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584)我们的战地医院
我们的战地医院
作者 宓振华(河南省医学院离休干部)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我这个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老兵,回忆起抗美援朝下的野战医院仍然历历在目。
1949年2月18日,当时16岁的我看到郑州街头“国际和平医院高级卫生学校”的招生广告(现在的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便前往报名,经过简单的问答后被录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学习医学知识。
1950年3月,朝鲜同学提前毕业,很多同学都眼泪汪汪地送别,那时还不知道前线即将发生朝鲜战争,只知道这一刻她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今后很难再见面。
1950年11月20日,我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白天,敌机一批一批从头上掠过,炮弹过后路边出现几个大水坑;夜晚,北风夹着雪花在空中飞舞。大路上滚动着钢铁洪流,炮车、汽车、部队急速从我们连队旁走过,我们退到路边,把道路让给大部队前进。我问是哪个部队的,回答“38军”。38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被彭德怀总司令嘉奖为“万岁军”。
我们连队驻扎在盘龙里,接受治疗和转运伤员的任务。
盘龙里是敌机封锁区,伤员从前线一批一批下来,我要在四周的山村里寻找伤员登记姓名、年龄、入伍时间,单位要登记到连,枪伤或炮伤,贯通伤或盲管伤,以及部位是在上肢或下肢等。伤员下来多了我就只登记姓名、伤或病。夜晚提着小马灯,从这个沟到那个沟,伤员下来的越多,说明前方战斗越激烈。
有次一辆车运来几十名伤员,其中三名已经牺牲。清理遗物时,我想找到笔记本和烈士姓名,但是失望了。我将他们的遗体裹好埋在山坡上,插一块木板,写上“志愿军烈士”五个字,然后刷上桐油,经我亲手安葬的烈士还有很多。
我们战地医院只有开封人王亚章一人是化验员,担负着医院伤病员的化验工作,胡维成主任让我跟着王亚章学习化验,因为只有一台德国造的显微镜,没有书,全凭口授,一个月才算过关。
一天深夜,山洪暴发,顷刻间水淹到膝盖,广东医疗队林杨紧赶慢跑帮助我收拾化验器材。洪水过后,查点牺牲的人数和处理遗体,护理排长刘秀珍因抢救伤员立了大功,各报刊广泛报道了她的事迹。还有一位17岁的马艳芳护士长(今在抚顺)在与洪水搏斗中,表现得也很英勇受到表扬。
朝鲜三登里有座不高的山名叫黑岭,人称神秘的山洞,我们依山洞大小和地势高低修建了一个临时医院,洞中修建有药房、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和医护办公室,再往里就是伤员之家了。这个医院后来做了模型,今存放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朝鲜前线战斗越来越激烈,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最紧张的是手术室,不分昼夜抢救伤员,输液输血。没有血库,血源来自我们医务人员,输血前由我做配血试验。
一天,有位医生跑步到化验室,急切呼喊“快,快配血”,我查看了血型名单登记本,所有的同型血都已献过血了,当时这位医生急得不断喊“B型!B型!”我伸出手臂说:“我是B型,抽我的吧”,被广东医疗队的陆教授制止,说什么也不许抽我的血,理由是我工作紧张,已经有好几天没能休息了;二是我当时还不满18岁。但是抢救伤员生命不容迟疑,在我的坚持下,陆教授只好一边给我量血压,一边采血只抽了我200毫升血。
连续几天的抢救伤员,战友们都已非常疲劳,但又要聚精会神的从伤员身体中取出弹片或子弹,不能有丝毫麻痹。有个叫白兰的女护士(今在沈阳),熬了几天眼睛红肿,饿了就吃几口干粮,仍像前线的战士一样坚守在抢救伤员的一线岗位。
当地的冬季很冷,尤其是山洞中的临时医院更是寒不胜寒。在重伤队,我们班长是手术室护士冯志(后在北京301医院任副院长,少将军衔),副班长是X光室的仲崇源(后在桂林医院任院长、大校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模范丁志辉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来朝鲜慰问,对重伤队评价很高。
1952年2月,在志愿军基地医院驻地三登里发现了细菌弹(同普通的炸弹一样,弹腔分为5格,放置各种带病菌的昆虫),国内迅速组成细菌学专家到朝鲜,国际有关组织也派来调查团与我国专家一起对这些昆虫做实验。我随反细菌战小组收集标本,将发现的黑跳蚤、蚊子、苍蝇、蝗虫、油葫芦等放在标本瓶中,经实验证明这些昆虫带有立克次体、病毒和细菌,可迅速传播疾病。
后经调查,美国为阻止志愿军前进,出动了63批498架飞机在朝鲜及我国边境地区投掷了细菌弹。
朝鲜停战前夕,我奉命去前方部队检查疫情,路过开城志愿军代表团医院,有幸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召开“三长会议”(院长、护士长、事务长)。为此我曾写了篇《善竹桥的回忆》,发表在《郑州晚报》上。
1953年7月,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停战协议书》上签名。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面对从头到脚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兵,我们只有炒面加步枪,在寒冬腊月中与敌人拼命,不少战友冻死在阵地上,用鲜血书写着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不愧是“最可爱的人”。
世界人民呼吁和平,但愿战争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