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评价季羡林

王曾瑜《治辽宋金史杂谈》（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云：

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烺师相比，差距确是可用“太大”两字。我曾拜读他《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顾问，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榜样？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