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深度城镇化”孕育新的城市物种

前言：

2019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腾讯原子智库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题为“全球化新动向与中国机遇”的主题活动。在此次活动的圆桌讨论环节，笔者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先生、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洪小文先生进行了对话交流，讨论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周皓教授主持。此次对话的现场实录如下：

圆桌对话：教育和医疗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 清华五道口@博鳌

由于讨论时间有限，一些内容未及展开，这里把一些材料和思考重新梳理，呈现给大家，请各位师友指正。

“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深度城镇化”可能孕育新的城市物种

从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这个视角观察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力量，未来两个主体网络会起重大作用——公司网络+城市网络，并且后者会愈加重要。如果未来不出现颠覆性的发展失误，那么新科技与中国深度城市化的结合将会开辟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潜力。

1.国际竞争力比较要关注“两个网络、两条赛道”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就是把“公司”和“城市”做系统比较，发现他们都是“配置资源、增加财富”的一类主体，公司是制度化的组织，城市是空间组织，他们都会通过集聚要素产生一种“组织化增效”，管理学解释为组织优化，空间经济学解释为规模收益递增，其思想内核基本是一致的，对社会而言就是通过要素的组织化协同产生了1+1＞2的效果，产生了增量财富。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力比较，财经领域比较关注公司，关注一个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同时，国与国的竞争，同样也是城市、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相比较而言，城市是更稳定的实体（entity）。因为新的经济环境下，面向未来新一轮的产业科技革命，科技、产业的更迭在迅速推进，一个企业的存活周期是很短的，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企业池子更新非常快。

企业甚至产业可以不断的生死、不断的迭代，但是城市尺度的基础要素池子是相对稳定的，包括基础设施池子、人力资本的池子、金融的池子、知识与文化积累的池子。企业可以不停地破产、更迭，而城市要素池子里的要素是在不断流动、重组，因而城市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单元。当前国与国的竞争目前在企业、产业、区域（城市）这几个层面上都在展开，而城市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对稳定的一类空间市场主体。

因此，进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需要关注企业、城市这两大网络、两条赛道，同样要重视“世界500强城市”的比较。

2.2018年世界级公司与城市的数据对比

从全球的公司网络和城市网络来看，中国通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崛起了一大批世界级公司。

从2018年的几项主要数据来看：

（1）GDP：全球GDP大概85万亿美元。中国GDP13万亿美元，占全球16%，美国20万亿美元，占全球24%。

（2）公司：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公司是120家，占比是24%；美国是126家，占比25%。

（3）城市：根据全球城市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排名，也就是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世界城市名册2018》，全球共上榜374座城市，中国43座，占比12%。比例刚好是世界500强企业所占比例的一半。美国55座，占比15%。

如上述数据所示，2018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约16%，但是全球500强企业的比例占到24%。而在GaWC的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城市数量比例为12%。虽然不够严谨，但也基本反映出我们在全球公司网络和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差异。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学术界经常说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3.一个初步解释：改革的空间投影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异，笔者此前有过一个分析视角，那就是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我们的改革很多都是集中在企业的围墙内的，像人才、要素的流动，公司制度、财税体系的建设等。而企业围墙之外的，也就是城市的公共产品，其实更准确说应该是共用品（common goods）,包括硬性的和软性的，这方面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国家城市化整体的质量落后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

从企业与城市类比的视角看，就像会有僵尸企业，城市也会有鬼城、有收缩城市。关键的问题是怎么从制度、机制上避免产生更多的低效率城市，这方面可以认真借鉴一些过去的企业改革经验，比如，抓大放小、关停并转、规范财务会计体系、降低垄断、公平竞争、开放准入等等。

目前很多问题，大城市病问题，高房价问题，本质上是高品质的城市（空间）供给不足。高房价背后其实是昂贵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不能单看房子，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巨大的价值在于公共产品领域。背后是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土地、户籍、金融、财政等。因此，未来化解城市病问题，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市场化改革。

未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存量城市更新，都市圈内新的高品质新城、新区的生产，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化作用，发展高质量的城市空间，这就需要继续推进城市空间生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这一进程蕴含着巨量的改革空间和经济潜力，市场化改革也逐步从企业围墙内走向企业围墙外。

4.城市开发组织模式的三个阶段

延续上述探讨，从城市开发组织模式的角度，可将中国的城市化开发组织模式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府主导、部门操作。由于计划经济惯性和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要自己下地干活儿；

第二阶段是以地方投融资平台、开发性金融为代表的半市场化阶段。市场的力量、政策性金融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中央层面推动开发性金融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地方政府也设立了各类城投平台，政府的运动员身份有所退化。大家熟悉，这个阶段取得了明显成就，但由于地方债务实质上的软约束而带来了地方债务等问题；

第三阶段是以开发性PPP为代表的新阶段。政府职能精准“归位”，负责定大方向、做市场监管，真正成为领队和裁判员。随着市场化实践的深化，企业的能力也不断增强，成为区域综合开发的运营主体，真正把PPP的精髓引入区域开发。同时，也可以融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与特色，与各类开发性金融工具实现对接，真正实现政府、企业、金融的更优组合，走向一种深度混合经济。政府的职能集中到重点关注跨区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比如机场，高铁站，物流枢纽，轨道网络等等，以及加快构建“费虽人转”的国民服务包，激励地方政府接纳外来流动人口。我们认为，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下一步的人口流动将逐步从城-乡流动转向城-城流动，也就是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一定会加速，他有可能一辈子要搬迁好多次去体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整个国民福利保障体系要能够转变为顺应这个趋势。

5.在城市领域中国依旧具有“后发优势”

如前所述，恰恰因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们在城镇化还有一波后发优势可以把握。

新的科技产业革命与中国深度城镇化的叠加，将有可能产生一个大的反应，甚至大概率在中国孕育出新的“城市物种”，出现城市级别的更新换代。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完成了，而中国仍然需要生产出来大量的新城或城市新片区，以雄安新区为代表。这个进程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相结合，将会有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们知道，新的科技需要有集成的、完整的应用场景，中国会有一大批这样的应用场景在，可能产生巨大的核聚变一样的反应，我们现在可能只是刚刚看到一个苗头。

未来，“新基础设施+新生活设施+新公共服务=新的城市物种”，这是一条新的赛道，不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新一代城市的探索、新城的“生产”会出现城市的更新换代，从技术与文明的视角看，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感受到新的城市范式变迁的可能。笔者是在3月27日分享了这一看法，而就在3月29号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未来的乡村 未来的城市”分论坛上也正式提出了“新文明城市”的愿景，可见这是一种逐步具有共识的研判。

目前，国内多个前沿城市开始建设“科学城”，类似的这些探索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城市网络这一体系带来重要的影响。

​6.中国城镇化的四次循环

此前的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实现了四次重要的循环。

改革初期，城乡循环启动，开始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解决动力结构问题；入世前后，国际、国内的大规模进出口循环，拓展了市场的广度；进而，以基建、房地产、重化工为代表，启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循环，大大提升了市场的深度；目前，正在启动“已知-未知”循环，开始建设科学城、未来城市。

小结：

未来要关注两个网络（公司+城市），一个机遇（新科技+中国深度城镇化，建设未来城市），推动城市开发组织模式优化，推进企业围墙外的空间供给侧改革，释放市场潜力。同时，作为研究者而言，也呼吁各方面支持形成长期的、整体性的城市科学研究，搭建新的城市科学与政策互动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