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没搞懂的现实,为什么大众不喜欢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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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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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Trade Paradox:

The Bad Politics of a Good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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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lan S. Blinder

译者 | 康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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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比起购买,我们更应该向陌生人兜售商品,否则我们将使得自己变得贫穷,而富裕他人。”此言,出自于1549年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之口。当时,商业资本兴起,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迅速崛起。

 

时过境迁,改词换句,这样的言论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推特里依旧四处可见。特朗普相信,贸易逆差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此言,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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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和大卫·理查德就对重商主义做出了批判,并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国家需要自由贸易。他们的观点说服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但却未对学界外的大众做出任何详细的阐释。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偏低,对其背后所隐含的利益链也知之甚少。

 

有些问题其实来自于贸易本身。贸易体系里,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即使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一切,两个国家都可以从通过贸易而获益。但是,相比于供需这样浅显直白的经济概念,比较优势其实是相当违反直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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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横杠在自由贸易前的还有民粹主义的政客及其不差钱的簇拥,对于他们而言,外国工人和企业是国内经济困境最好的替罪羊。

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很可能从根本上误解了大多人对经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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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问题,都不是什么轻而易举可解决之事。面对贸易带来的伤害,政府是有责任帮助因贸易而受到伤害的群体。经济学家也应更好地与公众沟通,即使最后,他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让大多人相信自由贸易的价值,其难度不亚于敲冰求火

 

彼时此刻

 

自二战以来,大多数西方政府都致力于发展国际贸易,并大力宣扬其优点。在经历了因贸易限制而出现的大萧条,和因二战而几乎彻底崩溃的国际贸易之后,千疮百孔的全球经济,急需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贸易体系。

于是,关贸总协定(后被WTO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关税条约如雨后春笋般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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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整体上是偏向国际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并且经常在大国中占据领先地位。自20世纪30年代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来,美国征收的平均关税一直在下降,华盛顿组织并领导了关贸总协定和后来世贸组织的谈判。除此之外,它还签署了许多双边贸易协定。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的贸易政策看起来(并且仍然看起来)更加倾向于保护主义。以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该协议标志着西半球向自由贸易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仍然有许多墨西哥农民由于配额无法将西红柿出口到美国,而不受配额影响的墨西哥卡车却因为其他条款而无法在美国境内开展货物运输。

 

尽管有各种不足,但驴象两党的领导人总体而言都是支持贸易自由化的,直到特朗普的出现。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他的保护主义言论震惊了许多观察者。一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者都被视为非主流人群,但特朗普并没有回避这一群人,相反他代表着这一群体人出战,并且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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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坚守反贸易承诺。他退出了奥巴马苦心经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并且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新的贸易协议之前威胁要颠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开始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并对其他贸易协定表示不满。

 

尽管过去的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共和党国会议员似乎也同意特朗普对贸易的攻击,因此特朗普似乎很少或根本没有付出什么政治代价

 

特朗普之所以能将16世纪的思想带到现代的美国,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自由贸易一知半解。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的方式及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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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独将“自由贸易”列出,人们的态度似乎会比较积极。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在2017年2月曾发起过一项民意调查,问“整体而言,你认为美国和外国之间的贸易是有助于美国、伤害美国,亦或者并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在这个调查中,43%的受访者表示有所帮助,34%认为伤害了美国。即使结果不是压倒性,但是这对于自由贸易者而言依旧是个好消息。

 

但如果出现了“全球化”这个词,民众的态度就会改变。2016年7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各国之间贸易,通讯,旅游和其他事物的增加。”然后问道:“总的来说,因为全球化,美国是受益更多还是损失更多?”结果显示,55%的人认为损失得更多,自由35%的人认为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如果在问题中提及“工作”,那么比分就会被进一步拉大。2016年CBS在民意调查中问,“总而言之,您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会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会使美国失去更多就业机会,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美国就业没有影响?”大约15%的受访者给出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正确答案,即贸易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但,其中有29%的人认为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有48%的人认为贸易会摧毁他们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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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会在抽象的概念上赞成贸易,但一旦涉及具体的事件,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尤其是当贸易与就业或全球化挂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公众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与经济学界的观点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自由贸易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将其向公众大规模科普呢?

 

它听起来就是不大对

 

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是违反直觉的,但经济学中其他重要的观点并不都是如此难懂。

价格上涨,需求下降,供应增加,这样的逻辑十分的直观。分散的市场能够有效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并将它们交到想要(并且能够负担得起)的消费者手中,亚当·史密斯的理论听起来也并不晦涩。

 

但当经济概念涉及贸易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假设因为拥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更高的生产效率,A国可以比B国更便宜地生产每种产品。那么,为什么两国都会从贸易中获益?为什么工作不会转移到A国,从而使B国的高薪工人失业?

经济学者们解释道,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专门生产不同的商品来发挥其比较优势。但这对于单线条的直觉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毕竟,市场无形的手难道不会将业务交给最便宜的生产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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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解经济学理论需要额外的思考。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如果AB两国相互贸易,那么国家A可以专注于生产它最擅长的,B国可以专门生产另外一样,然后两国交换,从而最大化两国利益。

 

对于经济系的学生而言,以上内容至少需要半小时的耐心倾听,并仔细思考老师们的论证和对反对观点的驳斥。然而,只愿意观看30秒电视广告的观众们没有这样的义务。所以,高深的真相无人问津。

 

然而,缺乏理解并不是公众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唯一原因。有些人理解了理论,但仍然有充分理由反对贸易开放。基本贸易理论表明,走向更自由贸易的每一步都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如同其他经济变革一样。

 

例如,如果美国削减或取消对钢铁的关税,市场上将会有更多的外国钢铁,而这将损害国内钢铁公司,并使一些美国钢铁工人的工作成本降低。那些人会将自己视为贸易的受害者。而贸易的受益方,例如美国汽车制造商及其员工,并不能对受害方起到多大安慰作用。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对整个国家的收益超过了损失。原则上,获胜者可以补偿输家,并且仍然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些东西。这样做可以让每个人从贸易中获益。但美国历届政府,甚至其他国家的历届政府,都未能推动受益者补偿受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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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确实有一些微薄的补偿计划。例如,贸易调整援助(TAA),为那些因为外国商业竞争而失业的人提供资金,用于帮助其再培训和支撑其失业期间的生活,但TAA资金不足,且难以获得。

 

原则上,政府可以改善它。然而,在实践中,共和党人不喜欢这个计划,而劳工嘲讽其为“丧葬保险”,工会的人则更喜欢“福利”。这种态度虽然可以理解,但没有工人和工会支持的亲劳工计划注定无人问津。

 

再者,自由贸易的收益和损失分布规律使得政策更难以被理解。整体而言,贸易使得普罗大众收益,但幅度不大,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贸易的好处是不可见的。然而,相比之下,贸易带来的损失是集中且显著的。

 

在总结收益和损失时,经济计算总是有利于自由贸易,但政治演算通常相反。收益和损失是相同的,但经济学和政治对它们的权重差别很大。而这可能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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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臭名昭着的糖配额为例,事实上,每个美国家庭都要因此付出额外的钱,聚沙成塔,结果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损失。但没有任何一个个体,会将这几美元的事上升到政治行动。相比之下,对于制糖业而言,配额可是企业能否生存,工人能否就业的保证。因此,相对于个体糖买家,他们更可能为了配额而奔走。

 

没错,自由贸易服务于广泛的公共利益,但是,总会有公司和工人会受到伤害,并要求保护。而在这场博弈中,经济学家和其他自由贸易支持者并不是唯一的发声者,其声音甚至算不上主流。

亚当·史密斯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指出,自由贸易的好处“非常明显,以至于如果商人和制造商不利用诡辩混淆人类的常识,那么它将永远不会受到质疑。”

1776年,《国富论》出版之时,商人们的诡辩没有结束,今日它们依旧存在,甚至因为现代大众传播的技术,和以以游说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而更有影响力。毕竟故事总是比纯粹的逻辑推导要来得动听。

 

在现代经济的喧嚣中,人们不断受到超出其控制的经济变化的伤害。大多数时候,这种伤害并没有单一的、直接的、明显的原因。但如果可以直接诉诸政府行动,就会有政客不顾一切,为其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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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不应该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毕竟,自由贸易是自然状态,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政府不在边境设置障碍,货物和服务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正如每天穿梭在纽约和新泽西之间的林肯隧道的那些货运卡车。

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下,这种自然贸易不断创造赢家和输家。但贸易协议不同,它们是政府刻意而为之的产物。这些协定身上有着“华盛顿制造”的印章,所以受害者们确切地知道应该归咎于谁。

 

卢德份子和重商主义者

 

十九世纪,工业兴起,英国民间出现了一群捣毁机械织工的纺织工人,他们被称之为卢德份子。看起来,他们似乎与强烈反抗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者相似,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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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贸易对于今时今日的民众而言,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相较于贸易,新技术摧毁了,却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尽管人们对机器人存在零星的恐惧,但今天很难找到任何以“会导致失业”为由,而反对科技进步的人。即使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是进步代价的一部分。但如果贸易导致了部分失业,那贸易就是不受欢迎的。

 

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改进和自由贸易的影响相似。他们都为大多数人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牺牲了少数人的工作岗位。此外,技术进步是扩大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力。能够长距离行驶的船舶、喷气式飞机、集装箱和船舶的发明,比起政府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通信与交通技术的进步,才是真正促进贸易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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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多数人以及为之发声的政客们,在反对自由贸易的同时,支持技术进步,并认为这二者之间毫无矛盾。指责机器是一件愚蠢的事,但是指责外国人就不是。

政治上更是如此,与硅谷不同,外国商人在国会没有代表,即使他们确实雇佣了游说集团。所以,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替罪羊吗?

 

不同的世界

 

然而缺乏公众理解和不正当的政治激励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学家无法向大众兜售自由贸易,其根源很可能是哲学意义上的:支撑经济学学科的世界观与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有很大不同。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商品和服务,然后将其分发给想要的人。每本基础经济学教科书都描述了这些目标,并吹捧自由市场如何完成这些目标,然后注意到一些问题领域,即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领域(例如污染)。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消费者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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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的福祉在经济学里是次要的。在经济学家的愿景中,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终目标。人们可以通过工作来获得支持其消费所需的收入,但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实现满足感或自我价值的直接来源。生产者的利益,包括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价值,在标准经济计算中几乎不存在。事实上,人们工作只是为了支撑消费。

 

但如果经济学家错了呢?如果人们像他们对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那样,关心他们作为生产者的角色及其工作呢?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咆哮了两个多世纪的事情,全部都是错的。

 

也许公众认为经济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提供高薪工作,而不是生产廉价商品。如果是这样,自由贸易的标准情况就会消失。贸易的论据则必须基于大卫·理查德的理论,即比较优势将人们带入工作岗位,使其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从而获得更多收入。这听起来似乎更难以理解了,并且这也不是经济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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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的观点似乎主导了舆论。例如,2016年彭博社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是否愿意为国内生产的商品支付更多费用,即使没有直接提及挽救工作,结果仍然是压倒性的: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多付一点钱,只有13%的人想要最低的价格。

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同年做了一个类似的民调,询问受访者是否支持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即使这意味着支付更高的价格。在没有直接提到工作和进口的情况下,有64%的人愿意为美国制造的产品支付更多费用。

 

空口白牙并不难,也许消费者不愿意更多地购买国内商品而不是外国商品。毕竟,他们经常在沃尔玛和其他大型零售商那些进口货架上闲逛。但即使民意调查中出现的态度对人们的购物方式影响不大,这些态度仍可能对政客产生影响。

 

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吗?

 

虽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快速解决向公众解释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而且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削弱对人们自由贸易的反对。

 

华盛顿应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TAA计划,简化其流程,扩大其覆盖范围,并加大力度帮助失业工人进入新的工作岗位。

经济学家也可以尝试在人们的脑海中将贸易与技术联系起来,将复杂的贸易理论与实际的技术应用类比,从而消除人们对贸易的误解。例如,在线购物越来越受欢迎,但如果货物是在国外生产的,网上购物这项新技术就会刺激贸易。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不放弃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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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也应该停止用“转移成本”来解释因贸易导致的失业。一名55岁的钢铁工人在俄亥俄州失去工作,因为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中出现了新工作,这一事实并不会让人感到安慰。对这位钢铁工人来说,“过渡期”很可能是下半生

 

诚然,比较优势的原则确实是违反直觉的,因此很难被有多种利益诉求的民众接受,政治演算中也确实存在着对自由贸易的偏见。但以上种种都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做的事情,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可行。

 

支持贸易协定的政治家,势必会受到各方指责。几个世纪以来,煽动者一直把国内的困境归咎于外国人,未来他们也将如此。

 

最重要的是,如果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好工作而不是廉价商品,那么贸易的标准论据就无法说服他们。

 

鉴于以上这些,也许经济学家应该感到幸运的是,现在的国际贸易形势并不是史上最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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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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