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多重因果之三，王霸兼用

一，苏联，这是个曾让半个世界闻之色变的名字，或许是他曾经带来的恐惧，压迫感过于强烈，过于刻骨铭心，以至于在这个名字终于消散入尘烟的30多年后，竟然被某些有心人试图篡改历史，抹去他曾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痕迹。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这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历史嘛，“为尊者讳”，“春秋笔法”，这咱们都懂，可是这才过去30多年，历史的见证者大多还都在呢，就这么按部就班，明晃晃地开始篡改事实了？这可是苏联啊，人类历史罕见的“巨无霸”帝国，20世纪历史，世界格局无可置疑的参与者，缔造者。这得有多强烈，多刻骨的恐惧与仇恨，以及究竟有多奇葩的历史观，才会做出这样的事。进而，做出这等事情的人，组织，国家，乃至文明，究竟是对自身文化，文明不自信到什么程度？

毕竟，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你站在文明还是历史的角度，你都无法将苏联从整个西方的“文明史”以及“世界史”中剥离开来，正如你无法剥离美国。客观地说，那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苏联兴衰史，以及在“二战”之后开启的那一段“美苏争霸”的“冷战”史，应当就是“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时，对自身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自我修正，或者对自身未来不同方向的探索，试错。从这个角度，无论美苏，其实都是“西方文明”迈向下一关阶段的过渡，都是文明新阶段之前，自我修正，试错，并相互印证参战的“不完全体”。

之所以会这么想，因为很显然，类似的过程，在中华的历史中，我们的确也曾有过，那就是，“春秋战国”，“王霸之争”。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类比过于牵强，过于不讲理？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二，所谓霸道，毫无疑问，最终“横扫六合”，奠定“大一统”的强秦，《商君法》是其典型代表。什么是王道？孟子说得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荀子就直白多了，“崇礼”，“重贤”。是不是仍然觉得不好理解？从我们如今的视角来看，无论“崇礼”还是“隆礼”，说的都是一个事，即反对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强调维持原有的“诸侯”之下，“卿相”阶层“分封而建”的“礼法”等级制度，以最大限度地维系社会稳定。“重贤”，“尊贤”则是说从当时已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受不同程度知识教育的“士”阶层人群中，选拔任用其中拥有各种专长职能的人。“卿相”阶层就不能有“贤”吗？人家根本无需“贤”嘛，尊与重，国之大位，生而有之，贤与不贤只是个附加点缀。

这个“王道”，强调最大限度维持内部稳定，在可接受范围内对等级森严的“礼制”作适度调整的策略应该说可以理解。在“大争之世”的背景板映衬下，过于激烈的国策很容易打破内部平衡，造成动荡乱局，从而给各种外部的虎视眈眈，内部的居心叵测提供可乘之机。

那么秦国是咋回事呢，他不同啊，首先他处于处于当时核心文明圈“中原”地带的边缘，背靠“游牧”，因缺乏水利土地相对贫瘠可耕作土地有限，大片土地从未开垦，相对“中原”列国其地缘价值在当时可谓乏善可陈。其次秦国经历了约莫百年的内部动乱，从公族到卿相，枝叶凋零，力量有限。第三，“战国”时期率先崛起的魏国，通过连番大战，打得秦国精锐尽丧，并借此越

过黄河天险，在秦国的“河西之地”站稳了脚跟。此时的秦国，整个关中平原，直面魏国强兵，无险可守，生死仅在对手的一念之间。空前的亡国危机，迫使秦国贵族团结起来形成共识，愿意让出部分利益，求“新”求“变”以图快速强国强军，之后嘛，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一系列“微操”了。

秦国的“霸道”，以及“商君法”，最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有两点，首先是是他的贵族阶层为何最初时能够接受，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这个上面解释过了，第二就是那些后人看起来严苛琐碎到如今的我们看起来惊心动魄的法规，秦国的底层人民又是如何接受的，至少在初期，甚至有点欢欣鼓舞，怡然受之的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所谓“王霸之争”的真正核心，秦国变法被“编户齐民”的绝大多数人是谁？在成为“民”之前，他们是自耕农吗，是“农民”吗？当然不是，既是“农民”，又何来“齐民”？他们是“野人”，他们是“分封制”，“井田制”下，被捆绑依附于土地，贵族，连从军打仗用生命赌一个改变自身境遇机会都没有的，跟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封建庄园制”中劳作的，处于相同生产关系和生存状态的，“农奴”。从“奴”到“民”，不仅是身份的改变，还有了投军凭借“军功爵制”获取极大荣誉感并上升阶层的机会，你说他们该不该开心？我们后人认为秦法过于严苛，但那些刚刚由“奴”而“民”的秦人会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相比以前的“野人”，“农奴”状态，我还觉得好多了呢。

自“春秋”而“战国”，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和激烈，从“三家分晋”的“赵魏韩”三国发端，列国都有一定程度“解放”农奴的举措，没法子嘛，兵源，后勤的压力下,不得不然。但只要外部危机稍稍平息，就又都不约而同地作了不同程度的“回档”，这也很好理解，外部危机一旦搞定或暂缓，内部的利益之争立刻就又在风口浪尖了，要知道，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争斗的残酷程度，那可丝毫不亚于国与国之间。

只有秦国，前所未有，把“编户齐民”做的完全，彻底，甚至连商鞅自己，都承认这超出了“霸道”的范畴，在与友人的交谈中称其为“强道”。以此为基础，秦孝公与商鞅又编练新军，推行“军功爵制”，并广招六国“俊才”充实郡县官僚，在“军务”“政务”两个层面大规模启用“士人”，以取代原有的贵族阶层，又借助“迁都”咸阳再次动摇了贵族的根基。等到原有的贵族阶层终于回过味并团结起来时，大局已然难以撼动。即便如此，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秦孝公死后商鞅仍然为秦国的内部稳定付出了生命代价。

商鞅的死，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那个我们如今看起来似乎更多形容词属性的，轻飘飘如口水仗一般的“王霸之争”，还原到他原有的时代背景之下，竟是有着如此深刻复杂社会背景的，名词属性的制度之争，路线之争，你死我活的阶层利益之争。进一步说，正因为所谓“王霸之争”其实是你死我活的阶层利益之争，所谓强秦的“霸道”，更是深刻彻底的社会变革，那么如此大量的刚刚改变阶层身份的，包括由“奴”而“民”，和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的，取代原有旧贵族势力的“士人”阶层，他们有没有现成的，与自身新的身份，社会地位相匹配的“公序良俗”，社会行为道德体系？当然没有。如此，在生产力条件极其有限，不具备“全民教育”能力，连“广泛教育”都做不到的情况下，想要在这个刚刚经历深彻社会变革的国家快速建立起高效，稳定秩序的方法，就只剩下了一种，繁苛琐细，严刑峻法。这就是提到“霸道”就离不开“法家”的原因，反过来说，这也是为何只有“法家”才能真正成就“霸道”的答案。至于说，为什么又会有了刘邦的“约法三章”，你看这还是当初那个刚刚完成“变法”，百废待兴，万民嗷嗷待哺，更有亡国危机时刻悬在头顶的秦国吗，这都已经百有余年过去了兄弟。

三，回过头，再来看“美苏争霸”和苏联，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两大阵营之后，难道不是同样的制度之争，路线之争，你死我活的阶层利益之争吗？进而，同样的身处“大争之世”，同样的兴起于“文明边缘”，同样的，在飞速发展的生产力推动下，在不断扩大的战争需求下，封建庄园体系逐步解体，旧有的生产关系越发沉重疲惫不合时宜，新兴阶层与旧势力间矛盾日益激化，同样的在“战败”背景下产生的深彻社会变革，是不是这样？还会有人觉得我是强行将两者对比，牵强附会吗？最后，失败了的苏联如今面临被逐步从历史中抹除的命运，成功了的强秦呢，连同那部《商君法》以及商鞅本人，是不是在其后的2000多年里，直至如今，都还在被所谓的“精英史观”不断地抹黑，被批倒批臭？他们究竟在害怕，在恐惧什么？只要你明白了苏联诞生，存在的意义，明白了“商鞅变法”的内核所在，这一切，如水流就下，如利刃破竹，一目了然。

“王道”强调分权，“霸道”讲的是集权，同样，“美苏争霸”中，所谓“意识形态”对立壁垒的核心，不也正是分权集权之争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华夏文明最后胜出的是集权的“霸道”强秦，而西方文明胜出的却是分权的“王道”美国。无论是强秦，美国的胜出，还是苏联的败亡，理由，原因，各种细节都已被说了太多，每个人都理直气壮，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说的才唯一正确。我只想说，先搞清楚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事件，搞清楚苏联是一个绝对“巨无霸”型的“超级大国”，在讨论这种级别国家的兴衰成灭之时，无论你堆砌多少细节，都必然暴露出苍白无力，因为无论他的兴衰成灭，其理由，原因的深彻，宏大，都必然与他的级别，规模相对应，与此相对，无论你说的细节有多板上钉钉，证据确凿，都只能是表象。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自从“二战”之后“冷战”开启，在“美苏争霸”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的每一步进程中，中国都毫无疑问起到了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作为后来者，比起着眼于那一段历史里美苏两强的此起彼落，更值得被关注的是，作为公认的弱势第三方，中国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是如何撑住了那一段“举世皆敌”难以想象的巨大外部压力的。因为很显然，只有理解了新中国立国前后所历经多次艰难困苦，只有理解了上溯至1840，为了“独立自主”这四个字，我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你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是如何崛起的！

国力构成四大要素，生产力，组织力，体量，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改开”之前，在新世纪之初“入世”之前，我们具备哪几样优势？改开，入世带来的又是哪一样的飞速提升？(生产力＋组织力＋体量)×文化＝国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又反过来推动了我们组织力的再次整合，升级，进而将文化推到更高层级，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文化？

四，冷战之后，美国凭借大胜之势强推其理念，文化至全世界，美军大兵身负利刃，手捧“自由，民主”圣经，全球到处砸门踹锁，穿堂入室，至今不过30年，那杆曾经让无数人仰望的大旗，如今早已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强秦一统后，强推《商君法》至全华夏，堂堂帝国，二世而斩，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支撑起一个强大国家的，从来就不会是什么“圣经”，更不会是什么“意识形态”，“制度”之类的“祖宗成法”，而是人心。所有这些“圣经”，“意识形态”，“祖宗成法”，之所以曾经管用，奏效，是因为他符合，对应当时的人心，然而时代不会停止向前，人心终究会变化，沉醉，执迷于历史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人心？文化就是人心，就是人心的集中体现。站在美国或大秦的立场，“先王遗训”，“祖宗成法”，曾带领，指引他们克服万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完成千秋伟业，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丢了呢，怎么能轻易说改就改呢？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大秦帝国的体量，规模，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所能相提并论的吗？如此庞大的体量，规模，意味着更加复杂多样，差异显著的地理气候环境，资源物产禀赋，历史文化风俗，以区区战国诸侯之一秦国之“成法”，强推于整个华夏，好比把3岁小孩的衣服硬要往30岁大汉的身上套，行得通吗？进而，不要说如今的美国，就说曾经的冷战，都不是单纯的两个国家之争，而是两以美苏各为代表为核心的两大国家阵营，集团之争。而这美苏又是各自以什么方式各自管理这两大集团的呢，毫不意外，核心思想都是自我中心“地缘价值，零和博弈”。没错，最后败亡的是苏联，但是美国呢，他在冷战中就表现得很好吗，若不是实在撑不下去了，他会主动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推动“中美和解”吗？没有中国在背后的谋划，以及对苏联的巨大牵制和消耗，他拿什么去一举扭转“冷战”的颓势，败像，赢得最终胜局，真以为他是什么“天选之国”？

所谓的“地缘战略”，永远都只具备战术价值，也许对于小国来说是强国利器，但他从来不会，也不应该具备战略意义。因为无论你为所谓“地缘战略”套上多少光环，都改变不了其背后“自我中心，零和博弈”的本质。对于一个强国，大国来说，所有的战略谋划，排在首位的都应该是人心，文化。什么叫做“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只有你的文化具备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弥平所有的差异性，能够超越所有的那些差异性形成共有的文化认同，你才能真正拥有你所掌握的，你的文化包容性的大小与你所能真正拥有的多少，成正比。

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大秦一统华夏，而后来的主体民族却都自称“汉人”，而不是“秦人”呢？进而，大秦二世而亡，汉王朝又是凭什么坐稳江山，并把自己的名字与华夏文明，与我们这个民族联成一体，密不可分的呢，凭什么？那些彪炳史册的煌煌武功固然令人赞叹神往，但是，难道大秦的武功不盛吗？帝王之道我们本无从知晓，但是汉宣帝的一句话露了玄机，“王霸兼用，杂以权谋”。

汉宣帝这话是说，王道也好，霸道也好，包括“诸子百家”，都只是在社会，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方向所采用的方法，手段，哪个好用就用哪个。而方法，手段原本就不应该成为什么路线，主义，意识形态等等他不应该成为的东西，王道，霸道无论是成为形容词还是成为动词，都不应该继续成为名词。进而，在种种不同的方法，手段 ，策略之上，再以道家思想作为统摄。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全都是诸侯之道，唯有道家才是真正的“天子之道”，因为他本就出自周王室，是西周以前数千年华夏最高文化思想，以及周王室“官学”系统思想的集大成，智慧结晶。虽然时过境迁，他已不再适合成为具体而行的国策，但是把握其思想内核作为指导方向，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唯有兼收并蓄，也只有一视同仁，心无芥蒂，汉王朝才能真正做到在一个空前辽阔的国土之内，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自心底的文化认同，文明认同，也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汉”。

五，是不是觉得太虚了，还是不大好理解？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在大力“维稳”的同时倾力“扶贫”，这就叫做“王霸兼用”，其内核是“以人为本”，还不理解那就只能慢慢理解了。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的，苏联的，甚至诸多小国的经验，方法，哪个好，哪个顺手又没副作用我就用哪个，哪个最适合国情又切实有效就用哪个，还可以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方向有针对地同时用，一起用，再根据实际情况或增或减，这是相对汉王朝，在更大的体量等级，覆盖更多差异性，更高的文化，文明层级之下的“王霸兼用”。

是不是觉得好像没什么，不就是务实嘛，实际上只有你的文化具备足够巨大的包容性你才能做到，尤其是在今天，在举世汹汹，“政治正确”甚嚣尘上，各种“经学入脑”喧哗鼓噪的当下，没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你就只能随风摇摆，茫然无措。再次强调，(生产力＋组织力＋体量)×文化＝国力，文化包容性的强弱与国家，社会的体量密切相关，进而文化包容性的强弱＝文化的层级高低。一个国家，社会只有具备足够的体量，才能在生产力组织力的支撑下，产生与此体量相对应的文化，进而只有你能覆盖足够多，足够庞大的历史，地域等等差异性，你才能在更高的层级上认识，领悟规律，从而推动自身文化进至更高层级。

无论苏联，还是冷战之前之后的美国，他们的文化具备如此强悍的包容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各自都拥有着庞大的体量，偏偏驱动这身体的心脏，却又这般渺小，脆弱，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他们无法自发生成对应这庞大体量的文化，只能被动地以一个小国的文化心脏，艰难支撑着他们大国的身躯，出现各种供血不足，机能失调，以至最后轰然倒地都是必然的。应该说，他们并不是完全对此浑然不觉，也不是没有做过各种尝试和努力，甚至试图寻找替代品，然而，在这“大争之世”里，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里，有谁会停下来等他们呢？至于汉王朝，至于中国，别忘了，在此之前，“华夏”的共同认知已有上千年，数千年，在这其间“文化同一”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先祖早已经由各种方向的探索，试错，替我们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历史，才是我们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文化，才是我们穿越这数千年悠悠岁月，始终屹立不倒的关键要素。

如果说，一种文化类型，一个文明样式能够在三五十年的时间里快速崛起，并能在一众包围，环伺下支撑近百年的霸业根基，从而在人类历史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除了他自身的实力，特质之外，运气的因素也一定不可或缺，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叠加嘛，但若是这个文化，文明能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始终屹立于世界之巅，虽然经历多次灭顶危机，却又能多次浴火重生，光耀天下，你会怎么看待他？你还会认为这里头有运气因素吗，除了实力使然，除了必然性，你还会想到别的吗？

如此，所谓“中美博弈”的因果，也应当有这么一层，帝国的文化心脏与他的身躯之间存在如此反差巨大的不匹配，在“全球通联”，早已不存在物理障碍，在“经济一体化”早已成为全球共识和需求的今天，在“全球气候大变化”已然初现端倪的当下，世界呼唤拥有着更高文化层级的国家，拥有更加具备包容性，更少自我中心，更少排他性的文化，文明，来引导，帮助这个世界，帮助全人类，应对未来种种难以预想，无法预知的灾难，危机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