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 如何“成就我们的国家” ——在美国以外思考一个美国哲学家提出的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美国政治生态变迁始终处于世界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且深远的连锁反应，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重塑作用。在此背景下，学界急需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与实践方向。

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的 “成就我们的国家” 这一命题，为洞察美国政治、西方左翼思潮以及中美关系等诸多关键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维度。

童世骏教授一文，围绕“成就我们的国家”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了探讨，对理解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具有启发意义。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编者按

如何“成就我们的国家” 

——在美国以外思考一个美国哲学家提出的问题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成就我们的国家”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1997年所做的一个演讲的题目，也是他于1998年出版的以该演讲为基础的一本书的书名。借罗蒂“成就我们的国家”这个命题做一番讨论，有助于我们对当下美国政治及其全球背景、对当今西方左翼及其民众基础、对中国的自身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做一些相互关联的深入思考。

理查德·罗蒂

当代美国政治：如何在全球的南北关系中处理国内的左右矛盾

之所以要借罗蒂的“成就我们的国家”命题做一点讨论，与罗蒂称为“我们的国家”的那国状况有关。2016年11月20日，距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次总统选举意外获胜后没有几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理查德·罗蒂1998年的书预示了会有2016年大选”，还说要不是这位哲学家早在2007年就离世了，这几天他家里的电话会被打爆的。八年之后，特朗普第二次总统选举以明显优势获胜。现在大概没有谁想给罗蒂家打电话了，但可能还是有不少人想知道，罗蒂二十多年前的那本书里到底说了什么。

概括起来，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表达了三个观点。

第一，“我们的国家”现在危机重重，如果应对失当，忍无可忍的选民早晚会选出一位反民主、反体制的总统。

第二，“我们的国家”确实有许多问题，但它仍然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有努力改进、成就未来的广阔空间。

第三，曾经对“成就我们的国家”贡献极大的美国左派，无论从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目前构成来看，都包括各种类型；而当今美国深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力量的主流或左派兴趣的重点变了，从主张自上而下改良的“老左派”转到主张自下而上改制的“新左派”，从主张通过立法改进来解决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的“政治左派”，转向主张通过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来揭露各种歧视、消除施虐心理的“文化左派”。罗蒂对“文化左派”的成就是有高度评价的；但他担心，“文化左派”已经与“政治左派”脱节，他们“只喜欢谈论‘制度’而不喜欢谈论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变革”。但问题在于，“就在社会默许的施虐行为稳步减少的同一时期，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无保障的现象却日趋严重。”

上段最后这句话，或许可看作是《成就我们的国家》一书的点睛之笔，因为它既提示了罗蒂提出“成就我们的国家”时他的祖国正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提示了罗蒂心目中“我们的国家”所取得的最自豪成就（如进步运动、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种种成功，或同性恋运动）。在罗蒂看来，自豪于“我们的国家”过去的成就，不回避我们当前面对的挑战，这二者对“成就我们的国家”缺一不可。换句话说，罗蒂强调的是作为名词的“成就”（achievement）与作为动词的“成就”（achieve或 achieving）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主张的是在“我们的国家”之“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成就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直面自身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能认为这些不如意事实对我们获得幸福的机会，对我们的民族性格，是一槌定音的。我们的民族性格是仍在塑造过程之中的。”在罗蒂看来，“没有人能在1997年知道，美国不会在下个世纪见证更大的道义进步。”

罗蒂上述观点蕴含着一些哲学上很有启发但也很有争议的观点，对此我们在本文第三部分会做讨论。这里先就罗蒂的“就在社会默许的施虐行为稳步减少的同一时期，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无保障的现象却日趋严重”这句话本身做一个补充说明：对当今美国社会（以及美国左派）所面临的这个挑战，罗蒂虽然要求美国左派去高度重视和正面应对，他自己却坦言，他并不知道这个挑战如何应对。“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无保障”当然并非今天才有的新现象，但当今美国出现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无保障，却与全球经济而不仅仅是美国经济有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写道：“全球化产生了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为防止本国工人贫困化而采取的措施，都只会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 在1997 年的一次访谈中，罗蒂对此有更明白的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如欧洲、北美、日本和韩国）“需要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生活条件与中产阶级相差不大的工人阶级。但这一点是这些国家不会实现的，因为这样一来所有工作岗位都会流失到泰国、非洲、斯洛伐克等国家那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底层那75%的美国人与底层那95%的世界人口之间发生尖锐矛盾；而这样的矛盾，从经济全球化得益的那个少数人群，是不想让多数受害人群看清楚的。在罗蒂看来，“文化左派”所关心的“文化问题”，恰恰是“国际超级富人阶层”想用来转移无产者注意力的东西；他们最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无产者会误以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和生活方式冲突，而不是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方式。罗蒂敏锐地看到，对这种局面的思考，会引起左派的两重反应。“第一种是坚持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需要缓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须与南半球分享其财富。第二种是坚持认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的首要责任，是救助本国的处境最不利公民。这两种反应明显是对立的。特别是，前者建议老牌民主国家开放国界，而后者则建议关闭国界。”写到这里罗蒂加了一个注，说在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会上，牙买加裔美国历史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提出，为了保护美国工人，政府迟早要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但他话音刚落，就遭到一些人大声诘问：“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办？”罗蒂说这样的诘问是不同寻常的，因为“黑人学者一般不会受到以白人左派为主的听众的讥笑，但这一次却是例外。”然后罗蒂写道：“我认为帕特森提出的问题可能会给21世纪美国左派造成最深层的裂痕。我希望能够想出一些好办法来摆脱这个困境，但很遗憾，我无计可施。”

美墨边境建墙

将近30年以后，罗蒂倘若健在会感到更加遗憾的是，美国左派内部的这道“最深层的裂痕”，以一个力主在美墨边境建墙隔离的政治素人两次赢得总统大选的形式，放大到了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

西方左翼学界：能否在“承认”和“再分配”之外找到新的词汇

之所以要借罗蒂“成就我们的国家”命题做讨论，也与笔者去年夏天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有关。2024年7月12日至15日，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100多位学者聚集在该校行政主楼讨论一个主题：“变化”。这个会议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这座见证了1863年以后无数变化的建筑里对于“变化”这个主题的学术讨论，而且是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荣誉博士授予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三位哲学家发表了感言，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发言尤其给当时在场的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著名批判理论家之一的学者在发言中不仅感慨当今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坦言，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和他的西方左翼学界同道，是应该做出深刻反省的：面对如此变局，我们有没有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概念、甚至他们所需要的词汇？罗蒂《成就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副标题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左翼思想”；既然此书被认为有预见特朗普上台的先见之明，美国左翼学者要对特朗普相隔四年以更大优势重回白宫这件事情做出反思，甚至包括整个西方的左翼学者要对同时期发生在各国的类似现象做出反思，自然就有必要重温罗蒂将近三十年前的论述。

有意思的是，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中所批评的“文化左派”所使用的一个关键概念，霍耐特可以说是它的最著名阐发者。罗蒂说“1960年代新左派的后学在学院内创建了文化左派。该左派的许多成员专门研究他们所谓的‘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或‘承认政治学’。文化左派思考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钱，是深层隐性的性心理动机而不是浅层明显的贪婪。” 对应于罗蒂这里提到的“承认政治学”（politics of recognition），霍耐特出版于 1992 年的《为承认而斗争》一书，提供了最集中的理论论证；而出版于2003年的霍耐特与美国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书的书名，虽然并非对两位作者观点的准确表达，却以生动形式体现了罗蒂所说的“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立场反差：“政治左派”关注的是再分配（redistribution）问题，而“文化左派”所关心的是承认（recognition）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于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中所说的“自私心理”和“施虐心理”。霍耐特把“承认”问题作为比“再分配”问题更基本的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理想看作是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弗雷泽虽然像霍耐特一样认为当代世界中关于再分配的斗争仅仅诉诸普遍主义标准是不够的，但不赞成把分配和再分配问题放在承认的问题之下，而认为两者是同样根本的、相互不可还原的。但即使是比霍耐特更重视“再分配”这个政治左派传统议题的弗雷泽，也认为“‘为承认而斗争’正迅速成为20世纪后期的政治冲突的典范形式。‘承认差异’的种种要求激发了各类群体在民族、种族、‘族裔’、性别和性行为方式的旗帜下动员起来。在这些‘后社会主义’冲突中，群体身份替代了阶级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弗雷泽即使主张把再分配问题与承认问题相提并论而并非归在后者之下，也认为必须把再分配问题与承认问题连接起来，认为不然的话就无法提出“适合我们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框架。”针对弗雷泽的观点，罗蒂在2000年发表一篇题为“‘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的文章直接与之商榷。在罗蒂看来，“文化承认”把左翼思想的重点从原先对共同体中每个个体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点的承认，转向了对个人所属群体或文化之间差异的承认；而文化差异之成为新生代左翼力量的关注重点，又因为“在今天的美国，如我们必须坦承的，左派的多数在学界。”学院左派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专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通过妇女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研究、同性恋研究等项目而发现的文化差异现象是重要的；他们虽然对自己贡献颇多的那些文化变革非常了解，但“对如何反抗里根的劫贫济富政策，如何帮助锈带的失业工人，或者如何确保全球经济不让美国工薪者贫困化等却知之甚少。由于文化把经济推到了一边，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就会情不自禁地以为，左翼学界对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兴趣的。”弗雷泽虽然不像霍耐特那样把再分配问题归结为承认问题，但罗蒂认为，即使把“文化承认”与再分配问题相提并论，也依然是出于左翼学者对自己专业的过高估计：“学者们总是急于让自己确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于左翼政治来是有核心意义，而不只是边缘性的。”

罗蒂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社交媒体还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在他于2007年去世的时候，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米兔”运动、“黑命贵”运动以及2016年和2024年美国大选等还没有发生。如果考虑到最近一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公共领域的新的结构性转型”，罗蒂对于西方左翼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看法：以学界为主要阵地、以文化为关注焦点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左派，非但会在跨越各种特定边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力不从心，而且会在建造各种“茧房”的网络技术操控面前难以招架。“Woke”（发音是“沃克”，原意为“觉醒”）一词在最近十年所经历的意义嬗变，或许可用来说服这方面的状况。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Woke”一词最初是非洲裔美国口语中的一个词，原意是醒悟到种种社会不公平；“to be woke”的意思是对不公平的现实保持警觉。2008 年美国歌手艾莉卡·芭朵（Erykah Badu）在一首名为《大师》（“Master Teacher”）的歌中用了这个被认为黑人很早就用来表达对美国司法制度中的种族歧视的词，一遍又一遍地吟唱“I stay woke”（“我保持觉醒”）。这句话很快流传开来，尤其在2010年代数起非裔美国人被警方错杀事件导致的名为“黑命贵”（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woke”一词被广泛用来表达对不平等不正义现象的警觉状态。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很少有一个英文词，像 woke这个词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英语世界内外那么广泛地传开。”但是，随着“woke”以及“wokeism”（觉醒主义）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泛指对美国社会各种被认为不正义现象的各路抗议力量，随着这个词从美国社会出口到了英国，甚至到了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随着这个词从一个社会力量用来自我指称和自我激励的口号，变成了政治评论和社交媒体中用于报道和描绘特定对象的标签，这个词本身迅速发生了由正面到负面的意义变化。在2003年，使用这个词的人通常会是一个黑人，“woke”的意思是告诫或提醒要对针对黑人的美国警察暴力保持警觉。而在 2023年，使用这个词的人很可能是白人， “woke”的意思很可能已经变了，变成是指那些对社会正义问题执着得有点神经过敏的人。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短短二十年间这个词所发生的这种意义巨变，是“一个词语误用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的主要推手，则是像推特这样的在线社交媒体：“这个过程把‘woke’这个词从一个边缘群体（黑人群体）中拿到更广的用词范围，并且在这过程中剥去那个群体赋予该词的原意，代之以一种可笑而新异的更大群体用语的意义。”根据2024 8 月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在2022年10月完成对推特收购并在2024年7月宣布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去年七月底与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的访谈中透露，他的意识形态转向的关键是他年幼孩子在新冠时期的性别转换；他把这事归咎于他所谓的“沃克心毒”（woke mind virus），并发誓将它摧毁。

Erykah Badu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体平台化的双重背景之下，美国左翼不仅以其“所不为”，而且以其“所为”，无意中帮助特朗普再一次并且以压倒优势入主白宫。为了走出这种尴尬处境，过去几十年热衷于争论“承认”还是“再分配”的西方左翼学界，或许有必要在反思自己的解释世界的理论说服力能否继续得到公众“承认”的同时，对自己的改造世界的实践着力点做出必要的“再分配”。

未来中美关系：以何种国家形象塑造人类形象

之所以要借罗蒂“成就我们的国家”命题做讨论，也与罗蒂这个命题中使用的“我们”这个词有关。“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成就我们的国家”这句话出自罗蒂之口，“我们”这个词表示的就是罗蒂和他的美国同胞；但“成就我们的国家”这句话完全可以出自任何国家的人之口；对任何国家的“我们”来说，这句话都是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的。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纽约时报》文章对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中的一些说法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一些观点进行比较；在引用罗蒂的“学院以外，美国人仍想拥有爱国情感。他们仍想觉得自己是从属于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能够自我完善的国家的”这段话以后，文章作者写道：“是不是听起来又太像‘使美国再次伟大’啦。”设身处地地想想，正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对希望“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人民做善意理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3 年 11月 15 日在美国旧金山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所说：“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成就我们的国家呢？也就是说，按何种国家形象来成就自己的国家，用什么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成就自己的国家？对这三个问题，罗蒂作为一个哲学家都提出了既值得重视，也需要争辩的观点。

关于按何种国家形象来成就自己的国家，对这个问题罗蒂既有“我们之所以应该热爱我们的国家，是因为它有希望成为一个比其他国家都更善良、更慷慨的国家”这样的正面回答，更有本文一开始所说的他对美国未来的悲观预测那样的负面回答：对现有制度失去希望的美国选民很可能选出一位许诺用铁腕帮他们走出困境的强势人物，从而，“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 40 年里赢得的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轻慢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学院左派号召学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为将卷土重来。”为防止有人在施虐和自私之间，在“再分配”之匮乏和“承认”之剥夺之间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罗蒂紧接着又写道：“但施虐行为的再现并不会削弱自私行为的影响。因为我想象出来的这个铁腕人物掌权以后，会很快与国际超级富人阶层讲和，就像希特勒与德国实业家讲和一样。他会借用对海湾战争的辉煌记忆来鼓动会带来短期繁荣的军事冒险。他对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人们会纳闷，对他的本可避免的崛起，为什么居然没有多少抵制。”

埃隆·马斯克获特朗普任命

罗蒂的上述描绘如果在今天用来对号入座，估计会引起各种争议；但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笔者之所以对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中关于国家形象的论述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这位老派左翼学者的预料之中的政治期望，而主要是因为他用来论证国家形象之基础的不同寻常的哲学立场。

罗蒂强调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具体生动的形象和故事才会激发公民的热情和自豪感；“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关于该民族之伟大的不同象征之间的竞争。”

罗蒂强调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更适合用文艺作品而不是哲学思辨来表达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叙事是丰富多样、充满着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而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康德的原则那样，纯粹洁净，永恒不变：“没有什么成就可以提供一块模版来塑造我们的未来，未来会无止境地扩展。关于个人和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实验会互相影响，互相加强。个人生活将变得意想不到的多样化，社会生活将变得不可思议的自由。”

罗蒂对国家形象的理解，说到底是与他重“希望”而轻“知识”、重关于个体事件的“叙事”而轻基于普遍原理的“论证”、重主体间“团结”而轻主客观“符合”等哲学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详细讨论罗蒂的这些哲学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把他的哲学观点作为背景，对他有关美国政治的评论，对他所评论的美国政治，都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称赞罗蒂在《成就我们的国家》对将近二十年后的美国大选结果有先见之明的人，大多没有提到一个重要事实：罗蒂的那个“预见”，是通过引用美国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一本书而做出的。勒特韦克那本书的书名是《受到威胁的美国梦》（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该书出版于1993年。在那时，作者最担心会威胁美国梦的国家既不是刚刚解体的苏联，也不是刚开始崛起的中国，而是位居世界经济第二强国的日本。该书首篇文章的开头，是对日本东京机场与美国纽约机场的比较。我们如果把这个开头与《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与一位同事在2012年出版的《我们曾也是这样的》（That Used To Be US，中文版译为《曾经的辉煌》）开头对从天津到北京的高铁之旅的描述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从1990年代初到2010年代初这短短20年间，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勒特韦克在2012年也出版了一本书，是直接讨论中国的，书名是《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如果说勒特韦克在1993年的书里预见到了2016年（以及2024年）的美国大选结果，那么，他的2012年的书则预见到了特朗普上台以后挑起的对华贸易战，而这两次预见的依据，都是勒特韦克所谓的“战略的逻辑”。抽象地说，这种“战略的逻辑”指的其实就是世界诸强争夺霸权的零和博弈；具体落实到美国这个国家，这种“战略的逻辑”则与勒特韦克在《受到威胁的美国梦》中有关美国国家特性的这个判断密切相关：“美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观念之上的，而不像几乎所有其他社会那样是建立在一种民族文化或一种族凝聚力之上的。一个基于观念的社会只有两种模态：内部的观念之争（其最高点是内战—美国内战是那时为止最为血腥的战争），或外面有一个威胁性敌人时的异乎寻常团结。”从这样的“战略的逻辑”出发，如今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一样，都成了美国为确保其国内团结而实施的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的冲突对方。当然，中国与日本虽然同属亚洲国家，但两者有一个很大区别：不像至今仍然有美国驻军的日本，中国在美国眼里不仅是利益上的竞争者，而且是价值方面的竞争者。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倾向于“把普遍价值当作利益在全球分配”的“价值外交”，还是倾向于“把美国利益当作价值在全球捍卫”的“利益外交”，美国全球战略的最深基础，至少在相当多政客和谋士的头脑里，至少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会是“把‘美国优先’当作内在价值和根本利益在全球推行”的“身份外交”。“身份外交”的核心是你我之别，甚至敌我之争，而不像“价值外交”那样围绕对错展开，而对错问题是有可能通过澄清误解、寻求共识或求同存异而找到方案的。“身份外交”也不像“利益外交”那样围绕得失展开，而关于利益得失问题，往往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达成暂时妥协的。如前面提到的，这种“身份外交”的实质是美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但最糟糕还不在于身份政治本身；最糟糕的是国际范围内的这种“身份政治”还会因为与“价值政治”和“利益政治”难分难离而显得既冠冕堂皇，也贪得无厌。同时，国际范围内的认同政治还会因为要减缓其国内各种版本的认同政治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加剧程度。思考当今世界的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最严峻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阅读罗蒂的《成就我们的国家》，至少可以做以下三点评论。

第一，罗蒂在该书及其他论著中强调“承认”的重点应该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之处，并主张根据这种对共同性的承认而非对差异点的承认，来解决“再分配”方面的不公平问题。罗蒂的这两方面观点既可以像他那样用来反对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而且可以被我们借用来抵制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思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好一切可用资源，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具有深厚的崇尚“和而不同”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在全力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的同时，努力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努力未必能彻底改变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客心目中的零和博弈的“战略的逻辑”，但应该会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最后所说的那样，“在人类最需要之时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

第二，罗蒂在阐述其“成就我们的国家”的主张并为此提供理由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要放弃以“真实性” “正确性”等评价性术语来象征同某些先已存在的东西，如上帝的意志、道德法则或客观现实的内在本性的联系，而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达找到对问题答案的满足感——这样的观点，却既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也可以说有潜在危险的。说罗蒂的上述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反实在主义立场，会使他不得不放弃为他自己的任何观点提出真之有效性的主张。他无法说他的观点是“真的”，因为他事先已经排除了“真的”这样的评价词汇。说罗蒂的上述观点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是因为他的观点中所蕴含的情境主义立场，即把“正义”归结为特定共同体之中的“忠诚”、把“真理”当作特定情境之中的“方便”，意味着他在谈论“团结”“忠诚”和“共同性”等的时候，缺少必要的概念工具把值得自豪的成就与消极承受的状况区分开来，把集体学习过程的积极收获与有待重组的偶然经验区分开来。

第三，最近一二十年来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信息茧房、媒体操控和虚假新闻这样的现象泛滥，“后真理时代” “另类事实”这样的说法盛行，民众对科学、专家和公众人物的信任程度一再降低。面对世纪之交不断加重的这种社会状况，罗蒂却始终坚持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对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虽然他经常替自己申辩，说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哲学与当今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之间，并不能说没有任何共鸣。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生活方式和国际秩序已经带来的挑战，考虑到气候变暖和技术发展对人类生存条件甚至人类生存可能造成的威胁，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危害，反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危害，至少有必要予以同等程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