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邢台地震周总理赶去：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

　李克勤(jixuie)题记：人民至今称呼毛主席是大救星，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毛主席不是大救星?难道人民现在说的是假话?人民现在有必要说这样的假话吗?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开一代救灾新风，他用毕生的精力开创了一套完整的救灾文化。毛泽东救灾文化里面，有道，有精神，有思想，有一套意识形态;也有器，有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更有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器变通。这样的救灾文化，只有发生了大灾害时，你才会感觉到，你离不开他，你不能没有他，他，就是那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文化，其内在的必然属性，就是救灾，救民于水火之中。只要人民遇到灾害，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党和军队，不管是夺取政权以前，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救灾，那是义无反顾，理所当然的。这和那些只会搞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的官场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毛泽东文化，包括救灾文化，其创造和实践、传承，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救灾文化至今依然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中国需要，这也是市场需要，市场最大的需要恰恰是文化上的需要。毛泽东救灾文化，早就深入到中国文化中去了，经过几次大的自然灾害之后，谁还能否认呢?

　　邢台地震时，周总理指挥抗震救灾的纪录片

　　一、毛主席的救灾之道：植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之中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有一段经典论述：“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受难，也就包括受灾。

　　除非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忘记了毛主席的话，否则，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旦受灾，他一定会得到党的关爱的，这种关爱，就是毛泽东救灾文化的体现。

　　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习俗，谁敢说不是呢?

　　二、毛泽东的救灾之器：由道而变成的器

　　毛主席救灾不是起始于物质，不是等待有了多少物质之后，有了钱之后，再来救灾。用毛泽东的好学生王铁人的话讲，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如果说条件是看得见的器，那么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创造任何器的来源。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就叫做“精神可以变物质”。

　　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农业基础设施，国防和科学技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所有一切物质财富，哪一样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红色创业者创造出来的，有的是他们直接创造的，有的是他们留下的创造之道，人民再用此道再去创造出来的。

　　这个道，用得好，就好，用歪了，就出问题，就出现新的灾害。

　　试问，一旦有大的灾害，除了用毛主席的办法，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这就叫做天意。

　　天意不可违。

　　二、请听一首经典的抗震救灾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

　　这是一首许多人都熟悉的歌。就是这首歌，在1960年代中期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就是那首曾在邢台大地震中诞生并唱遍全国的歌曲，几十年来，一直是邢台下属的隆尧县久唱不衰的“县歌”。时至今日，在一些中老年歌咏队中，这首歌仍在被深情地咏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这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当年是由劫夫作曲、隆尧灾区群众做词而成。”河北省隆尧县委宣传部白红军副部长说，他是从小唱着这首歌长大的。而且作曲家劫夫的名字，隆尧4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当年，中央派驻震区体验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包括著名作曲家劫夫在内，就住在隆尧牛桥中学。

　　据当时牛桥中学的学生张自发回忆，劫夫有一米七左右的个子，头顶微秃。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地震的废墟上，穿梭于群众那低矮狭小的地震棚中，细心倾听着人们痛失亲人的诉说。

　　晚上，在地震棚那昏暗的马灯下，回忆起一位老大娘的讲述，劫夫久久不能入睡。那是一个七口之家，劫难过后，只有老大娘和他三岁的孙子活了下来。“老天爷，这可怎么活啊!”老大娘说，“解放军来了，不但救了俺，还送来了米面、锅碗、衣被。还说要把俺养到老，把孙子给养大，还要培养他上大学哩!”

　　临走，老大娘拉住李劫夫的手说：“同志，你记住俺的话，天大地大也赶不上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也比不上毛主席亲啊!”

　　感人的歌曲来自感人的事例，而老大娘那发自肺腑的话，不就是最生动的歌词吗?劫夫的灵感来了，一首抗震革命歌曲在牛桥中学诞生了。那优美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立即红遍全国。

　　劫夫当年跟周总理感慨地汇报说，“正是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才凝铸出了这首抗震救灾大合唱。”

　　四、周恩来是毛泽东救灾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

　　劫夫的那首歌，就是周恩来引导创作出来的。而周恩来又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则是不折不扣受他自己定下的道，救灾之道，所指引的，并且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这就是路线，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如此完美的救灾体系，当然离不开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的人去做，正是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共产党员，去踏踏实实地干，才会有毛泽东救灾文化的形成、实践和发扬光大。

　　有人就是不服气，好像周恩来是为毛泽东个人做事情似的。

　　这样的思维其实很愚笨，很荒唐，很可笑。

　　有这样的思维者，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同志，什么叫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信仰的同志!

　　你这样愚笨的大脑，怎么可能看懂周恩来的大智慧，怎么悟得出来毛泽东文化的精髓?

　　人物照片：周恩来总理在邢台地震灾区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时刻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1958年黄河发生特大洪水，他亲临现场指挥抗洪抢险。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冒着余震的危险，赶赴灾区视察慰问。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

　　周恩来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时，在3月9日、10日和4月1日三次亲临现场指挥救灾，他的言行，以及震区人民的行为，是毛泽东救灾文化的具体反映，我们不妨解读一下周恩来那时讲的10句经典话语：

　　1、没什么，继续吧。

　　——1966年3月9日(地震的第二天)深夜，考虑到周总理的安全，有人提议让总理离开瓦砾遍地的现场，周总理掸了掸身上的土，坚定地说。这是面对危险的大义凛然，可想而知周恩来给了身边的党员干部什么样的信心呢?当这些干部来到群众中的时候，信心不就传递开了吗/那可是真正的以身作则啊!

　　2、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

　　——周恩来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毛主席的代表身份出现，这就是党的力量，这就是毛主席共产党的神奇力量。灾害再大，有毛主席共产党的力量大吗?这不是对灾害的最好的，最有力量的蔑视吗?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态，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有人总喜欢拿“人定胜天”说事，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人定胜天，人定，才能胜天。毛泽东救灾文化总能够让人心定下来，让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战胜各种苦难，这不就是战胜自我吗?人最大的敌人不就是自己吗?不就是自己的弱点吗?这样的话，难道不是人定胜天吗?

　　3、人民遭了灾，我们要及时站在人民中间，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3月9日，周总理赶到隆尧县。晚上，在县委院内震裂的二层小楼一楼会议室里，听取地县和驻军的同志关于灾情和救灾工作汇报。汇报结束时，周总理深情地说了这句话。这难道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吗?

　　4、乡亲们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3月10日下午2时30分，3架直升机，带着太阳的瑞气，降落在距打谷场不远的地方。那架银色直升飞机刚停稳，螺旋桨旋起的尘沙还在飞扬，飞机的舱门就打开了，门口出现了人们热情盼望的亲人——周总理。当时，田野上还蒙着残雪，风冷飕飕的。周总理只穿一身青色呢子服，没戴帽子，双鬓斑白，显得衣着朴素而又过于单薄，他大步地走向群众。群众迎上来。周总理紧握着他们的手，连声说：“乡亲们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人们眼含热泪，潮水般地涌了过来。周总理先用手势让前面的人蹲下，还把一个乱跑的小孩抱给蹲在前面的人，叮嘱人们不要挤着娃娃。然后，他站在有秩序的群众面前，当他踮起脚尖眺望发现自己还望不到外围的一些人时，便问身边的人能不能找个什么东西，让他站在上面。部队的一个同志跑到就近的帐蓬外，搬来两个运送救灾物资的空箱子。周总理站在上面，望着扇面形的会场，大声说：“同志们，乡亲们，你们遭了灾，受损失很大，党中央、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这声音，像洪钟响在无垠的原野上，震撼着人们的心扉，上千名群众挥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就是人的自然，身处一种文化中的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那是自然的。

　　5、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这难道不是恰到好处运用毛泽东的思想吗?

　　6、死了人都很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在社会主义，天塌下来也不怕;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当得知老党员王老齐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儿媳时，周总理双眸湿润，闪着泪光安慰他。周恩来用来安慰受灾群众的精神，难道不实在吗?难道是空洞的吗?

　　7、不行啊，同志。我在讲台上讲，避风、方便，可群众呢?让几千名群众迎着风!

　　——4月1日，老天刮起凛冽的西北风，周总理又一次来到邢台地震重灾区巨鹿县何寨公社。周总理发现群众面对西北风而坐，就问巨鹿县县委书记张玉美：“风沙这样大，怎么让大家迎着风沙呢?”原来周总理到来之前，县委组织人用沙篙和席片、木板搭了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周总理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谁为谁服务?还用多说吗?

　　8、不要紧张。这座楼像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那群众的小屋不都得平了!

　　——3月9日晚上10点钟，周总理在隆尧县委会议室听取地、县负责同志的汇报，突然发生五六级的余震，大家立刻站起来，让总理出去避一下。周总理安祥、镇静地坐在会议室里，听报告、作部署，直到夜里11点多离开邢台。救灾，只能是救灾，而不是增加灾害。如果领导人只顾自己的安全，那么就必然会增加灾区人民的负担。在生死攸关之时，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的干部，才会临危不乱。

　　9、乡亲们，大家要把生产搞好，把日子过好。过几年，我一定再来看望你们!

　　——这是总理告别灾区的“演说词”。人们满含热泪挥手告别敬爱的总理。4月3日，周总理在魏县漳河大队对那里的干部群众认真地说：“邢台有一种高粱叫分支大红穗，耐涝高产收益大，你们要吗?我帮助买种籽，至少种十亩，试一试，与别的高粱一样种、一样用肥，一样看待，十亩高粱高产了，明年推广。”

　　从那以后，邢台地震灾区的人们，年年植树，年年打井。何寨等许多村镇成了平原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他们希望周总理再来时，行走在浓绿里，谈笑在树荫间。

1966年邢台地震灾区人民生产自救，在地震后第三天就开始上工

　　周恩来还推广了一样东西。在邢台抗震救灾的一次座谈中，周总理发现了坐在角落里、满面尘沙的音乐家劫夫，便叫着他的名字说：“你写的歌曲群众很爱唱。灾区的人民需要精神鼓舞。希望你能为他们写出好歌子来。我不会唱，可以为你推广。”

　　“我这次就住下来，力争完成总理给的任务。”劫夫说。

　　“好啊，你可以就地创作，就地教群众唱嘛!”参加座谈的人，对总理和音乐家的对话，报以热烈鼓掌。以后，在地震灾区乃至全国流行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歌曲的第一个音符，就是在这帐篷里孕育的。

　　你看周总理又抓精神，又抓物质，不就是典型的“抓革命，促生产”吗?

　　10、群众是主人，凡事要多和他们商量;要抓典型，多表扬抗震救灾中出现的先进。

　　——周恩来时刻不忘走群众路线，同时时刻也不忘纠正干部的缺点错误。面对大名县县委干部对打井的情况不甚了解，一向和蔼的总理一下子来了气，他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

　　试想，周总理对干部作风时时刻刻紧抓不放，那么一级一级传下去，全党的风气才会形成。

　　五、救灾必须时刻不忘抓党风

　　如果不对党风常抓不懈，那么就会再次产生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人。

　　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正是在救灾上出现的。1950年至1951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毛主席领导全党并非就只是解决了这两个人，就万事大吉了，而是时刻不忘抓党风，抓干部，并且形成风气。

　　“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毛泽东的救灾文化，归根结底，能否产生，能否流传下去，还是要有干部，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来推行毛主席的思想，来实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再好的文化也会遭受侵蚀的，人变了，文化也会变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认清楚什么是值得保留的好的文化传统，千万不要把毛主席那么好的救灾文化传统给慢慢扔掉了。

　　扔掉了好的文化传统，是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上帝会生气的，上帝是谁，毛主席说，上帝就是人民。

　　毛主席1963年5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了一段话，后来人们称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

　　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

　　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

　　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Do they drop from the skies? No. Are they innate in the mind? No. They come from social practice, and from it alone; they come from three kinds of social practice,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he class struggle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It is man’s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his thinking. Once the correct ide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vanced class are grasped by the masses, these ideas turn into a material force which changes society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 their social practice, men engage in various kinds of struggle and gain rich experience, both from their successes and from their failures. Countless phenomena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are reflected in a man’s brain through his five sense organs  —  the organs of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At first, knowledge is perceptual. The leap to conceptual knowledge, i.e., to ideas, occurs when sufficient perceptual knowledge is accumulated. This is one process in cognition. It i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objective matter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rom existence to ideas. Whether or not one’s consciousness or ideas (including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do correctly reflect the laws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is not yet proved at this stage, in which it is not yet possi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correct or not. Then comes the second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consciousness back to matter, from ideas back to existence, in which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e first stage is applied in social practic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meet with the anticipated success.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that succeed are correct and those that fail are incorrect,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man’s struggle with nature. In social struggle, the forces representing the advanced class sometimes suffer defeat not because their ideas are incorrect ! but because, in the balance of forces engaged in struggle, they are not as powerful for the time being as the forces of reaction; they are therefore temporarily defeated, but they are bound to triumph sooner or later. Man’s knowledge makes another leap through the test of practice. This lea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evious one. For it is this leap alone that can prove the correctness or incorrectness of the first leap in cognition, i.e., of the ideas,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formulated in the course of reflecting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There is no other way of testing truth. Furthermore, the one and only purpose of the proletariat in knowing the world is to change it. Often, correct knowledge can be arrived at only after many repetitions of the process leading from matter to consciousness and then back to matter, that is, leading from practice to knowledge and then back to practice. Such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Among our comrades there are many who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is theory of knowledge. When asked the sources of their ideas, opinions, policies, methods, plans and conclusions, eloquent speeches and long articles they consider the questions strange and cannot answer it. Nor do they comprehend that matter,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into matter, although such leaps are phenomena of everyday lif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ducate our comrades i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so that they can orientate their thinking correctly, become good at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at summing up experience, overcome difficulties, commit fewer mistakes, do their work better, and struggle hard so as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nd help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fulfillment of our great internationalist d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