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应对人口老龄化｜会议实录

▌编者按

2024年12月7日至8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东京大学中国学基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清华大学暨东京大学发展政策联席会议”在东京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竞争与合作：全球不确定性下的中日经贸关系”。会议组织中国学者赴日本进行研讨交流和实地调研。

12月8日在东京大学举办了主题研讨会，会议分为三个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生龙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丸川知雄教授，围绕“人口老龄化：现状、进展与影响”议题展开研讨。

本文由丸川知雄教授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王聪翻译。日文原文请参看https://sinology-initiative.com/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及应对策略

刘生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联合国根据各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7%的国家称为“老龄化社会”，达到或超过14%的国家称为“深度老龄社会”，达到或超过20%的国家称为“超级老龄社会”。

预计到2023年，中国人口结构将从1990年的金字塔型转变为钟型，到2050年将转变为倒金字塔型。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6.96%，到2022年将达到14.9%，到2023年底将达到15.4%，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行列。中国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只用了21年，而日本用了27年，说明中国正在加速老龄化。

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非常高：到202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17亿。农村人口和东北地区的老龄化尤为严重。此外，1000万老年人有认知障碍，4000万老年人有肢体障碍。

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人（即所谓的“空巢老人”）估计超过1亿，独居老人为2100万；2000年，8人赡养1位老人；到2030年，4人赡养1位老人；到2050年，2人赡养1位老人。假设比例与现在相同，到2050年，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达到1.2亿。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363亿。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养活这么多老年人的医疗和照护体系。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老年人的照料主要依靠家庭，96%的老年人在家中，3%的老年人在社区，1%的老年人在养老院。然而，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体系正在受到挑战。

在生育率方面，总和生育率（TFR）已下降到2022年的1.09。预期寿命从1962年的50.82岁提高到2022年的78.59岁，这是导致人口老龄化最根本的原因。

让我们看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劳动力会减少。人口老龄化也会对资本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储蓄率会下降，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中国2000年至2020年的经济表现显示，GDP增长速度在2003年到2010年期间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之后缓慢下降，而15-64岁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顶峰，此后有所下降。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中国1983年至2008年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而生育率的下降使增长率提高了1.1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是积极的。然而，从2020年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估计会抑制经济增长1.07%。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1950年至1973年，鼓励生育；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3年，采取“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2013年实施全面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夫妇最多可生育两个孩子；2016年起，夫妇最多可生育两个孩子；从2021年起，夫妇最多可生育三个孩子。这一快速的政策转变受出生人数远低于预期这一事实的影响。

研究表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是必要的。然而，女性生育率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负面影响。允许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转变会对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但教育水平的提高显然也会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资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低收入群体中的许多家庭都有很强的生育意愿，但由于经济拮据而无法实现。提高最低工资将鼓励这些群体生育。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当家庭面临教育竞争的压力时，他们往往会减少生育，并在子女教育上花费更多。由于教育程度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促使人们在教育方面展开竞争。因此，如果能减少收入不平等，将对出生率产生积极影响。

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在15年内，男性法定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提高到63岁，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50岁和55岁提高到55岁和58岁。

根据研究，退休对男性的健康没有明显影响，但对女性的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此外，男性退休对其妻子的健康有负面影响，而女性退休对其丈夫的健康有正面影响。女性延迟退休对提高生育率似乎是不利的，这是因为妇女退休年龄的提高会降低其子女的劳动力供应，同时也会降低成年子女的生育率，因为担心生育的子女无人照料。

中国是否应引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日本的经验

丸川知雄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2024年9月，日本65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3%，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据预测，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0%。为了迎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从20世纪末就开始考虑引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始于1989年由厚生省制定的《促进老年人健康与福利十年战略规划》。此后，在政党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各政党都开始呼吁加强老年人福利，1997年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法》，2000年开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为什么需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政府（厚生省）引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动机之一是医院的养老化趋势增强。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有一家这样的医院，我曾经在那里送过报纸。在我的记忆中，医院里大约有200名老人，医生只有院长一个人。住院的老年人并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将医院代替养老院住在了医院，医院通过检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来赚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医疗保险制度就会破产，所以人们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日本，40周岁及以上的居民都可加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平均每月缴纳5488日元的保险费。与医疗保险制度不同，营利性公司可以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截至到2020年，私营公司占长期护理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员工的比重分别为57%和3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启动20多年后，该制度已相当成熟。过去护理工作曾被视为低薪和不稳定的职业，但到2020年，护理人员的平均工资已上升到整体平均工资的98%，护理院雇员中的全职员工占整体护理人员的比例也上升到71%。

寻求护理服务的人需要首先要联系当地政府的咨询服务机构。当地政府会派遣一名护理经理，指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护理服务。接受护理保险的支付需要接受护理认定，根据症状被认定为需要支援1、需要支援2、需要护理1～5这7个阶段中的某一个。被认定为需要支援和需要护理的人数从2000年的256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669万人。

然而，是否所有需要护理的人都真正得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援助，这一点值得怀疑。一般来说，寻求长期护理服务的是其家属，而不是接受服务的本人，但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了解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在2024年11月18日的《日经商业》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护理离职危机”的新闻，是关于一位被认为患有轻度痴呆症的老人不顾家人的劝说拒绝接受长期护理服务的报道。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家人了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似乎也无法获得长期护理保险支援。目前，又有多少需要长期护理但没有得到长期护理保险支援的老人呢？

根据厚生劳动省实施的国民生活水准基本调查，家庭中需要长期护理的人数约等于获得长期护理资格的人数减去居住在长期护理福利设施中的老人人数。这意味着，根据该调查，几乎所有需要护理的老年人都获得了长期护理认定。但是，根据国民生活基本调查中的其他数据估算，截至2019年，大约有361万需要长期护理但尚未获得认证的老人。这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不平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将护理服务分为：机构型、居家型和社区型。机构型服务是指由社会福利法人运营的专门的老年人疗养院和老年人保健设施，而居家型服务由市町村管理，社区型服务由都道府县管理。但问题就在于，由私人公司运营的带有护理功能的私费老人院和服务式老人公寓不属于设施型，而主要属于居家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虽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护理服务，但因长期护理而无法工作的人数并未减少，截至到2019年仍有47万人。此外，仍有163万人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家人。换句话说，尽管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日本的劳动适龄人口仍需要将一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庭成员。据估计，因照顾家庭成员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日本总工作时间的2%。据预测，到2065年因照顾家人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将逐渐增加，将达到3.9%。

是否应进一步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减轻劳动适龄人口的护理负担，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性工作？然而，这将要求人们支付更多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并从国库中获得更多的补偿，这对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以我的母亲为例，我认为她很成功地导入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系统，因为在家人开始怀疑她患有痴呆症的一年后，她获得了长期护理认证“需要支持1”，并开始接受长期护理服务。并且，在得到认证一年后，根据她本人的意愿，她入住了一家有护理服务的私人养老院。但不幸的是，三年多以后，她的痴呆症进一步加剧，现在被认证为“需要护理5”。

就我的母亲而言，养老院每月需从长期护理保险中扣除28万多日元。本人需要每月向养老院支付约25万日元，这几乎与本人领取的年金数相等。此外，还一次性支付了入住费，但这部分费用由家庭的积蓄支付，因此完全没有家庭的经济负担，这让我感受到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难能可贵。

这样，对于有一定积蓄并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人来说，即使入住私立护理院，长期护理保险也能基本上覆盖护理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很小。这对于有老年痴呆症或其他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的家庭来说是一项难得的制度。

另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存在不平等现象，领取保险金的人与未领取保险金就去世的人之间差距很大，有长期护理需求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长期护理保险支持的人也是如此。

在日本，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是强制性的，但只缴纳保险费而不领取任何保险金的人可能很少(如果养老保险的投保人在65岁之前去世，其家人可以领取遗属养老金）。相比之下，长期护理保险则不允许已缴纳保险费的人接受长期护理服务，除非他们获得长期护理认证。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600万，但获得长期护理认证的不到700万人。也有很多的老年人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长期护理服务的情况下就去世了。在私人保险公司经营的保险（如汽车保险和火灾保险）中，每个人都支付保费，但只有部分人获得赔付，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但这种保险是否真的应该作为社会保险来强制性加入呢？

▌在中国引入此类保险应慎重考虑

在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只在部分地区试点，尚未在全国推行。2024年8月，我有幸参观了中国大连的一家带看护的养老院，发现该养老院在引进高科技方面超过了日本，比如在房间里安装了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可以随时监测入住者的生命体征。但是，如果我的母亲入住这家养老院的话，每月需要支付超过22000元人民币（约45万日元）的费用。由于中国没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基本上都由个人（或家庭）自己承担全部费用。只有高收入者才能入住如此昂贵的养老院。在没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情况下，非高收入人群只能在条件较差的养老院和家庭护理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还没有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相关制度，养老院护理主任的简历中记录着他曾在北京日系民间养老院的工作经历。经过20多年的实践，日本的护理行业已经发展成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环境，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是，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不平等性，日本的长期护理产业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否应该同时导入，对于中国而言很难说。如果人们愿意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储蓄，如果很多人自愿参加私人长期护理保险，也许就没有必要强迫所有公民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福利援助来支持需要长期护理而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假设导入公共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话，可以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以为家庭照护者提供福利，以补偿他们因护理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在中国，对家庭照护者的支持将是有效的，因为中国目前广泛地实行家庭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