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几点看法

    12月8日-13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共同举办第五届“中国与国际发展论坛”， 此次的主题为“深化改革与开放合作——大变局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论坛邀请了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各国驻华使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机构、社会组织、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等，共举办10场专题会议和一场青年主题会议，借鉴国际经验，探讨改革路径，激发理念创新，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规则，研判国际发展新动向，从而丰富合作方式，建立更顺畅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笔者有幸参加了几场会议，各位专家学者或分析中国和国际的变化趋势，或提出面临的问题、需要具体化的操作等等，令人获益匪浅，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听完众多国内和国际专家们的意见，笔者不禁也有了几点想法。

    第一，“韬光养晦”已经韬养不住了，中国势必要在以后的国际发展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这是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不可回避的需求。

    客观上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国、顺差国，最大工业制造国，具备最全面工业门类的国家，最大的网络零售国，快递总量最多国，最大汽车生产和出口国，世界500强企业最多国，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第二实际使用外资国，第二算力规模国，第二研发投入国。

    中国人口占全球大概17.5%，gdp占全球17%。农业领域，粮食、棉花、油菜籽、烟叶、肉类、蛋类、水产品、蔬菜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工业领域，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高铁装备、太阳能电池和无人机的生产占世界市场的70%以上；计算机、家电、钢铁、手机、水泥、玻璃占到50%；纺织品服装、发电设备、工程机械、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通信设备、汽车和船舶占30-40%。

    中国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出口3.38万亿美元，占国际市场份额14.2%，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国，16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国，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之一。

    各个方面如此庞大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的体量大到众目所向，无法遮掩，既招徕了嫉妒和打压仇视，也给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希望和出路。

    主观上说，中国的能力已经大大向世界外衍，越来越多的对外接触势必会带来争执或纠纷，有些是陌生需要融合化解，有些是敌对需要驳斥甚至反击。中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国的事务遭到抵制、挫折甚至失败毁坏，回避和退却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更大的麻烦。这就要求中国的利益伸到哪里，中国的力量就到达哪里。

    第二，国家介入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越来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以前世界局势较为缓和，环境相对友好和平，国家间的交往合作很多由民间、非政府组织操作，就可取得良好的结果。但近来，各国国力此消彼长，内外势力争斗加剧，导致利益冲突与地缘政治力量的再转变。经济上各国越发注重保护本国利益，保护主义抬头； 政治上中东、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陷入不同派别的争斗，带来了不稳定甚至内乱；军事上俄乌、巴以战争导致的地区崩溃，引发全球大动荡，恶化了政治经济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国际发展合作步履艰难，原本性质和目标都比较简单纯粹的项目受到项目外政治、利益分配、军事等因素干扰，民间、商贸型的项目操作者已经不能凭借本身完成项目，迫切需求一个外部的强大支持。

    就像中国在欧洲的汽车合作、在非洲的矿业合作和在拉美的经贸活动都受到当地政府的限制甚至敌对，叙利亚闪电般崩塌给中国造成的损失，都已经不是商贸企业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双方的利益对立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级别，必须由国家出面。可以预见，以后随着特朗普就职，欧洲右翼兴起，亚非拉各国希冀更多获利，类似状况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第三，需要定向的、强化的专业培训以便快速培养成熟人才 

    中国现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专业人才太少。例如2019年中国分摊了12%的联合国会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但在联合国雇员总数中的比例只占1.46%（2021年下降到了1.2%），总人数长年稳定在550人左右，排在第17名，中国籍雇员的比重大幅滞后于中国贡献的会费比重。可以想见，在许多领域和场合，中国缺乏发话者和影响力，甚至决定权。

    另外，尽管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企业将近1万家，但联合国每年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全球采购规模中，对华直接采购仅占1.3%左右，大量中国商品和服务系通过第三方提供给联合国。这说明中国企业拿到联合国采购的能力并不强，应该是缺乏专业知识与配套。

    这方面，顺德起到了一个较好的范例。顺德贸促会邀请熟悉联合国采购程序规范的专家亲临指导，为企业详细解读联合国各机构的采购情况，指导企业参与采购，先后举办了8场联合国采购的专题培训，超过300家次企业参与，努力培养一批 “懂投标、会投标、能中标”的国际投标专员。目前顺德企业已参与23个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投标项目，一家顺德企业成功中标联合国家具和家居用品采购项目，标的金额为5年266.6万美元。

    所以，中国迫切需要提升国际组织中的员工人数，以及熟悉国际业务的专业人员。一方面，国家的介入作为强大后盾支持，可以加强人员参与的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强化版的专门培训，迅速有效地在短时间内提升人员的职业能力，以便准确快速地获得成果。

    第四，秉持“公平、自主、互利双赢”的原则，树立新的合作发展规范。

    对于国家合作的双方来说，“互利双赢”才是最圆满的结果。欧美善于利用援助和合作推行意识形态，达到自己的政治及其他目的。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对遍地废墟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既为本国的资本找到一个大市场，又可通过经济控制，插手欧洲的政治，同时千方百计地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此举对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947-1951年，西欧各国总共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折合黄金约10650吨。美国以经援为条件，要求西欧各国政府打压共产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内阁中的共产党成员相继被驱赶，左翼联盟逐渐分化。1947年3月，法国社会党为了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5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将共产党排挤出政府，重新组建了亲美政府。马歇尔计划后，共产主义在欧洲基本边缘化，再无能战之力。

    时至今日，欧洲在俄乌战争中对美国亦步亦趋，能源、商贸、工业生产全都受损严重，却毫无应对办法，更有众多欧洲人士时时为美国利益打算，都是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布局的结果，哪怕七十年后仍然能够享受红利。

    由于西方国家享有科技经济发达的先手优势，并较早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事务，已经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合作程序和规则，因此早早占据了道德高地及话语权。在援助及合作项目上，或者要求受援国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或者开出很高的要价，使得受援国家往往收之桑榆，失之东隅，虽然得到了援助，但是在经济和主权等方面损失很大，为以后的国家发展埋下了隐患。

    然而，虽然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和人权等理念，为自己介入他国事务提供借口，但是同时也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自身权益领域的觉醒，更加反感不合理的强制要求，注重自身的主导性和参与度，着意于本国能力的增长，以便加强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所以，他们更愿意接受中国这种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合作关系，贫弱的国家希望“公平”，受辖制的国家希望“自主”。尤其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从一个落后贫困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觉得即使不能完全复制中国的道路，但是至少可以从中国的成功中取得部分经验，为本国的富强独立奠定基础。

    尽管中国向来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追求互利双赢的结果，但是国际形势毕竟风云诡谲，变幻多端，与他国的合作发展，总要考虑得更多一些。在此方面，中国是有过教训的。既然双赢才是目标，那么对方收益，中国即使不受益，至少也不能受损。

    美国在1894年经济总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真正掌握世界领导权，成为学术、艺术等领域的中心也要到五十年后，乘二战后欧洲凋零，才顺利上位。现在中国还没到美国1894年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实力决定对世界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中国在以后的国际发展合作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经无可置疑，这将是历史性的变革，需要中国从方方面面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