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报告】希望的田野：苏维埃爱沙尼亚时代集体农庄的记忆碎片

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自1989年独立并引发苏联解体之后，一直对苏联时代的过往持负面态度，以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批判苏联时代的镇压、流放和清洗，立法禁止出现苏联时代的符号，禁止美化苏联的言论。拉脱维亚公审老游击队员、爱沙尼亚搬迁苏军公墓铜像，而就在今年，立陶宛法院刚刚判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数十名俄罗斯公民犯下“战争罪”，指控其在1991年对立陶宛的独立运动进行了镇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可以听到波罗的海三国对于苏联时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一些人看来，苏联时代的回忆似乎并不是一边倒的黑暗与恐怖......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学生埃沃·珀吕埃尔（Aivo Põlluäär）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以萨雷马岛上的维克托·金吉谢普集体农庄为研究对象，有趣的是，这里正是他的父母相识并相恋的地方。

在90年代初期，爱沙尼亚人回忆苏联时代的典型说法都是负面的。苏联时期被认为是打断了爱沙尼亚的自由独立。

在珀吕埃尔进行相关研究之前，他本来也相信那个时代爱沙尼亚经过了种种苦难，克格勃、中央指令性经济以及连篇累牍的宣传，那个时代不能讨论，也没人愿意讨论。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爱沙尼亚人其实也在正常的生活，日复一日，有着自己的喜与忧。

尽管苏联时代确实有种种负面的现象，不过从珀吕埃尔的硕士论文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回忆仍然有温情。这无关政治，而是一代人的青春。当然不会有人向往被占领的时代，但仍然会怀念青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人愿意去分享那个时代的记忆，他们的回忆并不像长期以来某些人的说法，给苏联时代贴上恐惧的标签。而更让人惊讶的是2017年9月，爱沙尼亚总统克尔斯季·卡柳莱德（Kersti Kaljulaid，爱沙尼亚首任女总统）在演讲中提到，她为很多人怀念在苏维埃爱沙尼亚时代的童年生活而感到困惑。

（50年代的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爱沙尼亚第一个集体农庄

1947年8月23日，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设立第一个集体农庄，根据种种条件将地点定在了萨雷马岛萨克拉（Sakla）村。萨克拉村委会主席赫尔曼·库宁（Herman Kuning）决定移交村里的土地，此前该村的土地属于爱沙尼亚科学院和岛上的一座军事基地。

萨雷马党委会认为，这个集体农庄将成为爱沙尼亚境内的“示范性”农庄，对其他爱沙尼亚人起到教育的作用。当然党委会还强调加入集体农庄要坚持自愿原则。

9月6日，在瓦库农场召开了会议，确立了集体农庄的章程，选举了农庄代表大会、主席以及审计委员会的人员，并且确定了集体农庄的名称：维克托·金吉谢普集体农庄。

维克托·金吉谢普，是爱沙尼亚著名的共产主义者，1888年出生，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长期在纳尔瓦工作。十月革命之后，金吉谢普曾担任爱沙尼亚革命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后进入契卡。1918年11月金吉谢普潜入爱沙尼亚开展地下工作，至1922年被爱沙尼亚安全警察逮捕，后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杀害。金吉谢普成为爱沙尼亚共产党最为著名的烈士，因此后来苏维埃爱沙尼亚时代的许多地名、街道都以金吉谢普命名，包括他青少年时期生活过得萨雷马岛首府。

（1950年爱沙尼亚民众纪念金吉谢普的活动）

加入集体农庄是否是自愿的？

动员村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工作落在了赫尔曼·库宁身上，一年前库宁曾在Lööne Bog村参加过集体劳动，后来以这次活动为基础创作的一首歌曲《萨雷马华尔兹》，在爱沙尼亚脍炙人口。

首先是为建立集体农庄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整个萨雷马岛有近800民众参加，活动上有乐队，有演出还有冰激凌，还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

出席活动的还有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古拉·卡罗塔姆姆（Nikolai Karotamm），他在讲话中呼吁爱沙尼亚人民以萨雷马岛群众为榜样，强调集体农庄的建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性。库宁和第一书记卡罗塔姆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负责建立第一个集体农庄。为此爱沙尼亚官方考虑了许多地点，但最终选择的是库宁父亲的老家萨克拉村。

为了说服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官方在农场举行集会，还有私人谈话，如果这些工作都还没有达到预期，就会派出更高级别的官员继续做工作。

在这样一番工作中，库宁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他试图为当地人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尽管如此，仍然有村民反对加入集体农庄，比如说有些村妇不许丈夫和库宁谈话。然而，凭借聪明才智加上偶尔的威胁手段，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达到了所需要的数目，爱沙尼亚第一个集体农庄正式成立，由库宁担任农庄领导。

（亚历山大·纳卡（Aleksander Naak）是第一个递交申请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村民）

关于加入集体农庄是否是基于自愿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当地民众回想起来，当时的氛围还是比较积极的，据说最早还有个农民因为在萨克拉村加入了集体农庄而在1949年幸免于被流放出境。

可以说这确实是事实，集体农庄拯救了许多可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正如一名1960年出生的村民回忆，就我所知，在集体农庄成立之后就没听说有人被流放了。

成立初期的困难

农用牲畜、设备、库存和生产设施都是集体所有的。在集体农庄进行更多和播种都是根据更高级别下达的指导方针进行的，并且承诺国家统购统销，还有规定的农业生产技术。

然而这些指导方针并未考虑到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导致不能按照规定给国家交付足额的粮食，许多人从集体农庄跑到了城镇里。

一位1940年出生的村民说，对于那些自己有牲口的村民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些牲口全都会被带走。

对妇女来说情况更为困难，她们不但要在集体农庄劳作，还要料理家务。

直到1979年之前，当地妇女几乎都不可能在家里陪伴孩子，妇女也要在集体农庄劳动，除非是濒临生产。产妇可以在家休息两个月，也就是“哺乳期”，但是要考虑到她们在生孩子之前的岗位难以保留，就算是回到工作岗位，也很难找到保姆。

一位1943年出生的妇女说，我的儿子当时只有两个月大，但是我必须去谷仓工作......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

（爱沙尼亚农民在Lööne Bog集体劳动期间拍摄的照片，时间为1946年6月9日，这次集体劳动是《萨雷马华尔兹》这首歌取材的原型）

缓慢的改革

虽然有很多困难，不过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在逐渐提高。从1964年开始，集体农庄开始用现金支付农民的工资，一年之后，庄员可以有休假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出去“娱乐”，旅行、看戏、看电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Kolkhoz）和国营农场（Sovkhoz）是两个概念，国营农场的工人有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而集体农庄作为集体性的劳动组织，庄员的收入要根据收成来定。苏联政府的远期计划是所有集体农庄最后都会变为国营农场。

一名1937年出生的妇女说，当时萨克拉就没有一块荒地，都种上了。有排污水的管道，也有引水的水渠，真是应有尽有！

但在集体农庄初期和末期，没有现金工资，可人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活下去。

饲料和资金短缺意味着要在许多方面展开工作，人们开始从集体农庄偷东西，这才能保证牲畜吃饱。因此盗窃甚至不被视作犯罪。集体农庄本身就是庄员的集体财产组成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股东”，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他们似乎享有分享集体财产的权力。当然，实际上每个人都会试图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因为这毕竟还是会受到法律制裁。

一名1947年出生的妇女说，要是不偷的话在集体农庄连牲口都喂不饱。

年青一代的美好生活

珀吕埃尔的家人也与维克托·金吉谢普集体农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祖父和叔叔在那里工作，他的父母在这里相遇、相识并相爱。珀吕埃尔自己就出生在集体农庄的家庭里。但无论好坏，他对集体农庄的记忆都很模糊了，只能依赖别人的记忆。

2013年，电视台在萨克拉拍摄了一集《Maahommik》（爱沙尼亚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主持人问一位以前的文化工作者，是否对集体农庄时代的生活不感到羞愧，他们回答说，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很多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萨克拉村还开办了一个集体农庄博物馆，这可能更证明了当地村民的观点。

（本文作者埃沃·珀吕埃尔的爷爷伦比特珀吕埃尔在1975年到1981年间是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该照片拍摄于1978年。）

收获节

集体农庄的成立周年庆典也是受到民众欢迎的节日。虽然50周年纪念典礼被称为集体农庄的葬礼（1987年），不过60周年庆典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虽然最开始这次所谓的庆典，不过是对苏联时代集体农庄收货节的拙劣模仿，爱沙尼亚Kanal 2电视频道在播出中全程用一种嘲讽的语气描述这次活动。

当时的萨克拉村社团主任琳达·拉达后来写道，这次节目关于萨克拉的内容含有侮辱性的内容，提到萨雷马岛居民时使用“非常怪异”这样的词汇。萨克拉村的村民以及其他参与这次活动的农民认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哀悼集体农庄体制和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只不过是一些集体农庄的庄员想用一次精彩的纪念活动来回忆过往的生活。“

集体农庄已经成为这些爱沙尼亚人青年时代的记忆，对他们来说这次庆典就像是老同学毕业聚会一样。萨克拉村现在仍然是非常有活力的村庄，这里的俱乐部被翻修一新，成了集体农庄时代的纪念馆，举办各种社团、舞蹈活动，许多工作仍然是按照集体劳动的形式展开的。

苏联时代在爱沙尼亚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作为苏维埃爱沙尼亚时代的第一个集体农庄，萨克拉在苏联时代留下的烙印并不是恐惧乃至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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