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喜欢哈里斯还是特朗普？为何中国战略家视两者差别不大？

在当今国际政治的棋盘上，中美关系的走向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无论是民主党的哈里斯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中国战略家们普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基调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华盛顿始终将中国视为其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在具体策略上有所差异，但都体现了一种对抗性的延续。拜登政府通过多边方式加强对华竞争，而特朗普则采取了更加直接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共识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也表明了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渐缩小。

中国观察家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仍将是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强调不干涉原则，同时密切关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走向，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优先发展国内经济和安全。

正如文章所指，中美两个大国能否妥善管控分歧，避免陷入全面对抗，不仅关乎两国的未来，更影响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这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更是一个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课题。

本文选自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文标题为：Does China Prefer Harris or Trump? Why Chinese Strategists Se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特朗普与哈里斯（图源：路透社）

过去几周，美国总统选举季风云骤变，吸引了全球的关注。甚至在今年夏天之前，各国就在权衡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拜登连任可能带来的影响。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两种可能性为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带来了明显不同的前景。

在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内，特朗普险遭暗杀，拜登突然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这些事件颠覆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竞选，为美国未来的走向注入更多的不确定性。许多国家似乎预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如果哈里斯（Kamala Harris）当选，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有望在其领导下得以延续；而如果是特朗普（Trump）及其竞选伙伴万斯（J. D. Vance）胜出，美国将采取更加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然而，中国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八年前，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采用了一种对抗性更强的方式，这让许多中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美国开始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而不是把中国当作贸易伙伴。更值得关注的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语气上显得更为温和，但实际上却在某些方面强化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走得比特朗普政府更为激进。事实上，美国两大党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主张将当前的中美关系纳入冷战框架来审视。

在中国观察家看来，当今美国政坛，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以及国际事务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是趋于一致地采取强硬路线。这一现象折射出国内政治环境对美国对华决策的深刻影响。然而，比起两党对华立场，更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是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以及这些认知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多数观察人士并不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但他们正着力分析当下美国决策圈内的各种思潮，试图洞察哪一种有可能最终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取向。

7月16日，特朗普参加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费瑟夫论坛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图源：路透社）

迎合美国国内选民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舆论控制，使外界难以准确把握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辩论的反应和思考。尽管如此，仍能大致推断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讨论背后的动因。首先，一国对外行为往往直接反映其国内政治。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美国国内的重大争议很容易外溢到外交领域。美国国内政治更是深刻影响着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

由此可见，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口号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鲜明体现了美国内外政策间的密切关联。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生态塑造了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美国第一”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忧虑。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贸易壁垒，收紧了移民，并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置于首位。

拜登政府同样明确指出，其外交政策旨在服务国内选民利益，普通美国民众的福祉与国际事务紧密相连。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存在与特朗普相似的国内政治考量——试图重塑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促进国内利益。许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涉及内政，又关乎外交。持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动力，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要求中国配合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译者注：指美国国内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滥用问题），中国也给予积极回应。然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问题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不断上升。尽管俄乌武装冲突及巴以在加沙的战事分散了美国大量注意力，中国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美国战略家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未能制定出有力的、一致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加快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至关重要。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对华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党候选人都在争相发表最强硬的言论，表示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并遏制其全球影响力。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第三个特点：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传统的“鸽派”和“鹰派”二分法已经难以全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复杂看法。鉴于两党普遍认同中国对美国已构成重大挑战，那么，探讨这一共识下的多种政策主张更有意义。

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场。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迈克·约翰逊当天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提名特朗普和万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图源：新华社）

三方论战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战略界大致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为“新冷战斗士”。这一派认为，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两国已陷入“新冷战”，美国需采取更咄咄逼人的策略。正如前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前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中所言，与中国的竞争“必须胜出，而非管控”。在提出这一论点时，他们和其他人借鉴了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将应对苏联威胁视为首要任务，以追求冷战的胜利。

第二派可描述为“竞争管理者”。与“新冷战斗士”相反，这一派认为中美竞争非零和博弈，因此必须制定与中国共存的战略。这种观点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加入拜登政府之前于2019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们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需要管理的形势，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与2021年至2024年初在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等人一起提出，美国对中国的最佳做法是以竞争为先导，后提出合作。

第三派可称为“和解派”。虽然这一派同样不喜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响力，但他们往往比其他派别更担心中美竞争演变为对抗。作为这一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国际关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反对与与中国发动冷战，因为冷战本质上很危险。在他们看来，博明和加拉格尔提供了一种虚幻的胜利诉求，因为“美国通过（对华）施压来促使实现变革的努力，既可能削弱威权，也有可能巩固威权统治”。因此，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降低战争风险并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利益。

尽管意见不一，但三派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他们还一致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两党合作的基础。尽管如此，华盛顿方面似乎并没有就哪种方法最好，或中国对于美国在哪一方面的挑战——政治、军事、经济亦或是全球治理——最为严重而达成共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场悬而未决的争论意味着，了解这些不同的主张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十分重要，特别是这些主张将如何影响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所谓"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之后，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货物征收进口税，每年税额约500亿美元（图源：路透社）

殊途同归

美国人可能会问，中国更喜欢哈里斯政府还是第二个特朗普政府，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更喜欢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毕竟，1972年，毛泽东主席曾对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他喜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右派。虽然毛泽东没有说明这种偏好的原因，但在他看来，尼克松和其他西方右翼领导人似乎更关注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左翼政治家则倾向于将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很难判断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例如，虽然共和党人尼克松首先打破了与中国的僵局，但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却是民主党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共经历了七位民主党总统和七位共和党总统，而双边关系的重大突破和危机均在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总统时期发生过。

今天，中国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不确定性。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他对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美国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逆差以及中国的技术优势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对待。特朗普政府不仅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还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威胁。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种盛气凌人但又前后矛盾的“全政府”方法，几乎在任一议题上都要与中国竞争和对抗。

从贸易开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然后扩大其行动范围，包括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收紧高科技出口管制，以及针对华为等在海外拥有大量业务的特定中国公司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在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新的措施，以维持美国在战略家们现在一直称之为“印度洋-太平洋”（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而这一地理术语在以前只是偶尔使用。特朗普政府向台湾地区提供了特殊的安全保证，淡化了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原则；向“四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投入了新的资源，以共同制衡中国；并加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以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

至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特朗普并没有对中国的制度和领导层持有僵化的意识形态观点，但他纵容其政府官员和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执政党及其国内治理，尤其是对涉疆、涉港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由于特朗普政府采用了更广泛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严重破坏了两国间存在了几十年的学术、科学和社会交流关系。在多边外交方面，美国也开始妖魔化中国，极力反制其国际影响力，试图限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不断扩大的全球作用，及其在联合国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随后，在复杂的2020年美国大选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滑。特朗普政府将公共卫生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中止了大部分双边对话，并对中国采取了敌对立场。2020年7月，美国政府甚至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责其为“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中心”。

然而，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惩罚性关税和其他措施，但仍对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在技术竞争和台湾地区等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愿。更重要的是，“美国优先”也意味着华盛顿在协调其他国家对华政策时的可信度和影响力降低，这也导致了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建立和领导一个强大的多边阵线来对抗中国。一些中国评论家普遍认为，特朗普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和与中国做交易。2017年11月，特朗普对北京进行了国事访问（而拜登在其执政期间未能迈出这一步），并于2020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开始化解贸易紧张局势。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许多人将其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定性为失败。

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诸多所谓的不同之处，但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与其前任政府却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拜登通过一种更加系统化的多边方式，巩固了特朗普时代政策的普遍对抗性取向，称之为“投资、结盟和竞争”的战略。在2021年2月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称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竞争对手”，并承诺“直接应对”中国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图源：美联社）

因此，拜登与国会密切合作，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旨在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了更好地参与先进技术的竞争，拜登政府还寻求加强出口管制，对中国的绿色技术产品征收新的关税，并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如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半导体伙伴关系）。

“大院高墙”还是扩大同盟

中国的战略家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可能在未来十年几乎不抱幻想。鉴于美国的民意调查和华盛顿两党对中国的共识，他们认为，无论谁在2024年11月当选，华盛顿都将继续把战略竞争甚至遏制中国放在首位，合作与交流将退居其次。

特朗普新政府几乎肯定会对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已提议对中国制造的所有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自2000年以来，这一地位一直给予了中国非歧视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和市场准入条件。特朗普还呼吁推行“大院高墙”理念——这是对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概念的明确扩展，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与中国的技术“脱钩”。

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对“交易”的偏好，他可能会决定与中国政府就消费品、能源和技术达成双边协议。他还可能试图利用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在其他领域获得优势。例如，提出限制台湾地区的挑衅行动，以换取中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妥协。但中国同意这种交易的可能性很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可能会反对这一做法。此外，由于特朗普普遍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主义，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动员盟友和伙伴来反对中国，同时他也可能会寻求美国与中国坚定的战略伙伴——俄罗斯的单独和解。

就哈里斯政府而言，假设其保留了拜登的大部分方针，则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巩固拜登建立的西方和亚洲国家联盟以制衡中国的努力。与特朗普武断和善变的决策相比，这些战略可能会更有组织性和可预测性。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新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可能在战略上是一致的。如果出任总统，两位候选人都会给中国带来挑战和不利因素，而且似乎都不希望发生重大军事冲突或切断所有经济和社会联系。因此，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有明确的倾向性。此外，中国有强烈的动机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对抗或重大干扰。鉴于美国大选和中美关系的政治敏感性，中国的任何干预行动都可能适得其反。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升温，中国政府官员对此发表了谨慎和保留的言论，称大选是 “美国的内政”。在7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不过，外交部也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损害中国利益”，美国两党“不应散布虚假信息诋毁中国，不应拿中国说事”。这表明，如果中国在竞选期间受到攻击，它可能会不得不作出回应，至少是言辞上的回应。尽管中国坚持不干涉原则，也难以避免中文社交媒体上出现煽动性、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声音。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境外的声音，可能反映了特定境外华人社区的具体目标。因此，这些言论不应被视为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

2024年4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进行其任内的第二次访问（图源：美国之音）

审慎行事，避免灾难

与美国一样，中国在2024年最关心的也是国内局势。与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动荡的选举季相比，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似乎政治稳定，社会团结。7月中旬，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尽管2024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低于预期，但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评价，并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了平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制度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领导和从严治党。

一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保持经济增长是国内稳定的必要条件，并采取渐进措施加强对外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认为与美国和西方对抗并无好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防范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破坏其在国内的权威和合法性，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原则和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努力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但也一直在为双边关系中日益增长的动荡作准备。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方位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全党“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外交事务中，中国政府仍然将世界描绘成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而不是将其描绘成“西方集团”和“反西方集团”在“全球南方”在争夺影响力。

中国坚决抵制美国干涉其内政，尤其是在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权等问题上。中国尤其认为台湾问题具有核心重要性。中国政府在对台问题上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而且还远未穷尽防止台湾当局实现“法理台独”的政策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除非受到不可逆转的严重挑衅。在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中，中国的处理方式是审慎而又自信的。对于与美国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紧张关系，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并将更坚定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鉴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度大同小异，中国政府对美国大选的结果抱有谨慎和有限的希望。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时重申，“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不幸的是，下一届美国政府积极看待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很低。随着中国继续将国内发展和安全放在首位，很可能会更为努力捍卫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为全球贸易和投资保留空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回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不过，尽管中美关系可能难以实现和解，无论白宫的主人是谁，中美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避免灾难。

本文作者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胡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赵建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译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