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专家对生育的争议性提问，恰恰折射出低生育时代一个关键的人口治理问题

近日，某段专家在会议上关于女性生育问题的提问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相关争议在各大平台迅速发酵，舆论多持批评立场，认为此言论没有考虑到女性生育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只考虑到人口这一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后面的“人”本身。事实上，近年来，关于生育、养老、人口的相关话题经常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的成本考虑和政策配套也是公众关切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为回答这一问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追根溯源，解决生育问题这一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根由。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编者按

低生育时代中国人口治理选择

——基于共同富裕视域

沈凯俊｜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与此同时，部分富裕政策也加速了分配不均等和个体主义观念的蔓延。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离开父母，或数载寒窗，或谋职创业，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的低生育现状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潜在风险。为了缓解低生育现状，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继“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后，出台了“全面三孩”政策。但是，我国新生人口数依然下降，从2021年的1062万下降至2023年的902万，提前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这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战，我国亟需采取有效举措以应对生育政策效果不显著问题，保证适龄女性想生、敢生、能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以及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早在2021年，我国便出台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开始试点探索先富带后富机制，希望通过缓解分配不均等问题，让青年人重拾生育信心。然而，随着先富带后富阶段持续推进，我国人口治理方式越来越难以借鉴以部分富裕为导向的西方经验，亟待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与西方社会应对低生育的普遍性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生育时代人口治理之路。

这首先需要厘清我国与西方国家在人口治理目标上的差异。人口治理作为一项具体的治理主题，基本诉求是通过调节人口要素以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应的人口治理必须与国家治理相契合，现阶段国家治理目标之一是通过共同富裕实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中级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按照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层层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再仅仅是理念呼唤和价值诉求，而且有了明确的路线图，即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那么，在当前共同富裕的国家治理目标下，我国人口治理体系该如何调整以应对人口低生育现状，走出中国人口转变之路呢？为了回应这一命题，本文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探讨人口转变理论中国化的现实基础，二是分析我国传统人口治理的实践逻辑，三是探究共同富裕视域下未来人口治理的路径选择。

人口转变理论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一）人口转变的传统理论

人口转变狭义上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包括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的变迁，广义上包括家庭、生育和观念等的转变。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来看，在工业革命之前，社会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普遍双高，自然增长率呈现缓慢的复杂增长形式。

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结构将从生育率和死亡率双高的模式，先变成生育率高而死亡率低的模式，再转向生育率和死亡率双低的模式，最终生育率逐步稳定到更替水平附近。为了解释欧洲生育率继续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现象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原因，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冯德卡（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把生育决策与社会流动等因素联系起来，从后现代社会特征中寻找原因。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婚姻和家庭模式转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显著特征，传统婚姻逐渐转变为非序列形式乃至缺失模式。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人口转变的内生驱动力是观念的转变，由于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阶段，观念出现了从家庭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过渡。

家庭现代化理论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亦有交叉，其出发点在于家庭结构的变迁，主要探讨家庭和婚姻转型的驱动力，是在家庭视角下阐述人口转变机制。综合来看，两者都有相似的时代背景，人口或者家庭转型的驱动机制也颇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前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按一定范式演进，主要从主干家庭向与配偶同住家庭转变。该理论也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奠定了基础：一是强调个体主义观念与配偶同住家庭制度之间的适应性，二是强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虽然这种家庭演进范式在中国没有全部得到验证，但是该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个体及家庭变迁的概念和标准。况且，家庭现代化理论确实准确预测了部分演进特征，例如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等。

（二）人口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不论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还是家庭现代化理论，初衷都不是为了解释中国人口转变现象，因而在中国化的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解释困境。列思泰赫认为，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仍需要时间验证。从内生驱动力角度来看，部分研究认为，中国的个体主义观念无法完全展开。从外生驱动力角度来看，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经济发展和分配方式的差异，以及西方与中国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和应对不均等的分配方案。

1.内生驱动力：个体主义观念的本土化转向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不约而同地将内生驱动力归结为家庭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观念转变，认为是个体主义观念使得婚姻对个体吸引力下降，同时解绑了婚姻与生育，导致生育率降至更替生育率以下。但是，观念转变不是非此即彼，单一线性演进的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在中国社会，尊老孝老传统及其衍生出的伦理资源源远流长，迄今依然是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虽然青年群体可以选择进入婚姻的时间和生育的模式，但是青年与父母在婚姻、生育问题上的代际博弈与妥协也广泛存在。这些变化恰恰反映出个体主义观念的本土化转向。

从中老年群体视角看，这类群体普遍以家庭主义观念为主，在亲子关系上集中体现为通过代际支持无偿为子女分担压力。中年时期，这部分群体遵循代际资源向子女倾斜的原则，发挥着大宗物品的经济支持作用。老年时期，这部分群体从房产、彩礼等经济支持转向提供抚幼、家务等照料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少部分中老年群体观念偏向个体主义，希望从照顾孙辈等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既不要求子女提供代际支持，也不主动为子女照顾孙辈、料理家务。

从年轻群体视角看，以权威型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家庭主义确实呈现一定没落趋势。年轻群体所认可的家庭主义更偏向代际互惠合作，大多数家庭中抚育和赡养等功能仍然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合力完成的。同时，极致自我享受的个体主义观念尚未大规模出现，一人住、一人食、一人游的青年独居浪潮还只是少数。备受中国青年群体推崇的个体主义日益中国化，并且去芜存菁地融入孝道文化中，原本作为负面观念的家庭主义也逐渐挣脱宗法制束缚。

总体来说，人口转变的内生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本土化转向。个体主义观念受到我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合成“家庭个体主义”。在外奋斗的青年群体既是家庭形式核心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受益者，又是代际功能网络化背景下的家庭主义受益者，开始出现先在大城市闯荡打拼、而后回家乡托底婚育的现象。这种双本位制度让现代的孝道文化历久弥新，呈现以新孝道文化来托底当前生育现状的可能性。

2.外生驱动力：应对分配不均等的中国方案

观念转变乃至人口转变的外生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分配的不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为什么都是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展开，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并进一步加剧分配的不均等。劳动者一边要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一边要养育孩子，自然是缺乏足够资源的，这也成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推力。针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西方给出了“福利社会”方案，中国给出了“共同富裕”方案。

在西方社会，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目的是拉动需求以治理过剩性危机，但核心的分配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正如《资本论》所揭示，为实现剩余价值，资本的流通过程要求抬高工人工资，让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消费成为资本周转和循环的推动力。换言之，福利社会是让利润至上的资产阶级“自觉牺牲”以换取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运转。资本主义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不过是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当然，西方也曾出现过不少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勾勒过很多理想社会的图景。但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共同富裕不仅被认为不可能，甚至被认为不必要，属于一种乌托邦社会。

相较于西方社会，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中国社会一直有均平和大同思想，谈及财富观是谓“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谈及生养观是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共享”和“平均”的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愈发深入人心：唐末时期，均平思想已经开始显现于农民起义中。宋初、元末、明末和清末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催富益贫”“均田免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等口号。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亦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中国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结合历史传统以及改革的实际经验，进一步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整体而言，“共同富裕”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跨越：一是理论上的跨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继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分配不均等基础上，在理论上重点指出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实现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跨越。二是实践上的跨越。中国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将共同富裕逐渐付诸实践——从“先富带后富”思想的提出，到2021年浙江试点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再到2035年和2050年远景目标的确立。目前，共同富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共同富裕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优享目标，都立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方案使我国有机会缓解分配不均等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3.中国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

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出发，反观西方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嬗变可以发现，一方面，我国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观念的博弈，避免了非此即彼的观念转变；另一方面，我国践行先富带后富策略，较好应对了工业革命下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等问题。

如下，本文根据人口转变的内生驱动力以及外生驱动力，将人口转变划分为四个阶段进一步分析（参见图1）。第一阶段为共同贫穷下人口快速增长阶段，对应1949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社会财富较少而分配较为平均，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主义观念较弱。在此阶段人口快速增长，相应的我国人口治理出现了从放任生育到宽松计划生育再到严格计划生育的转变。第二阶段为部分富裕下人口缓慢增长阶段，对应1991年至2021年。这一阶段愈发侧重于市场经济，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得社会财富逐渐增多，但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也随之加剧，市场经济下个体主义观念增强。此阶段人口缓慢增长，我国相应的人口治理出现了从放松计划生育到全面三孩的转变。第三阶段为先富带后富下人口负增长阶段，对应2022年至2050年。这一阶段始于我国在浙江省率先试点探索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更加注重社会财富分配。第二阶段的人口惯性使得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相应的人口治理理念出现了从注重人口数量向注重人口质量的转变。第四阶段为共同富裕下人口复杂增长阶段，对应205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阶段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在此阶段，人口生育率不一定会继续下降，人口可能重新出现复杂增长态势。

我国传统人口治理的实践逻辑

在共同贫困和部分富裕阶段，我国人口治理主要借鉴西方经验，以“富裕”为核心调整人口策略；步入先富带后富以及推进共同富裕阶段，则要求我国的人口治理必须区别于西方经验，以“共享”为核心调整人口策略。

（一）共同贫穷阶段：人口问题导向

1.共同贫穷阶段下的人口快速增长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处于“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长”的第一次人口转变的中间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高达2.0%，自然增长率为1.6%，属于典型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随着战争后的经济社会重建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居高不下，我国逐渐实现了由“高、高、低”向“高、低、高”的人口再生产类型演变。这一阶段总人口由5.4亿人增长到8.3亿人，各年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这一特征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逐渐降至更替水平，完成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转变。

这种人口转变处于新中国探索共同富裕的初期，社会总体不富裕的状况决定了我国此时处于共同贫穷阶段。为了尽快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新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奠定了城市和农村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基础，初步实现了“共享”目标。尤其是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致使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同时，为了维护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我国采取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定产、定购、定销方式解决各地征购任务，并配合城乡户籍和就业管理的系统化，形成了我国这一时期的人口和口粮管理体系。这一时期如毛泽东所指出，社会主义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但是，这种一起富、一起强的共同富裕策略受到了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只有共享而无富裕的低质量共同富裕，决定了全国产品供需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平衡，统购统销等制度只能实现低质量的平均主义分配。

总体来说，计划经济虽然保障了全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但这种保障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只是低质量的共同富裕。

2.人口问题导向下的人口控制策略

在社会财富积累孱弱的共同贫穷阶段，人口快速增长也意味着人口问题和人口负担。这一时期，正如《人口原理》所担忧的人口危机一样，人口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增长的极限》认为，人口快速增长会带来经济增长停滞、资源消耗殆尽等问题。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治理广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主张通过人口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与发展经济相比，控制人口快速增长所投入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收益更大、见效更快。

在此背景下，人口问题导向促使我国调整人口治理策略——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早在1954年，邓小平提到“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5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明确适当地节制生育。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党的大会上公开阐述节育问题。1957年，毛泽东使用计划生育替代节制生育，阐述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初步形成。1973年，计划生育正式纳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晚、稀、少”的策略。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但由于此前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总人口继续大幅增加。

总体来说，在社会财富积累孱弱的共同贫穷阶段，问题导向下的人口控制策略是历史必然。作为当时人口治理政策的重要输出，1970年代开始实施并在1980年代逐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依然有较强的政策影响力和政策惯性，计生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第一次人口转变。

（二）部分富裕阶段：第一次人口红利导向

1.部分富裕阶段下的人口缓慢增长时期

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会静止在更替水平附近，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减少。事实上，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便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时期。2000年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5至1.6。从最近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总和生育率降低至1.3，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进入缓慢增长期。

早在1978年至1986年改革开放的摸索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共同富裕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见解。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即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以先富带后富为主要特征的共同富裕实践路径。而后，我国几代领导人沿着这条路径逐渐完善共同富裕的内涵。比如，江泽民在物质共同富裕基础上，提出了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即“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系统规划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第一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

2.第一次人口红利导向下的人口数量策略

在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部分富裕阶段，人口缓慢增长会在短时间内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低生育现象被看作一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标志性现象。但是，较低生育水平长期持续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消失，使得第一次人口红利难以为继。当众多东亚国家沿着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前进时，我国开始主张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期继续维持人口红利。由于人口治理转变相对于人口转变有一定滞后性，1995年至2011年间仍然维持独生子女政策，2002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1年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可以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导向推动了我国人口治理作出了提升人口数量的决策——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乃至全面三孩政策，试图获取更长时间的人口红利。

总体来说，在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部分富裕阶段，第一次人口红利导向的人口数量策略选择更多是被动迎变之举。中国人口转变的驱动力外显为国家治理政策的变迁，过去包括土地改革后的分家分户、计划生育、城市化等相关政策。在分配不均等的部分富裕时期，市场经济滋生了更强的个体主义观念，使得人口转变驱动力从政策被动更多地转向观念主动。鼓励生育政策尽管可以让国家收获更多人口红利，但是当时由于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个体的生育观念，人口治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三）先富带后富阶段：超越人口红利导向

1.先富带后富阶段下的人口负增长时期

2022年，我国人口规模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增长趋势，这是21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在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叠加背景下，育龄妇女数量和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人口负增长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尤其是中国育龄女性群体规模持续下降，即便总和生育率或有一定程度回升，也只是部分地抵消了育龄女性数量下降的影响，难以呈现出生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的政策效果。

这一时期，我国加快“先富带后富”的探索路径。2021年，我国在浙江创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国家愈发重视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八次提到“共同富裕”，全面阐释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本质要求和实现过程，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系列共同富裕理念和举措，也有助于缓解市场经济催生的财富分配不均等和个体主义观念等问题，让更多的青年人重拾生育信心。

2.超越人口红利导向下的人口质量策略

众多研究表明，人口负增长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过程，以鼓励生育数量为核心的生育政策难以根本提升生育率。因此，相应的人口治理策略应转向以生育支持为切入口，提升个体福利，进而影响育龄人群的婚育行为。与此同时，生育支持政策的成效不应再用生育数量来评估，而应把建立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作为提升人口质量的制度建设的主要抓手，强化家庭养育能力进而提升人口素质，并在推进家庭建设的过程中改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在此背景下，超越人口红利导向促使人口治理逐渐从重视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试图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素质获取更长时间的人口红利。

相对而言，第二次人口红利已经强调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但是暂未系统性挖掘老龄人口潜在的价值。罗纳德·李（Ronald Lee）将第三次人口红利表述为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提升的红利，希望将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从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长寿经济的生产者。先富带后富阶段需要更持久的人口红利，共同富裕正是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和第三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以浙江省推动共同富裕“1311”工作体系为例，该体系主要包括：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2024年国办1号文，当前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银发经济”。高质量挖掘银发经济，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也是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的主要内容。二是缩小三大差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在持续缩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后，老年群体将有更多的劳动参与机会，积极融入社会。三是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优享目标，都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依托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的打造，老年群体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提高公益劳动参与率，创造老年价值。可以说，关于老年群体的共同富裕举措是实现第三次人口红利的基础。

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人口治理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深入推进共同富裕，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能否稳定乃至部分回升，使得人口负增长阶段顺利过渡到人口复杂增长阶段呢？我国未来的人口治理策略应当有所侧重，适应当前的观念和分配体系，着力提高养育水平。相应地，我国人口治理的发展取向需要从以往滞后型、控制型转向前瞻型、适应型；具体方向需要从以人口福利为导向转向以家庭福利为导向；价值导向需要从个体主义趋势转向家庭个体主义；核心抓手需要平衡“富裕”与“共享”，注重分配公平，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一）规划“以制度适应人口”的治理体系，发展取向从滞后型、控制型转向前瞻型、适应型

我国历次人口治理主要是借助滞后型政策干预调节人口发展，实现国家短期的治理目标。尤其在部分富裕阶段人口缓慢增长时期，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相对滞后，错过了家庭主义观念浓厚的生育时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人口治理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使治理及政策调节逻辑“以制度适应人口”。尤其在人口负增长治理阶段，不应仅针对低生育率问题建立一系列对策集合，而应根据国家治理方向使人口规划制度有机嵌套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人口治理需要从滞后型转向前瞻型。人口治理相较人口转变的滞后性体现为被动应对，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之下，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相对错失了提振生育率的黄金时期。对此，我国人口治理需要把握两个方面的前瞻性：一是方法论上的前瞻性，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应强调有核心的多元治理。具体而言，强调党和政府这一核心要对人口转变等重大挑战作出前瞻性、可持续性规划。同时，依然需要尊重市场的自我调节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继续依赖多元主体间的相互补位，处理好市场、社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二是认识论上的前瞻性，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要找准核心驱动力并对症下药。具体而言，要认识到治理的主要问题，不能将衍生问题作为重点治理目标而根除，不强求通过直接调节或控制人口来解决衍生问题。尽管将超低生育率作为人口治理的核心问题有一定依据，不可否认人口问题思维确实能够缓解部分问题，但是这种思维治标不治本，生育率重回更替水平几无可能。事实上，人口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调节人口转变的驱动力，包括对于个体主义观念趋势的治理以及对于分配不均等的全局性应对。

第二，人口治理需要从控制型转到适应型。控制性治理一般采用“以人口适应制度”的治理模式和政策调节逻辑来被动应对人口转变带来的治理风险，社会对人口转变的判断往往是基于负面视角，对人口转变驱动力前提认识不足。适应性治理是指通过增加全局性服务供给来改革既有个体主义观念趋势和分配不均等的现状，从而不断适应并间接调节人口常态。如前所述，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计划生育顺应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外生驱动力，加速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到来。现如今，中国人口正面临第二次人口转变，这种人口转变的驱动力更多地体现为观念驱动和分配驱动，更多地要求“以制度适应人口”。

（二）具体方向：从注重人口福利转向注重家庭福利

我国人口政策导向经历了从人口问题到人口红利、从人口数量到人口质量的转变，迈向共同富裕阶段要进一步从注重人口福利升级为注重家庭福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人口问题到人口红利、从人口数量到人口质量，本质上是对于人口价值与定位的重新判断，体现了认识论层面的深化和发展。一是人口问题与人口红利的判断局限性源于人口与人手的对立。传统的治理视角一般将人口的消费属性和生产属性对立，着重强调“口”的负担与风险。但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生产关系不断演变，消费与福利再分配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口的消费与劳动价值将不再矛盾，而是趋于互补互构。人口问题抑或是人口红利争议也将逐渐消散，普遍接受高生育率累积效应能够带来长期人口红利。二是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判断局限性源于忽视了人口本身的“人脑”属性。“人脑”代表信息化时代中科技创新带来的价值，“人脑”带来的价值远超传统的“人手”，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也将逐渐取代人口数量的价值。尤其是共同富裕与长寿时代高度重合，需要重新衡量生命尺度，传统学习、工作和退休的人生阶段都将逐渐模糊化。这将赋予老年人新的角色，尤其是当前体力劳动需求在持续减少，科技极大地解放了人力资本，老年人的价值将被进一步开发。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就需要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进一步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和经验。

其二，共同富裕阶段要求进一步从注重人口福利升级为注重家庭福利。在西方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开启得较早，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向社会保障层面外化，其以人口为治理单元，相应衡量方式是人口福利。而我国工业化进程始终没有瓦解家庭基本功能，家庭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缓冲。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人口福利是分散在不同领域的，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家庭福利体系，这使得面向家庭成员的人口政策频发矛盾，包括隔代抚养在内的家庭基本功能受到限制，例如“延迟退休”和“全面三孩”政策导致的照料之间的逻辑冲突。这也是由于我国人口治理方略还没有完全实现家庭层面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福利的整体效率。因此，我国开展与设计人口福利政策时，有必要在强化家庭作为基本单元的效能的同时赋予家庭更大的自主权，通过有效整合各项福利资源提高家庭应对风险和履行责任的能力。

（三）价值导向：家庭主义主导，兼顾个体主义

人口治理需要在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之间取得平衡，遵循家庭主义为主导，兼顾个体主义的原则。比之于西方社会，我国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贡献，把每个家庭成员黏合形成有机的家庭结构。这种显著区别于西方的家庭主义观念，有望重新在个体主义趋势下占据主导位置。其中，需要重点区分两点：

第一，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舍弃的是趋向自利的自我主义，并非舍弃强调自主权利的个体主义。个体主义观念趋势有其合理性，个体主义是一种现代文明追求自身价值的重要取向，是对每一个人生命的珍惜，是对每一个人个体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每一个人个体自由的尊重。个体主义的尽头逃不开“向死存在”的结构。尤其是倘若未来独生子女呈常态化，那么，尽管这一代独生子女仍有叔伯姨妈，下一代独生子女则可能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叔伯姨妈。无论个人在中青年时期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都难逃生老病死。是否有亲人的慰藉，是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的关键。然而，当下社会普遍忌讳临终和死亡研究，不少青年人只知生不知死，一边感叹生命无常，及时行乐；一边步入内卷，内心对无常充满恐惧。

《我们的日子》剧照

第二，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舍弃的是导向宗法制度的家族主义，并非舍弃强调代际互惠的家庭主义。传统家庭主义消亡有其合理性，这是由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关联而过分束缚个体合理欲望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消解了家庭的许多传统功能。现代家庭主义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结构，这正是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契合点。随着相互型孝道逐渐替代权威型孝道，以代际互惠为核心的家庭主义将为人口治理提供强大的家庭文化伦理支撑。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个体主义将重获主导地位，极大拓展家庭资源以及应对人口转变的资源格局。尤其是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当下，想要真正扭转人口低生育现状，核心是转变治理内生驱动力。一方面，生育政策要继续凸显尊重生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国人口治理价值取向先进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人口治理价值导向要以家庭主义为主导，兼顾个体主义，这将是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四）核心抓手：平衡富裕与共享

当下，人口治理政策的核心抓手是缓解分配不均等性，平衡好富裕与共享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我国人口转变和人口治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较为一致。随着我国进入“先富带后富阶段”和“共同富裕阶段”，这一转型路径选择决定了我国人口治理也必须区别于西方经验，以共享为核心调整人口策略。其要义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我国人口治理核心抓手在于平衡富裕与共享。共同富裕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分好蛋糕。这两个方面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例如我国既出现过共同贫穷阶段，也出现过部分富裕阶段。平衡富裕与共享，要求共同富裕必须包含以下特征：一是享有主体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二是评价方式不是单一富裕，而是全局富裕。全局富裕既要求我国城市和农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实现全域富裕，也要求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实现五位一体全面综合发展。三是提升路径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有先有后的富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四是具体施策不是福利主义，而是勤劳致富，共同富裕强调持续提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共同参与基础上实现共同享有。

其二，平衡富裕与共享的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精神层面。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个体主义的复苏是基于人的发展已经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自我满足和有尊严”的阶段。在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人们确实会从劳动中更多地解放出来去感受生活。当以共同富裕视域去反观“自我满足和有尊严”的阶段，会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共同富裕是一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和共享的文明新形态。如果只有物质层面的发展富裕，没有精神层面的文明提升，那么，一个社会难言进步，人类也难言幸福。个体主义导向只是自我满足和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方式，家庭个体主义导向将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满足。在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观念影响下，平衡好富裕与共享，未来中国有走出低生育时代的可能性，也将会走出不同于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