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兴公司：柔佛华人历史中不为人知的传奇

19世纪的柔佛，一群远渡重洋的华人移民，在异乡开辟生计，面对动荡与艰辛，他们团结一心，创建了义兴公司。这个曾风靡一时的组织，既维护了华人社区的生存与秩序，又推动了柔佛经济的繁荣。义兴公司的兴盛与解散，是华人移民社会奋斗、适应与发展的缩影，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留下了深远的文化遗产。

义兴公司的起源与发展：从反清复明到东南亚社会支柱

义兴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天地会，天地会是清初兴起的一个秘密会党组织，带有浓厚的反清复明色彩。天地会的传说中，以“反清复明”为核心口号，

义兴公司的“反清复明”章

强调忠义精神与兄弟情义。其发展与明清易代后汉族反抗满清统治的情绪密切相关。天地会组织化程度较高，成员通过结拜盟誓，形成团结紧密的关系网络，传承儒家文化中“忠”“义”的价值观。

在清朝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天地会的许多成员南渡到东南亚，开始在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扎根，并逐渐形成了更具本地特色的组织，义兴公司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华人涌入马来半岛从事矿业、农业与商业贸易。然而，这一时期华人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社会排斥较大，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与保护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兴公司在东南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华人社会的支柱。

义兴公司继承了天地会的“血盟兄弟会”形式，强调通过结拜仪式和秘密誓词，确保成员之间的忠诚与团结。

义兴公司在与当地土著王权的互动中逐步确立合法地位，特别是在柔佛州，义兴公司与柔佛苏丹王室合作，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华人组织。

在这一背景下，义兴公司获得了准军事化管理的权力，参与社会治安、纠纷调解等事务。在华人社会中，义兴公司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福利角色。义兴公司的发展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早期，华人主要在锡矿、胡椒、甘蜜等经济领域劳作，义兴公司充当了劳工调配和权益维护的角色。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详细谈论义兴公司的港主制度与社会贡献。

随着清朝国力衰弱，以及华人移民扎根东南亚，义兴公司的主要目标逐渐转变为维护华人社群的生存与发展，反映了移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合法化地位与港主制度

柔佛州的港主制度与义兴公司的兴起密不可分。19世纪初，柔佛的统治者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nggong Ibrahim）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柔佛王室需要有效的劳动力来开发土地、扩大经济产出，特别是胡椒和甘蜜的种植业。另一方面，柔佛内部需要稳定的秩序，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华人移民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纷争。

在这种情况下，天猛公王朝采取了务实的政策，寻求与华人会党力量合作，而其中尤以义兴公司为核心。这种合作并非出于对私会党的认同，而是基于其在华人社区中的影响力及组织能力。

1833年，天猛公开始逐步授权华人领袖管理港口与劳工事务，这一制度后来被称为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港主，即“港口之主”，负责开辟土地、招募劳工，并按协议向柔佛苏丹王室上缴税收。这一制度让天猛公从中获利，也使得华人领袖通过劳工管理与经济活动获得权力和财富。

1873年，柔佛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颁布的《港主条例》第十三条明确指出：

“港主应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

这一规定标志着义兴公司成为柔佛唯一被认可的华人组织，同时排斥了其他会党的势力。它巩固了苏丹王室对柔佛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控制。赋予了义兴公司合法化的地位，使其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柔佛活动，管理劳工、调解纠纷并维护华人社区的稳定。

在柔佛的港主制度下，义兴公司的领导者多为潮州籍华人，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社会号召力。其中陈开顺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陈开顺作为首批港主之一，在地理位置优越的丹绒布蒂里（Tebrau）开辟了港口，后称为陈厝港。

今日的陈厝港

他不仅发展了种植业，还通过管理劳工，确保了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陈开顺以义兴公司的名义，与柔佛苏丹密切合作，为王室提供稳定的税收，同时也扮演着华人社区的代表角色。作为柔佛州首位获封的华人甲必丹，陈开顺的地位象征着华人社会在柔佛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

义兴公司在柔佛合法化后，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在义兴公司的管理下，柔佛州的胡椒和甘蜜种植业迅速发展，成为王室财政的重要来源。港主们通过税收体系，保障了苏丹与华人社区的利益共享。义兴公司作为唯一被承认的华人组织，发挥了准司法与执法的功能，负责调解社区内的纠纷，解决劳工冲突，维护地方治安。通过与苏丹的合作，义兴公司为华人社区提供了稳定的生存空间，帮助华人移民在柔佛立足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种合法化地位也强化了华人社区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凝聚力。

柔佛苏丹王室对义兴公司的偏袒并非偶然。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维持单一会党的合法地位有助于减少内部的纷争，避免多头管理带来的混乱。与此同时，其他会党如海山公司和源顺公司在柔佛地区被排斥，失去了生存空间，进一步巩固了义兴公司的垄断地位。

陈开顺等华人领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开发上，更在于他们成功地在华人移民与柔佛王室之间搭建了桥梁，赢得了政治地位与社会认同。义兴公司通过合法化的地位，成为华人社区的“保护伞”，在政治上为华人争取权益，在经济上创造了华人参与主流社会的机会。

义兴公司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功能

义兴公司的组织结构深受天地会传统体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体系。这种结构不仅确保了公司内部的纪律性与秩序，也在移民社会中有效地管理了庞大的成员群体。

义兴公司组织结构

主要职位与分工：

(1) 大哥：帮会最高领袖，掌握向其他会党宣战与谈和大权。根据毕麒麟于1879年6月发表的《华人秘密会党》，义兴“已经多年没有推举大哥，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这艰巨的职责；然而各支派还是继续由以下的领导负责运作。"

(2) 二哥：也称香主或总理，地位仅次于大哥。

(3) 先生：为大哥或二哥的军师，掌管义兴印章及文书，亦负责入会仪式、帮会庆典和解释帮规。

(4) 白扇：帮会内的顾问或财政。

(5) 红棍：负责执行针对底下党员的奖惩事宜。

(6) 先锋：帮会的主力打手。负责领导保护底下党员的利益和防御敌人。

(7) 簪花：帮会的理事。

(8) 铁板草鞋：各地区的小头目，负责执行上头指派的信差和跑腿任务。

(9) 马仔：一般党员。

这些职位不仅是职能的分配，也蕴含了儒家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强调上下有序、忠诚守义的精神。这种制度使义兴公司在柔佛社会中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

在柔佛，义兴公司不仅是一个准政治组织，还发挥了多个社会功能，成为华人社区的重要支撑力量。

柔佛初期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南方，方言、籍贯的差异使社区内部容易发生摩擦与冲突。义兴公司通过其等级结构与内部规则，充当了调解纠纷的仲裁者，维持社区内部的和谐稳定。

此外，义兴公司负责治安管理，特别是在柔佛王室授权下，它拥有准军事化的权力，组织“红棍”成员负责华人聚居区的安全。对于早期没有正式执法系统的柔佛来说，义兴公司扮演了“警察”的角色，保障了社区的基本秩序。

义山，即华人公共墓地，是义兴公司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早期移民生活条件艰苦，大多数人去世后无法安葬，义兴公司通过集资建立了公共墓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例如，绵裕亭义山的建立，就是义兴公司在柔佛推动的首批社会公益项目之一，至今仍是柔佛华人历史的重要见证。

义兴公司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同样值得关注。1913年，义兴公司捐款支持柔佛地区的华文教育，参与创办了宽柔学校。

义学是早期华人社区自发设立的简易学校，用于教授华人子弟识字和基础文化。义兴公司通过资助义学，为华人子弟提供了学习机会，打破了移民社会教育资源匮乏的局限。

庙宇是早期华人移民精神信仰的核心，义兴公司在柔佛地区兴建了多座庙宇，为华人提供了重要的宗教与文化活动空间。例如，柔佛古庙便是由义兴公司支持建设的，供奉了包括关帝、妈祖等重要神祇。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成为华人社会团结的象征和文化传承的中心。在这里，社区成员可以通过集体仪式、节庆活动等，维系对故乡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团体凝聚力。

义兴公司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功能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关系。等级制度确保了组织内部的高效管理，支持了义兴公司在社区治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多重角色。社会功能反过来增强了组织的合法性与影响力，使其成为华人社区不可或缺的“保护伞”和领袖机构。

通过这种有机结合，义兴公司不仅维持了社区的内部秩序，还通过实际行动为华人群体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与支持，形成了一个稳定、互助的社会网络。

义兴公司的消亡与历史遗产

19世纪末，随着英殖民势力逐渐扩大，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将私会党定义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非法组织”。殖民政府的立场源于以下几点：

治安考量：私会党在早期虽然为华人移民提供保护，但其组织性质带有秘密性，内部冲突（如义兴公司与海山公司的争斗）引发社会动荡，使殖民政府对其持高度警惕。

税收与经济控制：义兴公司通过港主制度管理劳工和税务，这与英殖民政府的直接经济利益存在冲突。

政治掌控：私会党强调内部忠诚与团结，成为华人社区的“自治”力量，与殖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管理相悖。

从1869年开始，英殖民地政府就展开了抑制会党的活动，订立“危险社团法令” ，并于1870年实 行社团登记措施。可是仍有若干会党拒绝与殖民地政府合作，1882年英殖民地政府釆取强硬手段，授权社团注册官拒绝给予“不友善”或“危险”的组织为合法团体，并封闭了 “树大招风” 的海山公司。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更是采取高压手段，禁绝一切合法的私会党组织。

在柔佛州，由于义兴公司与柔佛王室的长期合作关系，其解散过程较为缓慢。直到1914年，柔佛州政府才正式执行这一法令，宣告义兴公司的解散。至此，义兴公司作为组织结构的形式在法律层面消失，但其文化与社会影响力并未就此终结。

义兴公司解散后，其存款和部分资产并未被直接没收，而是逐步转用于慈善与教育事业，为华人社区留下了深远的社会遗产：1919年，义兴公司解散后的存款被捐赠给柔佛华社，用于资助教育事业。例如，宽柔学校、化南女校（今中化学校前身）等华文教育机构在早期发展中获得了义兴公司的捐款支持。推动“南洋柔佛华侨公所”的成立，以填补“义兴公司”被令解散后所留下的真空，借以争取与维护华社的应有权益。

义兴公司虽然在法律上被解散，但其对华人社区的贡献和影响力却深植于社会记忆中。为纪念义兴公司及其成员在柔佛州的历史功绩，华人社区设立了“明墓”，作为历史的象征与精神纪念地。

“明墓”安放了108位义兴先烈的神主牌，这一数字在传统华人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暗合天地会与义兴公司内部的组织文化，尤其是《水浒传》中“108将”的义气精神。

108位先烈象征义兴公司在维护华人权益过程中牺牲的成员，强调了“忠义”与“舍生取义”的核心价值。明墓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也是柔佛华人社区文化与团结的象征。每逢清明节等重要节日，后人都会前往祭拜，传承华人文化中“慎终追远”的传统。

结语

义兴公司的历史，是东南亚华人移民在艰难环境下自我管理、团结互助的生动缩影。在柔佛州的发展中，义兴公司不仅扮演了华人社会的“保护伞”，通过组织化的力量保障了经济生产与社区稳定，更通过兴建义山、资助教育、修建庙宇等实际行动，为华人社区奠定了文化与精神基础。

义兴公司虽在殖民政府的镇压下走向解散，但其留下的遗产——包括明墓所象征的忠义精神、教育与慈善事业的延续，以及社区文化认同的深层影响——仍然在柔佛华社中传承至今。它所代表的“忠义”“团结”和“社会担当”，不仅成为华人社区宝贵的历史记忆，也见证了华人移民在异乡开拓与扎根的智慧与韧性。

义兴公司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一个组织的命运，成为柔佛华社奋斗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篇章。这段历史至今激励后人，不忘先辈的贡献与精神，继续在新的时代中凝聚力量，开创未来。

展开阅读：

柔佛義興史料集 1844-1916 出版社 : 新山華族歷史文物舘 作者 : 吳華、 安煥然、 舒慶祥 編選

走近義興公司 作者 : 陳劍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