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孤军营来历及其后行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官兵，实际上仅420人左右），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大军撤退任务，又坚守四行仓库，与敌血战了四天四夜，威震敌胆，誉满中外，成为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之一(，这些都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在“八百壮士”中湖北人约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在湖北人中又以通城士兵为最多，共有一百多人（现已查访出有姓名者共74人），此情过去一直鲜为人知。湖北省人物志编辑部张祥麟根据通城县方志办（现已改为方志局）提供的资料进行辑录，以《“八百壮士”里的湖北人》为题，在1982年8、9期的《湖北方志通讯》上首先简要地披露了这一史实。

八百壮士离开四行仓库

笔者拜读了这篇通讯后，为了深入了解其原委，在通城方志办诸君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下，多次走访了“八百壮士”中的健在者。当年的抗日健儿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但依然思维清楚，十分健谈。他们不仅讲述了在淞沪会战中的许多动人的事例，而且还介绍了会战前后的不少珍贵史实。

经过反复研究，我终于找到了“八百壮士”里湖北人多，尤以通城尺为最多的原因，同时还了解到他们在四行仓库战斗结束以后的许多英勇抗日事迹，以及他们与新四军之间的不寻常的情谊。现将我所知道的有关史实综合整理，提供出来，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八百壮士”何处来？

·通城保安大队·

“八百壮士”多来自湖北省，其中来自通城保安大队者犹集中。

湖北省保安第五团是在湖北第一（专）区所辖之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崇阳、阳新、大冶、武昌、汉阳等县的保安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抗战前，湖北通城邻接的湘鄂贛边 区活跃着傅秋涛所领导的红十六师。国民党为了对付红军，维持地方治安，建立了地方武装，在通城县政府设保卫团，在县署内建警卫中队，总计百余人。1930年，警卫中队扩编为常备大队（相当于一个营），辖三个中队，共有200余人。1932年，又将保卫团和常备大队合编为保安大队，辖四个中队，总计官兵四百余人。1935年县保安大队编入湖北省保安第五团，后通过整编将原有四个中队缩编为三个中队。在淞沪会战前，第二中队被撤销，人员分别编入一三两中队，共有官兵200余人。

这支部队装备比较差，平时缺乏严格训练，士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不少是因生活无着入伍的，有的是被强迫入伍的。他们中间许多曾与红军有联系，因此无心与红军作对，反而对保安大队不抗日，专打红军，欺压百姓的行为不满。后来担任谢晋元团长卫兵的万连卿，曾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团长，被捕后仅因其年幼（不满16岁），才被县长贾廷申留了下来，被迫当了贾的勤务兵，贾去职时将万转到了保安大队。他的父亲万顺富1929年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乡支部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平江县苏维埃保卫局局长等项职务。1935年8月，他在与通城保安大队二中队的遭遇战中不幸负伤被捕，慷慨就义。

三中队队长石美豪（湖南人）也曾打算把弟兄们拉去参加红十六师，因被查觉，结果被关禁闭一个月左右，直到部队开上抗日前线的前夕才被放出来，并继续担任中队长“戴罪立功”。下士卢洪信曾带上十名士兵，携械投奔红十六师，因红军一时不知其底细，未敢贸然接纳，答应三日后回话。

就在这时，保安队抓住了他的哥哥，传信给卢洪信要其迅速归队，否则将其兄处死。卢洪信只得劝说弟兄们赶快归队，他自己却被迫流浪在蒲圻赵李桥一带，当保安大队开赴武汉途经赵李桥时，石美豪告诉卢洪信:现在国共已经合作了，部队要开往前线，希望他一道去打日本鬼子。

卢洪信欣然同意，立即加入了行军行列。也有少数人是在部队开拔上抗日前线时，自愿入伍的，如周福就是为了抗日，弃商从戎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些官兵中确有不少人是有志抗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已经打开。9月中旬，中共湘鄂赣省委与武汉行营谈判成功。武汉行营委任傅秋涛为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并决定给游击支队提供给养，同时明令各县、区停止与其冲突。

其间，中共湘鄂赣省委鄂东南道委书记和红军负责人江渭清等在通城和武汉先后与武汉行营及国民党通城当局，就鄂东南停战和红军集中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在中南地区厮杀整整十年的国共两支敌对力量，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为对付红军而建立的通城保安大队于中秋节将所辖两个中队全部开往上海抗日前线。

通城保安大队从通城出发，途经大沙坪、赵李桥到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一一蒲圻集中，然后乘火车到达武汉，在汉阳蔡甸“九栋营房”经短暂整编集训后，于1937年10月上旬随湖北保安第五团及其他各连（这时已改为营、连、排、班建制）在汉口大智门车站登上列车，踏上征途，经过五天五夜到达上海真如。

在其到达上海时，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已与日军拼杀两个多月了。该团原先的老兵来自全国各地，以江苏、安徽、浙江籍士兵为多，但多数已阵亡或负伤退出战斗。

部队虽经过几次大的补充，但每连只剩下五六个人，所以当湖北保安第五团到达前线时，他们基本上是按原来的营、连、排、班建制对口补充到五二四团的。O由通城抽调来的两个中队正好与其他两中队一起补充到了杨瑞符的第一营，故而在“八百壮士” 中通城籍官兵竟达百余人。

·八百壮士·

这些来自鄂南山区的士兵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十里洋粉的大上海是个啥样子，就投入坚守闸北的战斗，一打就是十多天。由于大场作战失败，牵动全局，国民政府决定撤退。

考虑到国际联盟11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即决定第八十八师留下，坚守闸北阵地，争取时间，以唤起国际友邦之同情。

第八十八师为减少牺牲，权宜变更决定由五二四团第一营担此任务，配置必要的特种部队（共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并由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0 10月26日，他们转移到四行仓库，八十八师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

由于当局原意要留一个师，而今仅有一个营，同时也为了迷惑敌人，故该营对外使用五二四团番号。

又因其负责指挥者是谢晋元，故人们称其为 “谢晋元团”。

后来记者采访时问及其兵力时，士兵均被叮嘱对外统一口径为“八百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他们进入四行仓库，条件十分艰苦，孤立无援，根本没有援军可以期待，因此人们又称他们为“四行孤军”。

他们人人写了遗嘱，抱定死决心。英雄的孤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与敌人血战了整整四天四夜，竟使数万日寇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后行踪

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突入孤军营，将 “八百壮士”押至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2月，自宝山押至龙华游民习艺所，后来又将他们押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八百壮士”仍然团结一致，严守纪律，在雷雄（谢晋元牺牲后代理团长）率领下，全体官兵坚持操练。

日寇对此既怕又恨，他们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一位名叫邓贵清的湖北籍士兵气愤不过，用扁担将一日军手臂打断，日军当即集结几百人将“八百壮士”团团围住，四周架起了机枪，威胁要将他们全部打死。

雷团长毫不畏惧，提出抗议我们不是战俘，为什么把我们当俘虏？日方无言以对，未敢立即报复。

后来邓贵清被派到鼓楼做苦力，走在一座桥上被日寇用枪托活活打死。

为了不让“八百壮士”团结在一起，日寇将他们拆散，除老虎桥监狱中留一部分外，其余分别押往南京孝陵卫、光华门，杭州，安徽裕溪口以及南洋的新几内亚，强迫他们做苦力，肆意虐待。然而敌人的残暴改变不了他们抗日的意志和重新投入抗日洪流的向往。

到孝陵卫的孤军士兵被押在日军的士官学校，由日军的一个班看管，营区四周有铁丝网和电网。

他们在这里主要从事割草、喂马、换马掌等体力活动。当日军知道他们是四行孤军后不敢轻易侮辱。

1942年11月的一天，孤军士兵偶然发现电网未通电，他们商议后便有计划地分批逃了出来（第一批共逃出8人) 逃出的人先后在句容县茅山集中。

当新四军游击队见到他们佩带着谢团长纪念像和其它四行孤军的标志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后来他们中一部分留下来加入了新四军，不愿留下的由新四军发给路条和路费（一共300元法币）。

第一批逃出的八人便在新四军的帮助下，经溧阳、丹阳到达张渚与国民党江苏监察司的昊绍树取得联系。吴打电报请示张治中，张指示将孤军送回重庆。于是这批孤军便经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于1943年到达重庆。

他们经过成都军官学校培训一年后，回到了八十八师，随即开赴滇缅作战。从孝陵卫逃出来的孤军不论是参加新四军的，还是参加远征军的，都在不同的战场上打击了日寇，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新的贡献。

押到裕溪口的孤军，被迫天天为日寇运煤，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劳动十分艰苦。新四军闻讯后，便多次派人与之联系，并表示如果孤军打算逃跑，愿意派兵接应。随后双方约定了起事的时间，原代团长雷雄与大伙制订了逃跑的计划。

1943年春节那天收工的时候，孤军士兵利用敌人的麻痹，举行了暴动。雷雄一声口哨，孤军便迅速将两个日军哨兵打死，并夺得机枪一挺、步怆两支。孤军从不同方向朝与新四军约定的地点跑去。日军发现后，急忙派兵追赶。卢洪信用机枪掩护，同敌人交火，这时接应的新四军吹响了冲锋号，日军不知虚实，不敢穷追。孤军们在约定的地方与新四军胜利会合。

孤军在新四军驻地受到了热情接待，其中一部分加入了新四军，其余的人（包括雷雄）在新四军和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到了第五战区所在地——老河口，并留在中央军校分校学习。

在杭州的孤军也有个别人逃了出来。只有送到新几内亚的孤军（除孤军外，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同胞，总共约千余人），因远隔重洋，无法逃脱。他们在那里被迫修工事，挖战壕，种庄稼，不少人被折磨而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政府用船将他们送回广州，同去的中国同胞这时只有百余人了，通城籍战士毛炎炳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