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特朗普，就效仿尼克松访华” | 托马斯·弗里德曼再谈中国行

　　作者：陆岑

　　“特朗普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实际上是一个好主意。”“如今的中美关系情景犹如两头大象通过一根吸管凝视对方。这不是什么好事，毕竟现在的中美两国有更多可讨论的议题，不仅局限于贸易和台湾问题以及谁才是21世纪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 “如果我是特朗普，就效仿尼克松访华之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12月24日发文，再次谈及自己访问上海和北京后的感悟。内容与上一篇（详见《托马斯·弗里德曼：特朗普现在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相互呼应，第一篇侧重从两国国内改革入手谈“经济竞争”，这一篇侧重从地缘政治视角谈“两国合作”，主要体现在管控人工智能、气变挑战和应对全球“无序”状态。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两篇文章中提到的感悟事实上结合了中国国内多年来对特朗普的基本认知，比如“川建国”的称呼，以及自特朗普1.0及此次当选以来的一些大胆预判，比如特朗普会不会是另一个尼克松？在中美民间人文及学术交流受限的背景下，作为美国外交和经济议题上的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能够访华，听取中国官员、经济专家和驻华大使的见解，并将其讲述给美国读者，难能可贵。中国也应该欢迎更多类似美国媒体人、学者访华，真切感受中国声音及发展现状。

　　在这篇文章中，他的观察点主要有三个：

　　观察点一：人文合作空间收窄，不利于未来交流

　　弗里德曼观察到：在上海大型火车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现在很少听到美国口音了；许多中国家长说，不再愿意让孩子去美国读书，担心美国变得越来越危险，孩子会被FBI盯上，也担心回国后被质疑；美国学生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位在中国负责外籍学生的教授告诉我，一些美国学生不再愿意前往中国进行学期交流，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与竞争极其激烈的中国本科生同台比拼，部分原因是如今在华学习或工作经历将来可能引发美国雇主的安全疑虑。”

　　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目前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超过27万，而在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仅有约1100人，相比十年前的约1.5万名大幅下降。弗里德曼追问，照此下去，下一代能说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会来自哪里？哪里会有理解美国的中国人呢？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北京告诉弗里德曼，美国必须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是在全球军事、技术和经济领域最强劲的对手。“但复杂的现实是，我们也需要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芬太尼以及其他问题，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一批会说普通话的年轻美国人，并与年轻的中国人建立友谊。我们必须为两国人民建立交流的空间。年轻人是这一关系的稳定器。过去我们有五百万游客来回往返，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大幅减少。”

　　弗里德曼认为，伯恩斯这一看法至关重要，正是商界、游客和学生群体在中美竞合关系转向直接对抗的过程中缓解了彼此的尖锐对立。随着这一“压舱石”地位的收缩，中美关系越来越纯粹地被定义为“对抗关系”，合作空间愈加收窄。

　　观察点二：特朗普驻华大使提名人对现在的中国存在“误解”

　　针对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人选珀杜（David Perdue），弗里德曼就建议他在上任前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国。珀杜曾在今年9月发文，称通过自己在中国和该地区的经历，可以明确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中国坚信自己的使命是夺回作为世界秩序霸主的地位，并让世界信仰马克思主义。

　　对于珀杜提到的“霸权”，弗里德曼没有异议，但对“让世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他持不同看法。

　　“现在的中国有更多的马斯克主义者（Muskists，即那些想成为埃隆·马斯克的人），中国人想在我们擅长的‘资本主义’领域战胜我们，而不是将我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曼同时提到，中国数以百计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正在一系列高科技产业中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以壮大中国中产阶级。

　　观察点三：特朗普是邓小平一样的人物

　　弗里德曼提到，尽管特朗普在中国常被描绘为“中国批评者”和“关税人”，但让他惊讶的是，和他交谈的多位中国经济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更愿意与特朗普打交道，而非与民主党人打交道。

　　“正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世界观》一书的作者李稻葵指出的：很多中国人觉得他们能理解特朗普。他们把他看作是邓小平一样的人物。中国人能与特朗普产生共鸣，因为他认为经济才是最重要的。”

　　▲图为1979年1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

　　弗里德曼用“务实派”、“通过谈判促成交易”等标签来形容邓小平，称他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提出中国应该摒弃计划经济的模式，采用任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正如他的一句名言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务实派、通过谈判促交易，这些描述恰好也符合特朗普的领导风格。不过，弗里德曼也承认，这种类比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两国处于“大国战略竞争”的现实，主张美国要在网络安全和军力发展方面对中国“以牙还牙”。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调，两国双向贸易额每年接近60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对中国出口近1500亿美元），在处理其他事务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特朗普打破传统，尝试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其就职典礼的正确理由。

　　“特朗普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实际上是一个好主意。”

　　效仿尼克松访华？更新《上海公报》？

　　除了以上观察以外，弗里德曼也有对中国的误解，意识形态上还是有一些歧视视角。作为一名温和自由派，他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包括倡导应对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等。在地缘政治上，他的主张也符合当下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立场。在文章中，他建议中国不要与俄罗斯为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美更新《上海公报》。在他看来，中美除了台湾和贸易以外，还有更多亟待讨论的话题，尤其是人工智能挑战和世界的“无序”状态。

　　弗里德曼提出更新《上海公报》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世界面临三大时代挑战：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政权崩溃引发的混乱局面；

　　二是中美都是世界之最：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海军，也是全球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只有中美才能共同管控这三大时代挑战，以及超级病毒等复杂问题；

　　三是当前双边关系的“去正常化”状态。“我们这两个国家在各个层面渐行渐远，在过去三十年里，我曾多次访问北京和上海，但从未像这次那样深切感受到一件事：我好像是在中国的唯一一个美国人。”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欢迎晚宴上举杯。

　　“本月，我在上海时，我的同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基思·布拉德舍尔（Keith Bradsher）建议我们去参观锦江饭店。1972年2月27日晚，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这里签署了《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指明了方向。在这份公报中，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是美国的让步。但美国同时声明，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双方也阐明了在经济和民间交流方面的目标。签署公报的大厅里挂着一些褪色的照片，照片上尼克松和周恩来一同热烈地举杯庆祝中美关系‘破冰’。今天再看这些照片，我不禁想问：‘那真的发生过吗？’”

　　弗里德曼认为，新的公报有助于管控中美和世界面对的“新现实”，主要体现在应对AI、气变等挑战和地缘政治的“无序”局面。其中，气变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也会加剧失败国家“无序”的局面。

　　比如，在AI领域，弗里德曼提到，中美技术竞争愈演愈恶，尤其在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中方侧重强化工业生产和智能监控系统，美方则注重编写电影剧本到研发新药等广泛领域的应用。

　　“即便人工通用智能（一种有意识的机器）可能还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实现，中国和美国也需要合作制定一套规则，我们双方都将用这套规则来管理人工智能，世界其他国家也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就是在所有人工智能系统中嵌入算法，确保系统不会被坏人用于破坏性目的，也不会自己去摧毁构建它的人类。”

　　弗里德曼称赞了中美元首秘鲁峰会达成的共识，认为中美为建立这种治理框架迈出了第一步。声明称，两位领导人确认“应该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这意味着，动用核武器的决策绝不能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单独做出，人类必须始终参与决策环节。

　　“美国官员告诉我，声明中这17个字的内容花费了几个月的谈判才达成。这些字句不应该是构建人工智能安全护栏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文章来看，弗里德曼和他见到的中方人员之间还是有一些意见分歧，尤其在更新公报方面。

　　弗里德曼说“你们认为我们互相为敌，可能如此，但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大敌：‘无序’。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陷入混乱，并且涌现出大量移民，他们争先恐后地前往秩序相对稳定的地区。”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也包括委内瑞拉、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南方”国家。

　　弗里德曼称，中国现在开始要求这些国家偿还贷款，并已减少新的借贷。但这只会使这些国家中的部分危机进一步恶化。只有中美在世界银行和IMF携手合作，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力量和影响力，遏制这些“无序”。

　　“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挑战我的中国对话者：为什么要与像普京的俄罗斯和伊朗这样‘失败者’为伍？你们怎么能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保持中立？”

　　这种判断符合美国国内右翼势力“分化”中俄的企图，还是一种冷战时期的结盟思维，也低估了中国所坚持的外交独立的原则。

　　弗里德曼认为，中国能够摆脱贫困与孤立，成长为一个中产阶层不断崛起的工业巨头，离不开美国二战后制定的大部分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大多和贸易及地缘政治有关，目的是为了维护全球的利益和稳定。

　　“要想在一个由俄罗斯（无序的代理人）、伊朗（下一个可能崩溃的国家）影响下的世界中取得繁荣，或者依靠全球南方国家，或者仅凭中国自己，那是疯狂的。”

　　最后，弗里德曼提到：“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尝试‘尼克松访华’之举，促成美国与中国和解，彻底孤立俄罗斯和伊朗。这就是一举多得，不但能结束乌克兰战争、缩小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而且能化解与中国的紧张局势。特朗普的言行难以预测，可能真的会尝试这样做。”

　　“无论如何，如果21世纪要保持稳定，中美必须共同努力。如果竞争与合作完全让位于对抗，那么一个混乱的21世纪将等待我们双方。”

　　弗里德曼建言更新上海公报是出于孤立俄伊的视角，，有失偏颇。上海公报是否需要更新，关键依然是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也是中美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基础。但在应对气变和超级病毒等方面，弗里德曼期待的中美合作可能要落空。特朗普已承诺在上任后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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