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批判罗圣,讲讲其认知的深层次问题
对于罗翔的批判,我做一些扩充,力求批判之后亦有团结和构建。
1.民族主义的定义
谈论民族主义,就要首先区分静态的民族主义和动态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根性(封闭性)的体现,与其对外包容整合的枝性(开放性)相辩证统一。
图:树木的根与枝,根向内生长,视为封闭性的演化;枝向外生长,视为开放性的演化,根与枝虽然演化方向不同,但两者之间却相辅相成。枝繁叶茂需要根深蒂固,所以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繁盛生长的基础,类比到思想文化的演化上,即主体性和多元性之间相得益彰,保持一种中庸的平衡,即可演化出最有生命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恰恰是将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做得最好的,由此也诞生出冠绝天下的生命力。
静态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癌变---“极端民族主义”,是此种根性的狭隘表达。
其之所以在近代由西方繁盛起来,是缘起于其产业资本阶段的扩张,即战争以及选票政治中对于族群的选票需求。
而从更深刻的角度去看,此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根性表达,是欧美全球大移民进程中的必然过程。(无论是向内移民还是向外移民,其主体民族都会面临根性受冲击的问题,产生与异族之间的矛盾)
《教父》所体现的意大利人的抱团,就是向外移民的根性表达;特朗普现象的是向内移民冲击本族利益后的根性表达。
拿掉民族主义的符号,此种狭隘根性的表达,也演化为当代商业社会的“饭圈”现象。
单批判极端民族主义这个符号,并不能真正解决对于此种狭隘根性的批判需求。必须看到其本质,才能完成有见地有水平的批判与构建。
抛开静态的民族主义,回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我们看到的是,其整体层面的,动态的民族主义/动态的根性表达。
从华夷之辩到天可汗。从驱除鞑虏复我中华到五十六个民族一朵花。
中华民族的动态的根性表达,遵循着封闭性与开放性辩证统一的演化规律。在中华民族遭遇亡国亡种之威胁时,其根性/封闭性的表达得以强化,于是乎,汉武北击匈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谢玄淝水力扛前秦,北府军阵,草木皆兵;近代被殖民者压迫,我们朝鲜一战尽显国威。
而当中华民族强大安宁时,我们的枝性:开放性得以强化,于是乎广开国门,海纳百川,遂有天可汗之美名,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王道之理念现世。
但凡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能够领会中华民族这种动态的根性表达的特征,就不会陷入互联网上这种忽左忽右,忽而极端民族忽而极端世界的无根之辩。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早就躺平了,吃老本了,跳不出西方那套二元论思维,对于西哲的实践也是有头无尾,对于东哲的智慧更是差之万里。
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在狭隘片面地谈论静态的民族主义,拿义和团来内涵中国老百姓当下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绪,那这种人就是上述躺平知识分子的典型。
到了今天,谈论民族主义,应该站在根性/封闭性与枝性/开放性辩证统一的高度上,动态地观其演化,将对于民族主义的片面批判,甚至对于其所谓对立面,世界公民的片面地批判,转化为一种对于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思考。
即,如何去发挥中华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智慧与沉淀,去构建一个能够维持文化根性以及海纳百川的王道文化共同体。
这其实也是张维为老师等人提出“文明型国家”的现实意义,因为文明型国家谈的是文化认同而非族群标签,其格局能够给上述演化的规律腾出足够的表达空间。
由此,我的态度是,超越符号之争,甚至超越理念之争,回归明道,从明道出发,寻找有利于全人类进入良序的共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再与美西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戏雕。
革命需要纲领,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粗暴解构的当下,革命更需要具有哲学高度的纲领。否则以伤痕文学、虚无主义为内核的革命,那注定就是黄巢入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爽完就了事,管他洪水滔天。
2.两个批判:
驳斥两个观点:
1.以西方那套静态的民族主义来套我们本身动态的根性。
客观来说,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在产业资本阶段,经历两次极端的根性表达后(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进程展开后,其整合全世界的枝性表达。
而我们国内某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深受这套意识形态洗礼,但就是跳不出其历史局限性。
由此,带着普世价值的优越感,把当代因西方前期试图彻底金融殖民中国以及后期试图遏制中国崛起所激起的民族情绪/根性表达的强化污名化成静态极端的民族主义逆流。
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片面的,缺乏认识高度的,由此碰壁也不奇怪。
2.中华民族是近代才有的---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就如罗圣自己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之前马督工对这个观点就非常推崇。但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我前面也提到了,它本质是一种根性的表达。
只要中国的领土面积有那么大,人口有这么多,存在少数民族,存在民族融合的客观过程以及广土巨族的客观现状,那么对于中华民族这种文化共同体之概念的客观需求就在。
只不过此种需求不一定表达为中华民族这个词,也不一定表达为西方近代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因而以一个词语产生的时间先后来否定一种文化心理的客观存在---这是妥妥的咬文嚼字的学究行为,不值一哂。
同样,对于民族主义的狭隘化,其受害者也并非中国,欧洲亦如此。
文化共同体的表达,在东西都有清晰的痕迹。
在东方,文化共同体表现为动态演化至今的汉化、汉制。
在西方,亦有属于自身的文化共同体即根性的构建进程,比如罗马化、基督化。
屋大维对日耳曼地区的扩张与统治,瓦卢斯在日耳曼尼亚激进推动罗马化(构建一种超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尝试)被反噬,条顿森林战役兵败身死。
击败瓦卢斯的身受罗马教育的日耳曼贵族阿米尼乌斯,开展了没有罗马人的罗马化。丕平献土,查理曼登基,日耳曼人将自身与罗马教会,基督教绑定,试图成为欧陆的主流文明。
图:查理曼大帝加冕,标志着自小丕平起,日耳曼民族与基督教的融合彻底成型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共同体进程,有一个殊途同归客观缘起:构建超大疆域的多民族共同体(广土巨族)的刚需。这客观上促成了动态根性表达出封闭性与开放性辩证统一的特点。
西方在历史上的“罗马化”、“基督化”甚至当下由跨国资本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纲领的“全球化”,本身都是一种类似的寻求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行为。
但为何中国的文化共同体理念比西方的文化共同体理念更为深刻?
1)中国在历史上长期维持大一统,维持民族碰撞与融合(汉武击匈奴,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贞观天可汗,宋与辽、金、西夏、蒙古等周边的斗争,元、清入主中原)
2)西方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大一统,对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过度依赖于宗教(一神教的教义排他性太强,抹杀了其开放性)
2.如何看待中文互联网上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喜好。
1)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局限的“除草剂效应”,就像往舆论场粗暴地洒除草剂,的确能够粗暴地,带有溅射效果地抑制一些极端排他的声音,但既不深刻,也不精确。
因为其批判缺乏哲学高度,活在西方近代构建的,局限于资本主义扩张、战争,基于选举身份政治需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种,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构建,甚至会阻碍正常的根性表达,最终成为互联网上圈流引战的嘴炮自嗨,蒙蔽了真正的智慧。
因此,此种声音需要自我革命,若不能自我革命,完成超越,那么就自然会在历史的大趋势下成为反动的逆流,成为众矢之地。
而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在根子里并没有广泛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相比极端民族主义,文娱产业的饭圈化才是更应该被关注的事情。
而呼吁中国人远离极端民族主义,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不去解构民族主义,不去建构一套能够包容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就比如笔者提到的根性与枝性,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性的表达),光去逮着极端民族主义,用脱离了历史纵深,哲学高度的眼光去做隔靴搔痒的批判,这其实是我们部分知识分子落后于时代的体现。
2)罗翔的问题,就在于我上面所提到的,缺乏哲学高度,缺乏历史纵深。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拥有顶级流量的大V,作为专业法律人士,对于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演化之认识却如此浅薄,脑袋里塞满了后现代的青勾子娃儿的稚嫩观点和知识分子无病呻吟伤春悲秋的矫揉造作。
虽然互联网上喜欢玩“法外狂徒张三”的梗,这似乎塑造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一种存在感,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把认知的终点停留在玩梗玩符号层面,那知行合一的求索之路也就走死了。
玩梗归玩梗,但严肃的话题,应当严肃对待。
为何我们长期处在与西方舆论斗争的被动?为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王旗之理论构建如此艰难?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抱着经典抄字辩经者多,而知行合一,创新开拓的人少。
下知围绕符号跳舞搞饭圈,中知宣扬理念,上知明道而再造共同,而现实是下知甚多,中知寥寥,上知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早已过气,甚至在国内并不普遍反而边缘化的皇汉问题,能在2024年的今天仍然被顶流大V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引经据典地谈及---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情。
这恰恰说明,如果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思维水平拉胯了,也即是哲学的高度拉胯了,那就算是他再怎么引经据典,再怎么侃侃而谈,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们的知识界也是时候该革命革命,不是吹某些游戏那种根本就拿不出思维水平,只见伤痕文学和愤青反抗的革命,而是真正知行合一,明道求知,入局而弈的,具有唯物辩证哲学高度的思想革命,由此完成中华民族整体智慧的天道觉醒,构建出能够安定全人类,使之携手走向星辰大海的王道之思。
对此,淘汰劣币,扶正良币,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远比纯粹追求流量,赚小钱钱大于一切来得长远与实在。
无论是叛逆愤青的黑神话伤痕文学还是普世价值熏陶下的多愁善感的罗圣,我之所以批判,就在于他们撑不起我们未来宏大的话语建构。菜鸡们必须出本替补,菜鸡们不应该赖在副本里做各种引发灭团的骚操作。
只有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自我革命,思想文化的演化才能真正做到生生不息,愈发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