甚至人与外星人的主体间问题。如果求解多主体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 of subjectivities）难题，就需要建立自然里不存在的跨主体性或更强的共主体性。这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存在论条件。

动词发动一切事情，因此，动词才是存在论的实质主语。动词是实在，而名词是虚在。因此，对于存在论的主语，动词要夺权。名词只是语法主语，而语法主语不等于存在论的主语。在存在论里，所有事物包括人都退居宾语，动词才是主语，即如此结构：动词v造成了如此状态的事物t以及如此状态的人h。存在论本身并不涉及应然判断，即不涉及价值、权利、责任之类的判断，在天地不仁的存在论里，“发生什么事情”比“谁干的”要重要得多。因此，动词即问题，动词才是思想的出发点。名词思维试图从虚构的普遍概念出发去寻找恒定答案，但始终徒劳，因为名词是否能够说明事物，最终取决于动词是否支持，就是说，名词有何种实质意义，最终要由动词来落实，动词是名词的充实形式（fulfilment）。这说明，动词不仅是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思想的最后证词。孔子可能最早意识到了名词不可信。由此有了动名同源的映射公式：Xn≡Xv，即任何名词Xn的意义必须由足以落实其意义的同性质动词Xv去证明（如“父父”“子子”）。

名词思维借助名词在语法上的主语地位，几乎造成一种误导思想的隐性思想专制，一个表现就是以名词的分类学层级去虚构知识的等级制，比如以为“存在”是最大概念所以意味着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存在”并不存在），或“道”一定比“器”更重要（其实不尽然）；另一个表现是名词崇拜，以为名词蕴含答案，例如制度决定论，事实上制度实践才真正解释了一个制度的真实存在（比如以权谋私或以私废公的司法实践可以解构哪怕最好的法律制度）。如果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坚持名词主义，名词专制将通过人工智能的力量而全面控制人的思想。而名词专制最终会发生自我解构，启蒙思想建构的主体性概念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未能解决连带产生的主体间难题，即“他人不同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失败的主体间性就釜底抽薪地消解了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思想从来没有完成主体性的建构。

不会被他人消解的“真正的”主体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世界，这是在名词思维里无法完成的建构任务，不能成为动词的主体性只是一个幻觉。如果把思路切换到动词思维，自主活跃的主体性却是可能的，因此，未来需要动词思维来保持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每个人成为动词，让每个人像初民那样重新成为符合本义的“哲学家”。主体性必须是一种动词状态，必须是名词无法限制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说，人不可能成为为万物立法的绝对主体，只能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动词。成为动词也就成为时间的作者，成为时间的主人，这就是真实的主体性。启蒙思想受限于名词思维，不可能确立具有创世性或本源性的主体性，反而导致了后现代反转。所以，新启蒙需要从“名词哲学”（philosophy of nouns）转向“动词哲学”（philosophy of verbs），这才是主体性的可信立足之地。

知识间性与每个人的无限图书馆

无论是否愿意，在未来都很难避免人工智能成为主体性的竞争者。人工智能将掌握名词思维及其知识系统，其学习速度远超过人，何止万倍。在以名词为本的知识上，人类不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竞争者，只能退化为用户。相对而言，创造性是人工智能的弱项，即便未来人工智能具备某种创造性，这仍将是其弱项，这是由人工智能的机器工作方式决定的。因此，人类只能在创造性上保持主体性，所以必须发展动词思维，让每个人拥有动词性的主体性。

与职业化的知识训练不同，动词思维促使人与他人、事物或观念自由相遇，从而激发思想的创造性涌现。这种相遇可以产生“缘分”，意味着某种偶然性中蕴含的必然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缘分，因此应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无限图书馆——网络上的非实体图书馆。无限图书馆的潜在信息量相当于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真正”拥有一个世界（2001年我使用的是“新百科全书”概念，但考虑到百科全书概念不能充分体现知识的动态性，因此参考博尔赫斯和瓦尔堡，改为“无限图书馆”概念）。然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建立无限图书馆仍不现实（能源供给和运算速度都远远不足），因此，无限图书馆仍是一个理想。就潜力而言，在互联网平台上，每个人的无限图书馆都可以链接到任何人的无限图书馆，实现图书资源的自由“借阅”。于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无限图书馆同时也是一个万向链接的图书馆，最终可以形成所有人共享的跨主体图书馆系统。这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知识基础设施计划，它将有助于每个人的思想既保持主体性又具有跨主体性。

跨主体的万向无限图书馆意味着可以容纳所有文明、所有知识体系的“知识天下”，它与“政治天下”是协调的，都以“无外”作为建构原则。这意味着所有或任何知识体系都具有平等的在场资格，成为思想资源。所有知识平等在场的理由是，每种知识体系都蕴含了不同的可能世界以及可能的生活方式，都承载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和想象，都可以成为其他知识体系的参照系。互为参照系的跨主体万向无限图书馆将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提供最大化的思想想象力资源。

名词思维已经很好地建构了关于必然性的知识（knowledge of necessity），但考虑到未来是无限开放且不确定的，就必须处理博尔赫斯式的“时间分叉”（forking times）条件下的复数未来问题。这就需要动词思维去展开可能性的知识（knowledge of possibilities），以便理解存在的动态性，从而建构具有未来性的未来概念。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在于，如前所述，文明的深层危机在于正在失去“未来”的概念。不确定性、未来性和复杂性叠合成为存在论的新问题，显然不能以本质不变的名词概念或普遍必然的规律去解释，而需要关于可能性的动态知识。这意味着，“什么知识是普遍必然的”这种康德式的启蒙理性问题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知识论了，而需要考虑“何种观念可以创造未来”以及“不同知识体系如何合作建构未来”的动词理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知识体系以及所有想象力的跨主体万向无限图书馆。

启蒙理性设想的知识主体是单数的人类通用心灵，知识对象被假定为客观事物，目标是追求普遍必然真理。与此不同，动词理性设想的知识主体是复数的具体心灵，知识对象是一切可能性。与必然性不同，任何可能性都可以被质疑或重构。只要把任何被假定为必然的观念或命题映射为某种可能性，就变成了可以反思的对象。在此，动词思维就成为知识的元语言，并使理性具有全方位的自反性，即一切知识或观念同时也成为被反思的知识对象。因此，新启蒙的知识论在实质上就是建立能够反思一切知识的元语言，而且是互动反思的元语言。在其中，不同的知识系统互相成为反思对象，在互相反思中形成知识间性，而知识间性同时也是知识互相证明或互相验证的条件。

传统知识的建构基于名词分类学和形式化逻辑，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层层分科知识，相对忽视甚至切断了不同知识之间的互相反思关系。事实上，没有一种知识能够自证其真理性，世界上也不存在哪个问题或事实是独立的，所以知识需要互证。当代人意识到了这个缺陷，因此试图建立跨学科的研究，但成效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跨学科只是知识的简单组合，并没有“跨”，至多只有知识量的增长，并没有互相成为元语言，也就没有实现互相反思，所以难以发生实质性的突破。未来的知识需要形成不同知识间的互相反思，让不同的知识互相成为反思的元语言，在互相反思中发现不同知识的底牌和局限性，在互相反思中建立有利于每种知识发展的知识间性。可以说，知识间性就是不同知识的互相反思，互相成为元语言。

美籍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库尔特·哥德尔

建立元语言去反思知识系统而发现知识系统的元性质和元定理，哥德尔是典范，但哥德尔迫使数学系统发生魔术般的自指反思的条件是有着内在严格逻辑关系的数学系统。然而，大多数知识系统，尤其是人文知识体系，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具有内在严格逻辑关系或公理化的系统。它们只有边界开放的基本假设和松散的结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哥德尔式的自指性反思。考虑到非严格知识没有能力反思自身，对非严格知识的反思就只能通过建立不同知识系统之间的互相反思来实现，即以“他者”的外部眼光去代替镜像式的自指反思。具体地说，就是不同知识系统可以“互为元语言”而形成互相反思。例如，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映射到经济学和心理学里，同时，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映射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里，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在另一个系统里是否有着不同的表现，甚至可能发现，在一个知识系统里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另一个知识系统里可以找到更好的解释。事物本为整体，被拆分的知识只能通过互为元语言的互相反思来复原事物与问题的整体性。

除了复原事物的整体性，知识互相反思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发现同时有效的复数知识，这意味着关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知识不可能仅仅产生唯一真理，而非常可能产生多种不同而同样有效的真理——但不是相对主义。关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真理并非基于各自的主观理解，而是基于不同的事实关系。这个问题已多次论证过，在此重提，细节从略。简单地说，设A和B为不同知识主体，知识对象为O，那么，事实关系AO和BO不同，但都真实发生，相当于不同的函数关系。不同的事实关系必定产生不同的真理，即相对于特殊事实关系而为真的特殊真理。因此，并非所有真理都是普遍的。考虑一个普通到有些庸俗的例子：C对A很好，因此，对于A而言，“C是好人”是真理；而C对B不好，因此，对于B而言，“C是坏人”也是真理。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特殊真理可以同时为真，因为两种函数关系同时真实存在。因此，确实存在着互相矛盾而同时为真的一些“特殊必然真理”。事实上，普遍必然的真理并没有那么多。复数真理解释的是同一个事实的不同函数关系，而不同的函数关系意味着互相不可替代也不可还原的特殊事实。基于特殊事实产生的特殊知识虽然缺乏普遍性，但却是客观可证的，因此是“特殊必然真理”。复数真理是互相增益的知识，而不是争权的知识。

如果容纳所有知识的无限图书馆概念是可能的，就必须容纳互相矛盾而同时特殊为真的复数真理。假设无限图书馆等价于复数主体共享的知识－精神世界，在互相参照和互相反思中不断生长，那么必定有某种跨主体的知识演化方式。可以将其想象为一种“综合文本”（syntext）的方法，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综合文本被设想为一种建构知识动态关系的方法论，其基本假设是：（1）每个事实都等价于一组关系函数；（2）所有关系都是由动词造成的，理解事实就是去理解动词的创造性、复杂性和连续性；（3）每个事物在特殊关系里会产生特殊知识或特殊真理，但任何特殊真理都不可能成为普遍真理；（4）所有问题最终都必须由动词去解释；（5）由一个问题出发可以链接到所有问题。因此，如果一种知识是有效的，就必定与其他知识存在着合作关系。

于是，综合文本的预期是：（1）所有知识系统都互为参照系，知识的互相参照可以生成关于事物的综合文本。（2）从问题出发，思想就恢复到思想的初始经验（Ur-experience），而初始经验里大概率包含生活的普遍问题，因此最有希望成为所有人的思想聚点（focal points，借用Thomas Schelling表达不约而同的意向“聚点”概念）。人们对同样问题有不同看法，而问题本身却是不同看法得以相聚的交叉路口，因此是聚点。可见，问题就是思想的本源，既是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连接点或汇合点。（3）以问题去引导知识，相当于以问题作为关键词来重新编排知识，这样可以超越名词分类学和学科分类，而将所有知识联动起来成为网络式的无限综合文本。以问题为交通枢纽而展开的无限知识世界，其无限性并非线性无穷，而是万向无穷，是蕴含着无穷可能世界的博尔赫斯式分叉。同时，以问题为核心去展开思想和知识的无穷链接，就相当于建构了无限的瓦尔堡图书馆。

瓦尔堡图书馆

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与问题的“缘分”，并以综合文本的方法去建立思想和知识的无限链接，在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问题链接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瓦尔堡式图书馆”（即以问题链接为准而不是以学科分类为准的图书馆）。这将有助于每个人的思想涌现。这个理想化的知识建构工程显然需要网络数字化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才能够实现。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每个人的无限图书馆的链接方式和知识结构可以即时即兴地形成或改变，即始终是动态的。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参考或借阅别人的无限图书馆。甚至，将来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世界中的新主体，并建立自己的无限图书馆。无数主体的无限图书馆将共同产生一个包含复数真理、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且不断演化的精神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有最大机会建立自己的思想主体性，也有最大可能性去形成跨主体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同时拥有主体性和跨主体性的思想家，结果可能形成一个“知识天下”。这是可以想象的新启蒙的第一步，仅限于精神世界的建构，尚未涉及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