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生育率低的两个原因

​富裕社会生育率低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我觉得它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

1、富裕社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生活成本过快上涨的问题。尤其在经济进入增速下滑的阶段后,由于经济模式始终把追逐利润放在首位,不惜加剧竞争来夺取利润,所以从宏观看,就会让物价增速大于人们收入的增速来谋利,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生活压力变大。结果就是养育子女的负担变重,逐渐劝退人们的生育意愿。

2、追逐利润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增速下滑期越来越难以从新增财富中获利,于是不得不从人们的储蓄中获利。这种盈利目标的变化会催生“消费主义文化”。生产方(企业和资本)会通过各种传媒,各种文化产品,去塑造消费升级的美好景象,营造梦幻般的美妙感受,并把它与人权、人道和人生进行扭曲地联系。这种文化氛围改变了人们的人生观,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责任”向“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转移。结果就是,人们对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视程度快速上升,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普遍下降,使权利与义务的配比失衡,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扭曲恶化。享乐主义文化的泛滥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而生育意愿的降低,人口的减少,又会让经济获利更难,从而进一步让资本去加码营造享乐文化。直到把烟酒、吸毒、变态……等生活方式都用来麻醉和引诱成瘾式消费,把女性平权也变为女性特权,使女性越来越不愿承担性别责任,最后进一步打击了社会的健康程度,使男性和女性的责任感都降低,造成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的普降。

对一个社会来说,生育率过低或过高都不好。生育率和财富生产能力相匹配是最好的。 

贫穷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一种无奈的赌博。这类似蚂蚁或蜂群的高生育现象。弱小的昆虫死亡率高,但是生活又需要劳动力,所以两下平衡就需要赌一把,用高生育率来抵消高死亡率,以便保持更多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质量、权利、尊严就暂时顾不上了。数量更重要。 

而富裕国家过低的生育率则是过分重视质量而忽视数量的一种表现。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也不愿意子女跟自己一样成为资本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过的像饲养场里的奶牛和肉鸡一样,被资本当做压榨对象,当做盘中餐。这是富裕国家许多年轻人拒绝生育的原因之一。“生育机器”是他们对这类社会现象的表述,抗拒的对象。

其实,自然界里的生命都是生育机器。但是,生命如果被社会制度压迫,约束,只能做生育机器,不能或很难成为一个有自由度的生命存在,那么,生命自由感受的下降会摧毁生育的热情。这种压迫感、约束感,在私有制社会里就主要来自围绕“资本核心”建构的等级秩序。 

社会有中心,有等级,有秩序,其实也没有错。没有这些,社会反而一团糟,没法顺利运行。这就像五根手指头不一样长,这很自然。长在手掌上,长在自己的位置上,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手的功能。但是,私有制社会以“资本”为核心建构的等级和秩序是错误的。因为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是创新者和劳动者,不是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创新者和劳动者就能生产财富。自然资源就在那里不会消失。而没有创新者和劳动者,资本家没法生产财富,除非他也承担创新和劳动的任务。 

所以,以“资本”为核心构建的社会会周期性地兴衰。这是由科技创新的活跃和乏力导致的。科技创新活跃时,利润增长加快,经济繁荣,财富分配即便不公平也能使大多数人的财富都增加,所以社会比较稳定,生育率也不容易恶化。但是到了科技创新放缓,利润增速下降后,资本无法从新增财富中正常获利了,就会以零和博弈的方式从创新者,尤其是劳动者的财富中谋利。这就伤害了财富生产的主力军,也就是伤害了生产力。结果就使得劳动力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表现就是消费低迷和生育下滑。 

综上所述,生育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恰当地生育率与公平公正的分配有关,与实现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有关,与“人民中心”而非“资本中心”有关。

人民的主体是谁?

人民的主体就是生产财富的主力军,就是承担了社会健康发展的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其中,创新者和劳动者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基础作用。围绕他们建构秩序,把创新者和劳动者照顾好,公平地对待他们,社会才能良好运行。继而,权利与责任得到正确地阐述和理解,生育的思想和文化被从资本的操弄中解放出来,生育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保障,这样生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参考文章:

《百年变局的经济、历史和哲学内涵》

202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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