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不合理调整，你敢生育和消费吗？

背景概述：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最新数据，中国在2023年的人口出生率仅为6.39‰，这一数字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同时，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量）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0，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2.1的更替水平。联合国预测，至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显著上升，标志着中国将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企业亏损率高达27%，国内就业市场疲软，失业率攀升至新高，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同样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些实际情况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符，引人深思。

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直观感受最为深刻，因为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消费决策。近年来，民众普遍收紧了钱包，而国家虽然近期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民众并未明显感受到资金的流动。这主要是由于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量化宽松的力度越大，资金反而越容易流向资本市场。

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并非周期性经济波动，而是结构性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周期性的宽松政策来应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即重新分配现金流。

如果过度依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适度宽松政策就导致了长时间的通缩，PPI连续四年负增长，企业回报率持续下降，资本撤离。据不完全统计，那几年资本流出达数万亿美元。虽然宏观层面试图通过金融创新来激活市场，但却引发了一系列金融乱象，导致居民财富大幅缩水。最终，只能通过房地产定向放水的方式来稳定资本，使经济走出通缩，但代价是居民债务和地方债务飙升。

居民债务高企会抑制消费，地方债务过高则会挤压投资。因此，宏观层面只能继续将更多的资金流向资本以维持生产，但这又会导致盲目扩张产能、价格内卷，最终可能搞垮整个产业。特别是在内循环动力不足、国外贸易战频发的情况下，中国产品出海面临巨大挑战。当中国产能过大，挤压其他国家产品市场时，必然会引发贸易摩擦。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宏观层面采取了化债政策，以减轻地方债务，为之后将更多资源倾斜于民生创造条件。但为何不直接倾斜于民生？（主要是为了救某A）。

债务的本质是税收，是对未来税收的提前透支。如果税收出现赤字，就意味着债务无法清偿。而税收本质上是人口税，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可预期的税收减少，进而引发债务堆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人口老龄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保守态度等。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且近年来愈发明显。同时，中国的生育意愿甚至低于韩国，有效需求不足，内卷严重，利润挤压导致消费品质量下降。

综上所述，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未来应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提振生育率为目标，勇于面对改革阵痛。否则，提高生育率和促进内需消费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