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淮海战役,吃上看国共两军胜败
文:微信公众号“党人碑 ”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李弥将军和他的两位副官在吃晚餐。
这是一张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马克·考夫曼拍摄的淮海战役战地照片,照片中除了两名勤务兵外,坐着吃饭的,(左起)分别是“国军”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副司令赵季平,参谋长吴家钰。
三位“国军”将军的饭菜相当丰盛,七菜一汤,荤素搭配,虽然没有酒水,却有美国骆驼牌香烟,甚至餐桌上还有那个年月极少见的餐巾纸,饭后还有香蕉作为甜点,。
餐巾纸完全是高级进口美国货,原因我写王耀武那篇讲过。香蕉别看发黑,实际上应该是南京空运过来的台湾香蕉,只是低温条件下氧化了,在那个年代的这个季节里,绝对是稀罕物。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将军李弥和两位副官在晚餐后讨论战略。
别看李弥吃得津津有味,饭后还不忘用牙签剔牙,但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可就乐不起来了,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哀嚎:
“连日来空投粮弹与预定数量,粮不及八分之一,弹不及三分之一,现全军官兵日食稀饭,一顿不饱,枵腹作战,影响士气至巨。”
更要命的是,伴随着雨雪,西伯利亚冷空气来了。
“1948年12月24日 星期五 大雪 西北风 寒
昨日《中国时报》载:气象报告,西伯利亚寒流南袭,23日黄河流域中上流域雨雪,24日长江下流域雨雪,俟寒流重心过后,天气当转晴,东北晴。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炊事兵
饭后风雪又开始,已修出小路又被雪覆盖,饭于大雪中煮熟,于大雪中食之,顶雪进食不易,而冒雪炊饭更难。“
以上文字出自徐夕夫日记,他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直辖部队辎汽第二十四团一营副官。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黄百韬、黄维兵团相继被歼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也将迎来他们的最终命运。
从12月16日起,陈官庄(今属河南永城)包围圈里基本已经断草绝粮。国民党空军的空投完全是杯水车薪,尽管“国防部联勤总部”,调动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并租用中国、中央、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车辆、人力,将所需物资日夜不停运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备投,联勤总部有关署司,空总及国防部第三、四厅各方面直接、间接为空投服务的估计有数万人之多。
原注:1948年,北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的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
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算了笔账:
“只就投粮一项来说,当时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约有官兵三十万人,就空投一日的最大量来计算,也只够十万人一日所需,仍有二十万人没有吃的。如果平均分给三十万人来吃,就只够每天每人吃一顿。”
当然不会“平均分给”了,别说嫡系和杂牌了,嫡系内部也矛盾重重,势同水火。
李弥也算了笔账,发现自己部队两周所领到的空投粮,还不够两天吃的,这就不禁让他怀疑,是不是“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对邱清泉的二兵团有私心?
按理说,这三位都算是何应钦系统的。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抽烟的女“国军”在前线
但杜聿明和邱清泉的关系明显更近,杜聿明是邱清泉的老长官,二兵团的基本部队五军,又是杜聿明的起家部队。基于这种特殊人事关系,李弥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杜聿明暗中使坏,故意针对他?把十三兵团安排的距离机场较远,才导致的无散粮可抢,所得粮食较少。
李弥在捕风捉影,庸人自扰吗?
我《大众日报》记者,在采访被解放过来的十三兵团、十六兵团、联勤总部第三分监部等单位基层官兵的时候,问起:“南京不是用飞机空投吗?”
他们叹了几口气说:“别做大梦吧!总共空投了七八包米,还都给杜聿明、邱清泉拿去了,其他的机关部队哪个分到一粒的!”
更添乱的是,空投由二兵团所属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又被指责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前线炮兵阵地的清晨,两位机枪手,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衣,点燃秸秆烤火以抵御寒冷。
敢情嫡系分亲疏,亲里还要再分亲疏,无限分裂。
大家纷纷打电报,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也没办法,只能要求杜聿明:“特加注意,分配数量必须公平,不致我内部因此不睦,尤希严格控制,统一均分,以示公允。”
杜聿明被搞得没办法,只好报请蒋介石,既然两个兵团闹不团结,那就请空军分别投送,并命令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
问题是运力完全跟不上,再加上天气恶劣造成空投困难,解放军的枪炮又逼得国民党空军不敢低飞,许多空投物品未能按照预定计划投在空投场所,甚至有不少飘到解放军阵地上去了。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国军”士兵肩挑背扛向淮河北岸移动,以解救被百万供军围困的“国军”
更别说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的老问题,有权有势的巧取豪夺,大量空投的粮食、罐头和大饼,沦入私人之手,成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利器。基层官兵吃不上饭,上面当官的,却有人拿大饼买女中学生当“临时太太”,夜夜作新郎,拿军粮换金银珠宝,倒腾美金的。一线战斗员吃不到空投食品,饿得不少投奔解放军的,等作为解放战士带着解放军冲进来,却发现有人吃吃喝喝不过瘾,还要随军京剧团,全套行头扮上,唱《贵妃醉酒》、《白蛇传》,给他们助兴取乐。
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基层官兵,逐渐认清了反动军队的实质,选择站到人民一边去,这其中就包括从陈官庄出来的七十四军军部参谋处少校康子龙。
康子龙,安徽蒙城人,毕业于黄埔16期(湖北武冈二分校),毕业后分发七十四军。参加过抗战,又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纵然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也几次被歼几次重建,早就没有任何锐气可言了,更别说形势比人强,现实教育人了。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在城外的一处村庄,迫击炮炮兵阵地。
有一次,康子龙从杨寨(今属河南永城陈官庄乡)的七十四军军部,到陈官庄的二兵团部送急件。
二兵团下辖部队众多,虽然看似严阵以待,周围栅栏、战壕、掩体堡垒林立,但实际上人心早就散了,队伍带不住了。
康子龙沿途看见各部散兵,有抢老百姓粮的,有扒坟掘棺的,一片乌烟瘴气。夜晚,当兵的钻地洞,太太小姐把美制卡车翻过来当“洋房”,汽车轮胎当柴烧。开始还能搞点南京空投来的大饼、罐头。包围圈越来越缩小,空投的飞机低飞怕挨打,飞高了又投不准,落在包围圈外,很多人为弄到一点吃的东西丢了命,多是各部士兵为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但为了活命,空投时还是前仆后继地去抢。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将领在研究作战策略。
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描述当时的惨景,曾说:
“我在观察所见到过,甲抢到一块大饼(因为当时投的是大饼)来不及吃,会被乙一枪打倒,乙将饼转夺过来,还来不及送到嘴内,又会被丙一枪打倒,再把乙手上的饼转夺过去。如此循环不断地你夺我争,为着一块大饼,牺牲几条命或几十条命。当时战壕内流传着这样一些话语:‘见了飞机乱哄哄,甩了枪杆打冲锋,不要生命要大饼,求得一时饱腹中。’”
多少年后,康子龙还记得亲眼得见的一幕:
一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十六兵团的上校团长,用金戒指换当兵的一小袋饼干吃。
原注:1948年,蚌埠,曹老集,“国军”防御工事,铁丝网围绕的碉堡。
因为孙元良兵团建制垮了,孙元良又是著名的“飞将军”,大家知道这家伙一定会扔下部队,自己开溜,所以完全是等死状态,于是军官与士兵形同路人,各不相顾了,覆灭是早晚的事。
即便远在南京的情报部门,对此也心知肚明。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密报蒋介石,说:
“默察我大军被围兼旬有余,空投断绝,官兵饥寒交迫,牛马、树皮、草根均已杀吃殆尽,房屋、桌器、衣被等作柴烧。此战局之严重,不在四面受敌而为饥饿,任何鼓励士气之法,均因现实问题不能打破而无效。日来各部士兵逃亡日众,干部不能掌握,如再继续数日,则匪对我之‘久困自毙’之计得中,殊令人戚(疾)首痛心。”
26岁的康子龙,论出身,绝非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盘。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国军”Hu Su将军在前线。
家里世代为农,勉强供他读书,6岁时母亲去世,更加剧了贫困化。眼见初小要读完了,再读高小,家里实在供不起了,12岁的康子龙一咬牙一跺脚,干脆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武汉,找舅舅想办法。
康子龙的舅舅是国民党炮兵部队的独立营营长,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昌搞了个“委员长武汉行营陆军整理处”,按照火炮种类整编了国军的炮兵部队。炮兵是当时的高科技单位,所以油水足,收入不错,舅舅有能力也有意愿,帮助这个外甥继续读书。
在舅舅的资助下,康子龙到私立武昌安徽旅鄂中学读书,但他并不是个书呆子,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声援29军,要求抗日到底!
1939年,康子龙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官学校。
“国军”炊事兵
康子龙的初心是爱国救国,可是参加国民党军后,看到和经历到的,跟自己的初心完全是满拧。特别是如今风雪陈官庄,他还年轻,还有希望,可以奋力挣脱牢笼,去争取新生。
此时,康子龙的内心深处还在挣扎,毕竟他是中央军出身,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孟良崮战役时,就被解放军俘虏过,解放军的政策当时也深有感触,尽管解放军努力争取他留下来,可他还是义无反顾,拿了路费,回到重建的七十四军。几年下来,直到在陈官庄,一位同事的横死,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彻底跟反动派决裂。
那天上午,康子龙和军部的两位朋友,一位姓曾的中校军法官,一位姓王的副官,饿坏了,准备到包围圈外面,蹲守空投物资,找点吃的。
“国军”炊事兵
可是刚出来,只听“叭、叭”两声枪响,康子龙赶紧卧倒,回头一看,军法官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赶紧把伤者拽到安全位置,肚子上被打了一个洞。不过却没有贯穿伤,子弹打进去,还留在腹部,也不流血。只见老曾脸色煞白,气喘急促。
大家平常关系不错,康子龙和王副官还想找医生,看看老曾是啥情况,赶紧抢救啊!
问题是如今“各不相顾”,哪里去找医生,更谈何手术?
即便抬到野战医院,侥幸救过来,那里更是妥妥的阿鼻地狱。没有吃的,更没有药品,只要不是高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士兵抬进去就是自生自灭的状态。
淮海战役中的“国军”基层官兵
眼看着老曾,很快就呼吸低微,闭上了眼睛,躺在雪地上不动,他死了。
这种情况,我问了医生朋友,说很可能是被打中肚子里的腹主动脉,血都流到腹腔里去了,当然不出血了。腹主动脉是位于腹部靠近脊柱的一条大动脉,更是人体腹部最粗的一根血管,一旦破裂,如不及时处理,死亡率极高。没有得到医治,等于是流干血,活活疼死了。
虽然康子龙不知道这些,但老曾的死,显然是深深刺激了他本已紧绷的神经。这么下去,难逃如此下场。不想成为蒋介石集团的陪葬品,就要出去,找解放军,投诚去!
1948年12月14日,康子龙决心已下,不能坐以待毙。
火车站前休息的“国军”军官
多少年前,康子龙还记得那天,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
早就听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可真要自己投八路了,康子龙的内心还是有些紧张的,毕竟他投得有点晚了,不过早晚终究是要做出这个抉择,跟旧我做了断,走向新生的。
想到这些,康子龙坦然了,换上便衣,不慌不忙,出了司令部,又走出包围圈。因为是参谋处人员,对出入包围圈信号、每晚口令,都是掌握的。
这天晚上,他假借外出了解情况,混出防线。九十点钟的时候,向西北约行500米远,遇到我军设在左寨(今属陈官庄乡)的一个连哨。
我们对待放下武器之蒋军官兵,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
经过简单的盘查审问后,康子龙被带到连部。他要求吃点东西,再见更高一级的首长。这个连的晚饭是猪肉馅包子,指导员就从笼屉里,拿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给康子龙吃。
指导员还连连说对不起,我们吃过饭了,笼屉里还有几个肉包子,存着留给随时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口感肯定不如饭点上的,多多担待,过来就好,过来就是同志,就是自己人了。
大包子,一个比拳头还大,肥白油润,一咬一兜油,满口肉香,久违的味道,上次吃到,还是多少天前,在徐州的馆子里。饿了多少天,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了,如今吃上解放军的大肉包子,让康子龙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就冲这个,他投诚解放军的选择,就没有错!
随后,康子龙被送到师部,这支部队是解放军苏北兵团二纵六师。
过去种种犹如昨日死,今日种种犹如今日生
到达师部,天已大亮,又该吃早饭了。
一位干部跟康子龙一起吃了饭,早饭是花卷馍、白菜细粉汤。俩人边吃边聊,这位干部也不拿康子龙当外人,康子龙讲了包围圈里的大致情况。
饭后,康子龙又被送到苏北兵团部。
这里的两位参谋非常客气,拿康子龙仿佛不是对面的敌人,而是归队的战友,康子龙大受感动,详细交代了包围圈内,他所知道的兵力配备、出入信号、使用口令等情况。
这种坦诚反过来也感染了解放军,一位参谋说:“你可会绘图?”
解放战士炮兵观测员蒋林在教老战士测距
康子龙笑笑,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能不会绘图吗?”
对方找来图纸,康子龙认认真真把包围圈里,国民党军各部队的首脑机关所在位置,重火器的位置,还有兵力大致部署,都在图上绘成标好。最后还不忘检查,没有遗漏,才最后交卷。
直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康子龙都在兵团部里和两位参谋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工作,简直是编外参谋。人身自由也有保证,并得到充分尊重,洗澡、散步或到附近游玩,说一声就行,根本没人跟着、拦着。
在兵团部,康子龙特别留心这里的伙食,从首长到战士,包括自己和两位参谋,吃的都是高梁面、胡萝卜菜。
淮海战役中,华野战军某团指挥员在战地研究作战方案。
从“国军”到解放军,从基层一线连队到兵团部,两军大相径庭,这让康子龙非常不解,他问两位参谋:“你们前沿士兵吃肉包子、白面馍,师里吃粉条、花卷,你们大机关反而吃杂面、胡萝卜、辣椒?”
是啊,难怪康子龙想不通,“国军”那边,官越大吃的越好,越是脱离一线吃的越好,基层官兵吃什么呢?
李弥兵团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一营六连列兵宋庆怀说:
“我们开始几天是抢老百姓的鸡子吃,后来就吃小狗、小猫、牛、驴子,最近已在杀吃自己部队的骡马。有许多弟兄用铜盆、瓦盆、锅就在田野里点起火来烧煮山芋、黄豆,半生不熟就吃光了。有些自己不会动手的弟兄和伤兵等,一天只吃到一顿山芋,有些伤兵动作慢了,只抢到一块。”
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张凤礼的《民工服务证》
当然,都到如此田地,仅仅是吃喝上就能看到胜负了,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心知肚明,甚至包围圈里的死硬派邱清泉都鼓励基层放下枪,过去吃喝了。眼瞅着淮海战役就要出结果了,可国民党的中央社还在吹大牛:
“给养多赖空投补给,于气候恶劣之时,常多日未能获得补给,有时每日仅得薄粥一餐,以官兵同甘苦,且弹药补充无缺,斗志始终坚强。反之,‘匪’方以连朝雨雪载途,天寒地冻,‘匪’军衣单被薄,粮食供应不继,见‘国军’时获空投补给,每日携械向我投诚者数以百计。近日气候转晴,我空军连日出动,空投粮弹,轰射‘匪’阵,‘匪’士气益见低落,国军于获得充分补给后,即将主动攻击,以脱离‘匪’围攻。舒参谋长(舒适存,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参谋长)复称:‘总统’元旦文告在战地已获良好反响,‘总统’文告实对作战目的作一明确说明,前方战士为战为和,将唯命是从,决不致以和谣频传而影响士气。舒氏将在京作较长时日之逗留,与空军有关方面就陆空联络,及空投补给问题,谋取更密切之配合,以发挥最大战果。”
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张凤礼的一等功奖状
好笑不好笑?《中央日报》的文人和他们背后的衮衮诸公,再罔顾事实,死鸭子嘴硬,可前线将士,心里明镜似的,这套嘴把式,能唬住谁?写这些和授意写这些的人,自己信吗?
这样的“文宣”只会适得其反,反倒是对面解放军大喇叭里,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更直击人心,让“国军”上下肝颤不已。
当然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解放军基层指战员流血牺牲,在一线浴血奋战,怎么慰劳他们呢?
在中央军委“亥篠电”中,针对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提出,对参战部队进行慰问,每人五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会餐,中央觉得你们的建议非常好,但是太小气了!双节将至,华野、中野参战部队,特别是前线人员,都很辛苦,所以要搞就搞大的。华野、中野都要慰问,前线待遇还要提高,吃得好也是战斗力,香烟五包不变,猪肉变成每人一斤,而且考虑很细致,不吸烟的同志,也不能让人家吃亏,可以换成等价奖励。
所以,吃喝可不是小问题,中国人古来就讲“民以食为天”,打仗更是如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讲“上下同欲者胜”,怎么让上下同欲,就是个大问题了。
有的吃,而且吃得好,吃得饱,更要保基层,重一线,这就是我党我军那时的作风。井冈山上,毛委员、朱军长就在提倡“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糊弄基层,糊弄群众,最终糊弄的是自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后坑的只能是自己。
淮海战场上,从反动阵营加入到人民阵营,康子龙敏锐地发现了小问题后面的大问题。一位参谋同志听完哈哈大笑,这些问题在共产党这边,压根就不是问题,他告诉康子龙:“这正同你们相反,国民党军队,官越大,机关越大越吃好的,所以我们才打胜仗啊!”
1948年冬,民工运送弹药支援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一天,一位参谋对康子龙说:“我们准备给你足够的路费,放你回蒙城原籍。”
但是此时的康子龙,却不想回家,更不想去找“国军”归队了,他说:“我不想回家,跟着你们干,行不行?”
康子龙再也不想走了,他想参加解放军,在这样的队伍里,才有干劲,有方向,有希望。
一位参谋说:“有个机会,三野军政干部学校就在附近,我打个电话问问。”
淮海战役中,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随后,来了一位叫张玉清的同志,自称是“指导员”。后来康子龙参加军政干校后,张玉清就是他所在中队的指导员。指导员要求康子龙写个详细的自传,说:“从八岁开始写到现在,上学、入军校,在国民党部队工作,有什么写什么,不要隐瞒!”
很快自传就写好交上去了,两天后指导员又来了,还带来了一套解放军的新军装,请康子龙抓紧到干校报到,并告诉他:“根据你的军阶,按政策是不能收留你的,上级首长认为你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又有一定的文化,决定吸收你参加干校,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
含着激动的热泪,康子龙换上解放军的黄粗布军装,穿上黄粗布皮底鞋,戴上黄粗布八角帽,心里感到特别舒畅,向见证自己新生的三位同志——两位参谋和张指导员,敬了个军礼,高高兴兴地随着南下大军的洪流,走上革命大道!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渤海区担架民工赶赴前线。
问题来了,为什么解放军能做到“官兵一致”,能做到政策向基层倾斜,能充分保证有吃有喝,而且一线战斗员都有大肉包子吃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作为一道思考题。
再或者,将来我会通过其他角度,用基层革命者、支前群众,甚至是“国军”官兵、外国记者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来回答这个问题。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又:谨以此文,献给淮海战役中的我军指战员和支前群众。
上次写抗美援朝的支前民工,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除了继续享受“艮㐬”待遇外,民工果然没有捅蘸价值和资本价值,所以那篇无论是阅读、转发量,还是“搭尚”都少的出奇。不过,我觉得不能因为他们“价值”不高,就没有人去关注,因为陈毅同志说过上面那句话。
我不是唱高调,体制外惯烧冷灶的我,也唱不起高调,但我总想做点什么,尽我作为历史学人的一点担当。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担当,说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担当。
但是我得生活,宫中昊“达裳”是我的唯一来源,所以只能在此再次,多多拜托了!
如果这篇还行,那我争取下周,写写支前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说争取,因为实在不抱啥希望,谁让咱也没有捅蘸价值和资本价值,不符合凭泰金主的主流价值观呢?
好了,做饭去,熬了稀饭,蒸了花卷,炒个蒜苗炒鸡蛋、烧个白菜豆腐,然后看父母,接孩子……
2024年12月19日19:44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