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中国需警惕明朝陷阱”，这些年我们掉的“陷阱”还少吗？

联合早报今天刊登了一篇郑永年教授的文章，题目叫《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在文章中，郑教授认为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并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Excuse me，4月12日的南海阅兵要不要了解一下？

4月10日的习近平主席博鳌演讲要不要重读一遍？

何以中国就要放弃崛起掉入“明朝陷阱”了？

其实学者的未雨绸缪我们也可以理解，毕竟得说些未卜先知的话才足以显得自己眼光高于常人。但是再未雨绸缪、未卜先知，总得讲点事实根据吧？难不成郑教授这篇文章写于博鳌论坛、南海阅兵之前，是篇存稿？

当然，这篇文章也并非一无是处，郑教授的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比如不能总是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忘了还要“有所作为”……但这个“明朝陷阱”的说法实在让我浑身不舒服，何况这些年知识界受西方话语把持，中国掉的陷（da）阱（keng）还少吗？

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经济长期停滞等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初是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报告（Gill and Kharas，2008）中提出的。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低于975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介于976到3855美元之间）、中高收入国家（3856到11905美元之间）和高收入国家（高于11905美元）。但是，基于当时对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观察，许多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这一行列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难以超越中等收入区间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其中，拉美的巴西、东亚的韩国经常被拿来当教材。

但这大概是最说不清的一个概念吧。看看这张图，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纵轴是现在的收入，横轴是五六十年以前的收入，每一个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到底是多少，一直却没有定论。2008年中国人均GDP4000的时候，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4000-6000。2012年中国人均GDP6000的时候，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6000-8000。2016年中国人均GDP8000的时候，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变成了8000-12500。——总之，无论中国怎么发展，始终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所以，关于这个陷阱，最经常被问到的就是：

中美关系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吗？

有说掉进去了的，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至少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并且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加上最近又是中美贸易战，这种说法似乎更能站住脚了。

当然也有说没有的，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并不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情况，解决中美经贸矛盾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坚决捍卫中国合法权益的同时继续保持温和、克制。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有两个重要前提，首先挑战国的实力要达到对方经济实力的80%，第二是意图门槛，即挑战国是一个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而从现状来看，中国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0%左右，其次中国是满意的国家，不是不满意国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换句话说，中国并没有重写规则的意图。

对此，我只能摊手。

金德尔伯格陷阱

这也是关于中美之间的一个陷阱。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霸权稳定理论奠基者之一。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

后来，约瑟夫·奈就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指，没有国家有能力、或者虽然有能力却没有意愿和手段来领导世界，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一种状态。

放到眼下，这种情况似乎很迫切了。毕竟特朗普上台之后，高喊着“美国优先”，退出了巴黎协定、教科文组织，至于全人类？对不起，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美国人民。

美国的收缩战略，也让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加充满期待。

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美期间指出：“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公共产品、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都是在现行的国际框架中进行，这是一个大前提。世界不应该担心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更应该担心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

中国崩溃论

“不久之前，对于北京的官僚们来说一切还算运转正常。但现在没有什么是运转正常的。所以，是的，我的预言有过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将在2012年、而不是2011年垮台。我敢打赌。”这是2011年，中国崩溃论最起劲的鼓吹者章家敦的预言。凭借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日复一日地预测中国即将崩溃，他也成为了这一论调的最佳代言人。

章家敦之后是沈大伟。

2015年，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长文，断定“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开始进入残局（endgame）”。他写道：“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

尽管预言一再落空，但章家敦、沈大伟们并没有放弃，不仅继续鼓吹中国崩溃论，还不断造出新名词来继续卖狗皮膏药。从年初一直吵吵闹闹至今的“锐实力”就是其中一例。

所以，不是中国入坑深，而是西方戏太多。

附郑永年：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

1 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

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的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

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2 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3 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1990年代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