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级选举年落幕，中企出海何去何从？｜2024出海回顾

作者 | 李小天

编辑 | 刘景丰

编者按：

2024年的全球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全球大选带来的地缘政治变迁，到市场政策调整给电商、制造业出海带来的重重压力；从右翼保守势力带来的逆全球化浪潮，到经济缓慢复苏带来的海外消费疲软、行业内卷加剧，都让海外市场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但与此同时，压力和困难正在改变着中国企业的出海，倒逼着本地化的深入和品牌的崛起。种种挑战和变化，让2024年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大潮中一个颇为明显的分水岭。

自即日起，霞光社推出2024出海回顾系列文章，从宏观地缘政治变化，到微观行业和企业发展转折。我们将在回顾中思考，在纪录中探索，哪些因素在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出海，企业出海未来如何行稳致远。

刚刚过去的2024年，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年。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球共有7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83场全民性选举，涉及人口总数42亿，占全球人口的60%，经济规模接近50%。其中，既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印度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有南非、伊朗、印尼、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

在拉美，2024年先后有7个国家进行总统选举，分别是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海地。2024年成为拉美地区推动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左右翼治理改革激烈交锋。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大陆非洲，包括南非、卢旺达、毛里求斯、突尼斯等在内的18个国家渐次展开全国性投票，让非洲成为选举氛围浓郁之地。

而从选举结果中不难看出，此次选举呈现出全球右翼保守势力持续抬头、逆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的显著趋势。

比如，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议会团体所占席位，就从2019年的135席（占议席总数的18%）增加到187席（占议席总数的26%）。欧洲的右转趋势，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与排外情绪抬头，干扰中欧之间的正常贸易秩序。而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承诺，集结了国内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的力量，带动美国社会整体“红移”——还未等正式上任，特朗普已经挥舞起了第⼀波关税大棒，指向墨西哥、加拿大与中国。

与此同时，在拉美，以布克尔、米莱、卡斯特和博索纳罗为代表的新右翼在政坛日趋崛起，他们俨然成为特朗普的拉美分身，高举“让XX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例如，阿根廷现任总统米莱竞选期间，曾对阿根廷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巴西和中国展现出不友好姿态，并长期与美国保守组织“一边倒地亲近”；在就任总统之初，米莱宣布将单方面放弃金砖组织成员国资格。

在变幻莫测的权力更迭、风云诡谲的国际政治局势下，中企出海，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企业又该如何未雨绸缪、继续开拓全球化路径呢？

“几十年来，不平衡的‘自由’贸易一直是华盛顿的首选，数百万普通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华盛顿没有优先考虑健康的美国社区、良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和我们工人的光明未来，而是往往更关心公司利润、廉价进口商品。作为回报，我们得到了更便宜的咖啡机和T恤，而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工资停滞不前，社区恶化，我们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我们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连续50年的贸易逆差，多年来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3000亿美元，对欧洲的贸易逆差巨大且急剧增长。”

近期，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出版了他的新书《没有贸易是免费的》（No Trade Is Free）。在书中，莱特希泽如是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全球自由贸易对美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莱特希泽作为对特朗普贸易政策影响至关重要的幕后人物，其态度无疑阐明了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观点——关税成为扭转美国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重振工业中心地带、降低本国失业率的关键。

2024年6月13日，在美国国会山与共和党众议员的非公开会议上，特朗普首次提出“全面关税政策”，拟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特别对中国商品增收至少60%的关税，最终使高额关税完全替代所得税，以支撑美国财政收入。在此后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又宣称要把普遍关税提高到20%。

11月25日，已经成功赢得大选、成为候任总统的特朗普，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宣称，上任第一天，他会“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征收25%关税。”在另一条动态中，他宣称还要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关税。

在宣称要对墨、加征税的帖文里，特朗普特意强调了“ALL products”图源：Truth Social

此番“特朗普新政”，无疑要将美国税收政策回拨到一百多年前。在1913年联邦所得税设立之前，关税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驱动力。研究贸易政策历史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表示，从1790年到1860年，关税占美国收入的90%。

但二战后，获胜的美国人引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自由贸易制度，向世界开放其占全球GDP近30%的庞大市场。这一行为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由此产生的自由贸易制度，使包括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无须对外侵略扩张的情况下繁荣起来，也让亚洲“四小龙”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此之后，发展主义的神化，降临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意味着，在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由美国引领的全球经济格局走向终结。“贸易战和政治不确定性无助于增长，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下行。” 奥布斯特菲尔德说。

而在全球产业观察学者林雪萍看来，2015年可以被视为全球化格局发生关键性转变的一个时间节点。

1993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之比仅为3%，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该比例为8%。在此之后，这个比例逐步增加，在2015年前后达到了50%，这意味着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大约和中国持平。从全球化资本流动明显加速的1992年到2015年，可以称之为“全球化1.0”时代，这一阶段全球化的逻辑是效率至上，降低成本，自由流动；从2016年开始至今，称之为“全球化2.0”，供应链的企业属性开始融入国家层面的考虑，供应链的安全性替代了成本和效率，成为首要问题。

如今，再度登台的特朗普所推动的关税壁垒，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与经济发展。根据路透社11月20日发布的对经济学家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可能在2025年年初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近40%的关税，这可能会使中国实际GDP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对此，欣孚智库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的新政中，极端政策冲击更强且影响周期更长。2024年11月，美国国会密歇根共和党议员勒纳尔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要求永久性终结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其中包含五大措施：

增加关税——法案中列举的特定物品的最低税率为35%，最高可达100%，这些关税上调将在五年内分阶段进行；

通货膨胀调整——该法案包括每年调整待定和复合关税税率以应对通货膨胀的规定，确保关税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有效；

中国进口商品估价——该法案要求根据中国商品的美国价值进行评估，进口商必须提交价值声明以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验证；

取消最低限度豁免——该法案取消了来自中国的低价值货物（低于800美元）的关税豁免；

报复赔偿——该法案设定了一个信托基金，以补偿美国生产商因中国报复行动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支持国防部门。

“美国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坦白讲这也是中美关系如今的发展方向；但目前来看，这一措施为扭转中美贸易逆差的震慑或者威胁作用更大一些。因为中美经济高度绑定，彻底脱钩会带来较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及终端消费者的抱怨，所以美国当局可能会分阶段地进行评估与推进。”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向霞光社分析称。

而特朗普的关税新政，在以贸易壁垒之“墙”阻挡住中国制造业的同时，同样也会带来“画地为牢”的困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2024年12月12日的分析中指出：“如果即将上任的政府实施特朗普承诺的关税上调，机械、电子和电气机械将面临最大的进口税负担，对美国供应链和制造商造成干扰。消费者也将感受到关税对玩具和体育用品、鞋类、纺织品和服装的日常购买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家庭将直面60%关税的代价。”

与此同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以及对华经贸的持续打压，可能会在全球其他地区引发连锁效应，进而带来经贸格局的巨大变动。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致力于 “去风险化”，与中国“脱钩断链”，推动“回岸制造” “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全球供应链越来越呈现分散化的局面；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风险下，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将供应链外迁至越南、墨西哥、匈牙利、摩洛哥等“连接器”国家，进而参与全球供应链重塑，掌控新格局新秩序，与逆全球化博弈。

不过，即将于2025年1月上任的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不仅誓言对华加征关税，还将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全面提高关税水平。如果美国普征关税，那么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区将难以继续作为中国企业触达美国市场的“跳板”，全球投资将进一步组合、分化到其他地区。

事实上，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已显露出这样的趋势。

2024年11月28日，针对“比亚迪在墨建厂”相关问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回应称，目前还没有任何中国汽车公司确定要在墨西哥开展投资项目。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并未拒绝中国投资，“但墨方优先考虑与我们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26日的报道，特朗普胜选后，比亚迪建厂计划令墨西哥进退两难，“墨西哥表示，该国无意成为中国制造商品进入美国的渠道。目前，必须极其谨慎地分析来自中国的投资，墨西哥必须打造一张写着‘北美可靠伙伴’的名片。”

因为就在此前，特朗普曾威胁说，如果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将对这些汽车征收200%的关税。

辛鲍姆与特朗普宣布双方进行了会谈。图源：X、Truth Social

同样在11月28日这天，墨西哥政府出动了一支由200多名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对位于墨西哥首都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展开突击查封。在此次行动中，墨西哥当局又从义乌商贸城共计收缴了超过26.2万件无收据、无进口文件、无标签的产品，价值约7500万比索(约2666万元人民币)，花费长达7个小时。

对特朗普政府惩罚性关税的忧虑，同样弥漫在东南亚各国。

2024年12月2日，马来西亚贸易部副部长表示，在出口限制日益增加和对美中贸易摩擦的担忧下，马来西亚已敦促中国公司不要将其用作“重新贴牌”产品的基地，以避免美国关税。

“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我一直在建议许多中国企业，如果他们只是想通过马来西亚重新命名他们的产品，以避免美国的关税，就不要在马来西亚投资。”马来西亚贸易部副部长 Liew Chin Tong 说。而在此之前的11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拟对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达271.28%，意在针对在东南亚布局的多家中国光伏企业。

而在北美风雨飘摇的TikTok，在欧洲同样遭受阻力。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7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TikTok展开正式调查，称其违反了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SA），没有“正确评估”并采取措施“减轻系统性风险”，让“外国行为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干预罗马尼亚选举。

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类似事件，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向霞光社分析道：“2024年特朗普的卷土重来，不仅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主流价值观，更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彻底改变。概括来看，国际格局已经从WTO时代‘贸易优先’走向了当今的‘安全至上’；底层思维也从原本的‘大国构建规则，小国甘为跳板’，彼此之间互相借力使力的‘跳棋时代’，逐步走向了如今的‘大国小国楚河汉界划分鲜明’，彼此趋于零和博弈的‘象棋时代’”。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佟志德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在观念上除了继续坚守传统保守主义对道德、宗教的主张外，还出现了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新的特征。这些观念外化为一些政治和政策上主张，比如，对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的推崇、逆全球化、美国优先等主张。新保守主义的后果就是贸易冲突、政治极化、文化战争，这就是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价值、观念和主张的三位一体。

而全球性的新保守主义最淋漓尽致的展现，莫过于全球各国对跨境电商平台层出不穷的限制。

中国“出海四小龙”SHEIN、TikTok Shop、Temu、速卖通，凭借“多快好省”的中国供应链优势日趋风靡海外。但在2024年，美国、欧盟、东南亚、拉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设置关税壁垒与贸易屏障，使中国跨境商品失去价格优势，本地化生产不得不成为电商平台最终的解决之道。

“近年来，企业被一连串的混乱打了个措手不及——疫情、欧洲和中东冲突重燃、民粹主义情绪升温、对绿色矿产的激烈竞争，以及保护主义升级——这些都迫使企业从根本上调整长期战略，”咨询公司Verisk Maplecroft亚洲研究主管巴塔查里亚分析称，“过去那种专注于市场规模、成本和效率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地缘政治才是驱动一切的因素。”

当下，面对风云突变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出海企业又该如何迎击风浪、突围而出呢？

宋欣向霞光社分析称：“全球性的新保守主义蔚然成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出海企业完全被海外市场拒之门外。只是每个国家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中国企业规避关税大棒的跳板，或者通过简单组装贴标来洗刷原产地的中转站。这需要企业将制造业供应链的核心部分放到海外本土生产，逐渐将技术输送出去，实现‘用技术换市场’。”

例如，在绿色技术供应链中，中国企业拥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而对致力于绿色脱碳之路的欧盟来说，其初创企业在大规模电池生产方面的能力依然落后。2024年11月21日，欧洲首家本土超级电池工厂Northvolt在美申请破产保护——这象征着欧洲新能源产业界的希望之光最终陨灭。

位于瑞典韦斯特拉斯的 Northvolt 工厂的机器。该公司曾试图对抗亚洲在电池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

对此，有行业人士表示，解决该问题唯一的方案，可能是继续依赖亚洲参与者，直到本土公司能够吸收电池化学、大规模生产和设备制造方面的技术知识。

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针对中国开发商在欧洲设厂并将知识产权带到欧洲以获得欧盟补贴，进行利弊权衡。

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11月初的财新峰会上所说：“30年前，欧洲在汽车、机床、化工等领域较中国领先10到15年，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以合资和技术转让为条件，允许欧洲汽车在中国销售，今天中国在电动汽车上很可能也拥有10到15年的技术领先优势，为什么不考虑30年前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同样的合作机遇与合作空间，也发生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日韩等其他广袤市场。

例如，因中美贸易冲突而跃升为全球制造业关键节点之一的越南，在美国的原产地规则压力下，逐渐对中国企业的本土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越南资产管理公司Dragon Capital的董事阮秀安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可能面临越南方面的额外审查，越南“可能会主动调整进出口做法，谈判贸易协定，并加强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以降低关税风险”。

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在当地设厂生产，不仅下游组装企业，中游和上游企业也会逐步向东南亚转移。

企业向东南亚地区深度本地化出海的趋势，在调研数据中有着更明确、具象的体现。根据香港贸发局联合大华银行（香港）在2024年第三季对600多家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进行的调查，84%的大湾区企业表示，未来三年将维持或扩大东盟作为其生产或采购基地。在一年前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仅有31%。上述受访企业中，73%表示未来三年拟将东盟作为销售市场，69%的企业将东盟视作其中一个融资中心；各有56%的企业，计划将东盟作为地区办事处或研发中心。

越南的一家咖啡加工厂。如今，美国占越南出口总额的近 30%，越南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与日俱增。

正在加快经济多元化转型的中东第一大经济体沙特，同样对中国出海企业提出“技术换市场”的要求。例如，2023年10月，中国智能驾驶公司小马智行获沙特新未来城NEOM1亿美元投资。根据协议，小马智行将在新未来城建立区域研发和制造总部，为其提供自动驾驶技术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在以连接器国家为“跳板”，间接触达美国市场逐渐失效的情况下，将部分海外生产转移到美国，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一种可能。

例如，在不断叠加的关税壁垒下，中国光伏产业已从东南亚设厂转战至美国本土，包括隆基绿能、晶科能源、天合光能、晶澳科技在内的八家中资光伏公司已在美落地投资，建设超30GW产能。其中，晶科能源、阿特斯位于美国的工厂，已宣布根据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获得了税收抵免。（IRA计划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的补贴，用于扶持包括美国本土光伏产品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

此外，特朗普曾多次邀请包括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内的海外生产商在美国建厂，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宁德时代对此积极回应，“如果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允许中国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中进行投资，宁德时代将考虑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

但赴美建厂必然障碍重重。首先，由于多年制造业中空，美国缺乏合格的人才、设备和基础设施；其次，高昂的成本可能也会让诸多企业望而却步——2022年至2023年间，美国新工业厂房的成本增加了 30%；另外，特朗普朝令夕改的贸易政策，也让美国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

但无论如何，加速产能出海，已是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

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商社制度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全球产业观察学者林雪萍认为，“日本综合商社，首先是一个情报所，每个人都是信息粘网者，全球各地的每一个普通的商贸人员，都是行走的黄金信息携带者。日本海外商业系统，不能孤立看一个公司的表现，而是企业互助所共同打造的一台高效运转的商业机器。中国企业这次出海浪潮，这是一个重新理解合成商业系统，打造出海商业大机器的全新感悟时刻。”

2025年，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必定是风大浪急的一年。而正如经济学家何帆所言，20世纪以全球化时代谢幕，21世纪以本土时代开场。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期待的是借船出海，跟国际惯例接轨，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而在本土时代，我们要造船出海，建立自己强大而牢固的经济社会体系，从内在的自我深处，找到更雄厚的基础和更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