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贸易战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化的新阶段与新挑战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41120

　　1.中国与美国/西方的经贸冲突预计还将不断升级，原因是结构性的，深层次的，并不是美/西方某个政客、政党或政治势力影响的结果。这将是后续中国参与全球化及与美/西方集团维护地缘政治关系的重大挑战

　　2.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国方面看，有几个条件：

　　1)第一是政府全面的支持，提供好的制度条件、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基础设施，好的教育条件和人力资本，支持制造业/产业的全面发展

　　2)第二是聪明、勤劳、团结、坚韧且数量广大的中国广大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在全球劳动市场都是罕见的，是中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之一

　　3)第三是强大的商业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和秉性。在中国许多省份，经商、创业、“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一种基因。这种基因驱动着中国许多最出色的企业

　　4)第四是广大的市场，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也是一个消费市场。企业很容易在中国市场获得规模效应。能够在中国市场竞争里脱颖而出的企业也不再是一般的企业。中国和只有几千万或一亿出头人口的国家有本质不同

　　5)第五是成熟的“中国制造”模式。涉及出口，按主体看，实际上有三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是外商投资企业（FDI），即跨国企业集团的一部分。本质是外商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建设，将产成品在中国大陆市场或海外市场出售。过程中，外商企业不仅帮助提供了就业，还将管理、经验、技术、带到中国大陆，帮助了本地产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最早来自港台、日本、之后是欧美。跨国企业投资中国、享受中国制造的“附加结果”是本土产业的转型，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更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第二种是作为供应商的中国本土企业，他们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负责为终端品牌企业代工/生产，产成品可以是组件，也可以是成熟的终端产品；可以销往本地企业，也可能出口到境外。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设计和销售渠道，只是以供应商的方式参与本地生产与全球化，获得价值链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国制造的强劲，使得全球供应链向中国转移，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第三种是中国本土品牌企业，“中国制造”发展成熟后，在价值链里一点一点爬升，本土企业也逐渐形成。他们拥有完整的、“端到端”的价值链，包括自己的品牌、设计、IP、供应链管理、销售渠道、融资能力等等。他们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本土销售（形成针对海外品牌的“国产替代”），或销往海外（以贸易为特征的“中国品牌出海”）

　　3.所谓“国产替代”，实际是以上第二种+第三种（中国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替代或“挤出”第一种企业（外国外商投资企业），是他们在全球“蛋糕”里的份额下降。这是中国企业崛起的必然结果

　　4.这个过程中，全球资本也参与进来，通过投资具体企业的方式参与并分享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全球资本市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退出通道    

　　5.可以论断，在经济全球化这个“游戏”里，或者这套“题”里，中国已经“通关”了，“打遍天下无敌手”。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挑战中国的地位

　　6.如果说，之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还只以贸易顺差（或发达国家的逆差）呈现的话，过去几年以来，性质已经出现了本质不同，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不断爬升，在中国本土“挤出”外国企业，并将中国制造的品牌产品出口到国外。这一方面影响到了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里的蛋糕，另一方面影响到了一些国家的本土产业。具体而言，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引起美/西方国家深度焦虑的：

　　1)第一个现象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出海”，模式是将在中国生产好的整车（或接近整车）运输到其他市场（例如欧洲），在当地出售。为什么汽车重要，在于汽车产业是发达工业国家经济产业体系里的“圣杯”。汽车带动着巨大的技术和产业链，支撑着巨大的就业（包括附加就业）和社区，是一国的产业骄傲。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中国品牌产品的“胜出”，也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产业退出江湖。这是德国车企、日本车企、美国车企都担心的。当然首先是德国车企和日本车企，因为他们非常依赖出口市场

　　2)第二个现象是电商出海。逻辑是，一方面背靠强大的“中国制造”（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一步赋能，加强产品研发与设计），一方面拥有2C端口（手机app），直接触达外国市场的终端消费者（且能捕捉消费数据，形成反馈闭环），并利用全链条的物流体系，将“中国制造”快速出口到外国。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对当地制造业有影响，另一方面对当地零售业（retailing）也有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本土已经发生，即电商+物流的模式对传统零售不动产经济几近“颠覆”的作用。这会带来非常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产业在重构（就业从线下零售经济转向电商和物流），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不动产经济（实体零售的租金、销售额等），导致资产价值的变化。而“电商+物流”经济的难以避免的结果是推动不动产价值的下跌。可以想象，大规模的中国出海，会将这样的趋势带到其他市场。

　　7.以上旨在说明，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里，中国制造确实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所有的概念和术语，从贸易顺差/逆差、“倾销”、“输出过剩产能”、“去风险化”、“脱钩”、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等，都是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本质现象的描述

　　8.回到形象比喻，假设“经济全球化”是一套“题”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学生”，已经“打通关”了，做到了绝对第一。班上同学发现，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同学，智商180（其他同学平均智商为100~120），比所有人都勤奋，回家了还补课，周末也不休息，天天“卷”。这个同学在学科上已经达到了极致。其他同学没有赶超的任何机会。他们即便掌握了方法，也比不过这个同学——何况他们无法掌握或学不会他的方法。这时，同学们就分成几拨。有的同学希望中国同学能够帮他们一把，开点小灶，带他们一起“飞”；有的同学则希望把中国同学开除出班，认为中国同学太优秀了，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和他竞争不公平。这个比喻的最大缺陷是，世界经济是一体的，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无法被“剔除”。简言之，这个同学是班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能就这么被“踢”出去。另外大家可以相信，一定有足够多的同学希望和中国做好朋友，让中国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

　　9.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美/西方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美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把中国“带到”了WTO，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能获益于中国的入世。之后，目见中国产业大发展，美国则出现海外外包化（offshoring）、本土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就业从“高质量”转向“低质量”（gig economy、working poor），国内经济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体现在美国的大企业、大资本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但碍于美国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使得美国平头老百姓没有获得感，相反，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从中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他们怪中国么？当然也怪，但那是表面上的。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中国，而想要更现实的东西——高质量且稳定的就业、安全的社区。如果有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这样的就业，他们也乐得参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是虚的，饭碗才是实的。因此，他们真正不满的是由精英主导的美国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采取了错误的产业政策和经贸政策。有一半的美国民众已经在2016~2024年的三次大选里选票表达了他们对精英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不满。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大选，他们把特朗普再次送到白宫，希望由内向外，自上而下，对华盛顿进行改良革命。

　　10.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2018年中美贸易战刚刚启动时，美国朝野上下对贸易战的目标还不清晰，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因此，对华关税到底应该起到何种目的，也是不清楚的。关税到底是为了防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使得美国可以发展本土产业（“本土产业逻辑”），还是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让美国企业、资本可以在中国长驱直入？（这实际上会牺牲推选特朗普的美国民众的利益）。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当时也是不清楚的。内部多有讨论。最后还是由“深层国家”、“建制派精英”的逻辑主导，特朗普（暂时性的）满足于和中国签订的产品出口协议，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暂时交差了

　　11.2024年的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美国本土情况更加严重——产业中空、经济不平等等问题。过去三、四年的通货膨胀极大加剧了这一问题；人工智能/自动化也在发挥隐形作用；第二，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更加紧张，问题被更进一步地“聚焦”到中国；芯片制造集中在台湾地区也加剧了美国人的担忧。同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被改变，所以只能美国自己改变自己；第三；在产业逻辑的大方向方面，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必须重振美国本土产业。区别只在于手段：民主党更注重国内财政手段（补贴）；特朗普更注重对外贸易保护政策（关税），但两方的方向一致。第四，特朗普/MAGA也在“迭代”，对许多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逻辑更加清晰了，对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障碍和干扰也看得更清楚了。

　　12.这就是“特朗普2.0”、“MAGA 2.0”的框架：贸易战的目标是产业逻辑：关税不再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形式上的问题、表象的问题），而是为了帮助美国产业本土化（实质的问题）。那么美国要发展什么产业呢？从化石燃料、钢铁等传统资源行业，到汽车等支柱产业，到芯片制造等代表未来的战略产业。（特朗普与民主党的区别只在于对于哪些产业优先，哪些产业劣后，有一些认知、价值判断、战略上的差异）。他们将带着这种迭代后的更新思想，在政治上完全“对齐”的官僚支持下，启动新一轮经贸战。这一轮经贸战的目标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归根结底，是寄希望于藉此振兴美国本土实体产业。

　　13.这样的框架会不会影响欧洲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回到形象比喻，班上新来了一个叫“中国”的同学，智商180，答题彻底通关无敌手。大家发现，“中国”同学不会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也将继续留在本班。而原本第一名的“美国”同学决意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其中部分还要借鉴中国同学的做法。那么班上其他同学作何想呢？无非是：要不要也借鉴中国同学的做法？看看美国同学是怎么借鉴中国同学的？或者借鉴美国同学的做法？还是和中国同学搞好关系？还是继续跟着美国同学？总而言之，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有同学都要行动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从英国、德国到法国，欧洲的政客们会非常焦虑，希望在新的全球化格局里找到自己的战略和定位。而各金砖国家更需要考虑自己的远期战略规划和布局。    

　　14.归根结底，对于所有传统大国（人口“大几千万”的传统工业化国家）而言，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产业逻辑，产业逻辑，产业逻辑。只有产业，才有就业，才有社区，才有稳定，才有安全，才有前途。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或者只有两千万人口的中等偏小国家，你不可能像中国和美国一样构建完整的产业链，而只能在全球经济里为自己找寻合适的细分领域，并试图构建竞争壁垒。例如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奢侈品+旅游+少部分高端工业，已经可以让这个国家居于不错的舒适空间。

　　15.如果所有主要国家都“动”起来了，要学习中国发展本土产业，那中国面临的环境就很微妙了。这就是说，之前单纯依赖“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全球化模式未必能够长期持续，会经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而且如果不加以妥善应对的话，还可能影响双边和多边地缘政治关系。

　　16.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企业已经初步发展起来了，也使得中国（政府和企业）具备了主导权和选择权。所谓主导权和选择权，即是不是继续依赖的原来的模式（贸易出海）？还是进行适度的海外投资（投资出海）？如果投资出海的话，投资给谁？要配以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服务更大的国家战略?（一盘棋）

　　17.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所谓“在商言商”，考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留下来”（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经济收益是否大于“走出去”（投资出海/海外生产）？这是一个计算边际成本的问题。毕竟中国有前述各种有利条件，从营商环境、本土市场、基础设施、劳动力、供应链等。毕竟，“走出去”，出海投资，管理海外企业和资产也是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所以，一种考虑是，能不“走出去”的话，似乎可以先不走出去，继续依赖中国制造。对许多企业而言，选择“走出去”，需要的是某些“临界点”的到来，边际条件的改变，例如国内“卷”不动了、海外有更好的条件了、地缘政治环境“倒逼”（美国因素）等等，都是例子。但可以合理预见，在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环境格局看来，更大规模的中国企业出海投资（“走出去”）是一个大趋势，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到来”的问题

　　18.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和欧洲）——酝酿和中国经贸战的国家们。要认识到，各个大国的底层逻辑归根到底是产业逻辑：争相发展本土产业。他们彼此是有竞争关系的，选举政府在政治上都很脆弱，希望给民众交差，这时，中国企业就有主动权、主导权和优势地位了

　　1)第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在强大产业逻辑、就业逻辑面前，国家安全问题是个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考虑国家安全，而是引入外商投资并不会自动危及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要求外国企业遵守即可。在这个领域，中国是做得最好的，中国非常注重国家安全，但又能兼顾引进外资在中国本土生产。例如特斯拉在上海设置超级工厂，不会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反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美国人、欧洲人是不是这个逻辑呢？本质上也是这逻辑。只要中国企业愿意去投资设厂，他们肯定会欢迎的。这个时候的景象是，反华的美国MAGA政客突然一转念变成支持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了。笔者认为，这就是特朗普的最终逻辑，背后有马斯克/JD万斯/Vivek Ramaswamy的支持。无论是对TikTok，还是对比亚迪，都能看出这样的端倪。他们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并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变成经贸谈判的一部分    

　　2)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和西方/欧洲国家是有竞争的。美国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但对其他国家只加征10~20%的关税。美国不可能对所有国家都加征60%的关税；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加征60%关税。所以，中国仅仅为了绕过美国对华关税而搭建海外供应链并没有那么难。这时，所有的美国盟友国家也都摆在台面上，一起竞争了：如果西方集团的某个国家更加安全，地缘政治上对我们更友好，愿意给予一定的让步和保护，投资能够获得双边政府一定的背书，有一定的政治和商业确定性，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投资呢？英国，德国，匈牙利，波兰……除了10~20%的关税外，美国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另外，我如何断定四年后美国政府会不会更替，换一拨更加反华的政客上台，要求剥夺我在美国的权益呢？（就像发生在TikTok身上的一样）如果真的能“走出去”，要在这些国家里挑选的话，那必然是挑选对我们最友好、投资最安全的地方。这都不算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决策。从中国政府来说，当然也可以将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作为地缘政治一盘棋的组成部分，而避免让企业个别“单兵突进”、“孤军深入”

　　3)第三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问题。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所有维护全球多极秩序、反对美国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中等以上国家不希望发展自己的产业。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就是力量。如果必须“走出去”，又有了这么广泛的选择的话，那中国企业当然可以考虑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而政府似也应该将中国企业出海作为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一盘棋

　　4)第四个因素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这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进行研究。即如果中国企业需要出海投资（“走出去”），能不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议程有所结合？从投资驱动的结算，到金融工具扩展，到人民币生态圈的构建。有一个判断肯定应当成立，即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应当增加而不是减少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和接受度。所以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有正面效果，而不是有反面效果。

　　19.中国政府为中国本土经济发展制定了非常好的产业政策，下一步，一个新的政府职能可能是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提供服务：帮助企业甄别，哪些企业可以/应该去哪些市场做什么样的投资，这是为了防止企业单兵突进吃地缘政治的大亏（被别的国家“欺负”了），也可以将企业出海投资与国家一体战略更好地融合

　　20.最后，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企业出海投资，将部分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对于当地市场显然有好处，他们可以获得投资、创造就业，获得管理经验（现在是向中国的企业模式“看齐”），发展本土关联/衍生产业，获得技术（欧盟甚至明确要求中国企业做技术转移），培养人才——这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做的一样。问题是，大规模的贸易、投资全球化，使得许多工业化国家出现产业外流乃至中空的问题，制造了今天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所以，企业出海投资又是一个有些敏感的事情，毕竟资本本身不分国界，缺乏“政治忠诚”，只追求最大化股东回报。而这正是美/西方企业过去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及至美国重振本土芯片制造业已成共识的时候，英特尔还威胁美国政府，如果不对其提供补贴的话，就到海外投资设厂。大企业大资本可以裹挟和倒逼西方政府。所以，这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假如国际地缘政治的情势（无论是管理与美/西方集团的关系，还是帮扶全球南方国家）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进行海外投资，那么问题即在于：如何平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维护、发展中国本土产业的关系；保住关键的就业，保住关键的技术，保住核心竞争力。保证中国企业/资本对国家战略的配合。              

　　21.最后，我们以若干问题来结束这篇文章。

　　1)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及地缘政治环境之下，中国企业是否需要改变简单依赖“中国制造+贸易出海”的模式，转向投资出海/“走出去”的模式

　　何时发生

　　规模多大

　　涉及哪些产业

　　以什么样的节奏

　　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则中国企业出海投资能不能（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支持和服务中国的国际战略，包括但不限于：

　　管理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关系

　　管理和美国以外西方集团的关系（欧盟、英国、日韩等）

　　发展和关键近邻国家/地区的关系（东南亚、南亚、中亚）

　　发展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金砖”、“上合”、非洲国家的关系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推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

　　3)如果答案也是肯定的，则过程中，中国政府如何为企业赋能（给予直接的引导和帮助，或谨慎保持“一臂距离”）；以及企业如何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理想的局面是，形成双赢局面

　　4） 如何平衡与中国本土产业的关系：就业、技术，核心竞争力。企业/资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承诺，让普通国人能够最终受益于企业和资本的出海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