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对俄罗斯的认识，三个维度

　　Club提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对俄罗斯研究提出三个观点：首先，将对俄罗斯的研究放在全球格局中来考虑；其次解决好俄罗斯研究与苏联遗产的关系；第三是研究中俄关系与全球南方发展的问题。汪晖强调，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一带一路”倡议不完全是地理上的扩展，更多是一种非领土连续性的战略。

　　汪晖在“重新认识俄罗斯”研讨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北京对话受权发布如下：‍‍‍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对俄罗斯的分析放在全球关系的格局中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包括它的联盟模式，以及它希望向哪个方向发展，实际上都不是单一取向，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个人认为，对俄罗斯的认识，及其在变动中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迅速达成稳定的共识。其实不仅是对俄罗斯这样，坦率地说，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这个机构。几年前，该机构的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等人曾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注：What Does China Think)，后来又有了一个序列，后来他们发布第二辑丛书，再度访问俄罗斯、德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他们编辑第一辑丛书时，全球化的浪潮让各国看似都在朝着一个融合的方向前进，俄罗斯、土耳其都有强烈地加入欧洲或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倾向，但到了编辑第二辑时，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的设想转向了以各自为中心建立世界体系的思路。这一点在土耳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有体现，欧洲内部也处于分裂的状态。

　　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联合创始人（图源：维基百科）

　　欧洲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南欧地区和地中海沿线的国家，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欧亚主义思想，并尝试以此来塑造一个新的欧洲。这种思想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十分显著，但在学术界和外交领域，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探讨这一方向，其中一些学者开始重新阐释科耶夫的哲学，重塑他们的多元的拉丁欧洲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欧洲概念是开放的、面向亚洲的，某种程度上回归了罗马时代“多神论”式的欧洲观念，而非单一基督教主导的模式。有位葡萄牙外交官最近发表了一部关于欧亚观念的著作，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

　　这些变化表明，俄罗斯、土耳其甚至中国在面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时，逐渐提出了自己以中心的世界观，甚至欧洲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在这一趋势之下，我们如何将俄罗斯置于多重脉络中来分析，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通三统”话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中，如何处理与苏联遗产的关系。普京试图越过这个叙事，将当代俄罗斯更多地与前苏联时代的历史相关联。他在评价列宁和斯大林时，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对列宁的批评较多，而对斯大林的评价则较为肯定，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斯大林的苏联与俄罗斯历史更多联系，而列宁是一个例外。普京的这一做法，旨在将俄罗斯塑造为一个脱离苏联阴影的现代化国家，但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越过”苏联遗产的做法，对理解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联系带来了困惑。

　　客观来说，如果没有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背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和苏联的历史联系，联盟（如朝鲜战争时期）、竞争（如越南战争时期）、合作和分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民族问题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中国与苏联及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历史遗产，尤其是在普京对列宁与斯大林进行选择性评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学术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图源：法新社）

　　客观来说，如果没有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背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和苏联的历史联系，联盟（如朝鲜战争时期）、竞争（如越南战争时期）、合作和分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民族问题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中国与苏联及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历史遗产，尤其是在普京对列宁与斯大林进行选择性评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学术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早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角色和影响力非常关键，而中国如何看待这一历史遗产，特别是如何理解普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成为了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的民族研究领域，围绕民族自决的讨论已经变得非常激烈，逐渐形成了一种否定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根据当前需求而来的。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探索“未来”往往通过回到过去去思考。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告别二十世纪，这一时代在当代的余波和后果还在延续。

　　二十世纪与当今时代有所不同，那一时代矛盾重重，但所有讨论均指向未来。现实及其矛盾是在未来的视野中展开的，但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之后，这一方向逐渐消失，在快速的变迁中，除了利益关系之外，什么是未来是一个日益被悬置的问题，或者说，未来已经失去了魅力，这也导致了保守主义对过去意识形态的替代。尽管我们把这一现象当成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何理解这一现实，以及如何解释这其中的“断层”，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除了苏联的历史问题之外，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遗产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议题。苏维埃式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以苏联为中心的，1918年德国革命时期就是一个例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性的现象。尽管我们主要关注苏联，但如何从全球视野观察苏维埃模式及其变体也应该提上日程。如何认识苏联，它不仅是俄罗斯历史的断层，也是我们知识体系中的一大断层。过去，苏联与中国关系密切，但今天我们在研究现代中国时，讨论苏联的细节却越来越少。

　　当代学者讨论中国的治理结构经常上溯至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制及其与封建制的起伏消涨，这一认知脉络十分重要，但即便如此，也很难越过二十世纪的变化。君主体制和共产党体制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组织，如何去理解20世纪至今的中国政治架构和社会形态？因此，关于苏联的历史遗产和影响，这个话题对中国的认知非常重要。

　　第三点是关于全球南方的问题。全球南方的起点是什么？从概念来源来看，全球南方并不是中国提出的。最早是由法国人类学家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全球南方”这一术语是由美国左翼提出的。然而，客观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的概念就不可能如此广泛传播，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中苏关系的变化关系很大。因此，概念的追溯在方法论上是一回事，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与有效的政治运作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图源：湖南省人民政府）

　　前几天，一位南非学者给我写信，询问有关全球南方的采访。他说，由于我是来自中国的学者，他希望听听关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的独特位置的看法。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南方中极为特殊，以致经常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属于全球南方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否或如何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换句话说，全球南方的讨论，不能仅仅是从地理角度去界定，也不能完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界定，尽管这两个要素在理解南方时都很重要。实际上，这一概念带有强烈的运动性，且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演化。全球南方的定位本身就具有流动性，并不可能在地缘上完全稳定下来。其起源和发展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关系。万隆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源头。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再次牵头组织类似的论坛，旨在重振这些传统，并推动南方国家的合作。尽管印尼的召集力有限，但这种讨论对南方国家来说依然有吸引力，因为这些论坛通常没有大国的干预。

　　然而，历史上如果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万隆会议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如此大的。从第二次万隆会议的“破产”来看，这一局面与中苏分裂密切相关。因此，全球南方的形成不仅与早期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思潮相关，更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理解这一关系，我们很难把握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之间的演进过程。正如有人提到的，全球南方侧重于发展问题，但近期的发展又逐渐摆脱单纯的发展问题，转向南方在全球的位置及影响力的构建。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图源：共产党员网）

　　我也注意到刚才提到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问题。由于苏联的历史影响，俄罗斯在一些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大于中国，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影响力无疑更为突出。最近我遇到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他告诉我，他们在与非洲国家接触时提到中国，发现现在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国家乃至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是在帮助他们，至少提供了新的选项。这让我意识到，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此外，“地理扩张”的话题，也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欧洲的扩展、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美国的门罗主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扩张历史，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不完全是地理上的扩展，更多是一种非领土连续性的战略。所谓路、带、廊、桥，侧重的是各主体间的互联互通，这种扩展方式与传统的大国扩张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应该对这一方式背后的历史资源进行理论性的阐释，以使我们的实践更加自觉。

　　（本文根据汪晖2024年11月29日在“重新认识俄罗斯”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会议由北京对话与《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