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底特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底特律是现代美国的发源地。亨利·福特把美国装上了汽车轮子，美国从此开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底特律开出来的美国汽车也曾经是品质、时尚、实惠的象征。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底特律如今成为美国经济衰败的集中体现，铁锈带的抗议投票把特朗普送进白宫，而特朗普把美国带入更深的深渊。这是还在上演的大戏，先按下不表。

在世界的另一头，香港对现代中国也有特殊意义。这块飞地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割让给英国，在历次不平等条约中逐渐形成今日港九。在中国遭到帝修反封锁的时代，香港是中国难得的通往世界的窗户。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启动发展的重要资金和技术来源。但由于各种原因，香港的发展进入了瓶颈，其相对于内地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的经济和科技落差更是逆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这和90年代的底特律很有几分相像。90年代的底特律在日本汽车的挤压下，已经很吃力了，但破船的三千钉还在，通用汽车甚至还依然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但在技术、质量和名望上，底特律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德国的同行，甚至新生的韩国汽车也在吞吃美国汽车的份额。这还是在美国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人们早已久违了曾经大名鼎鼎的雪佛莱、福特、道奇，除了美国总统车队，卡迪拉克和林肯也不再是尊贵、豪华、顶级的象征，美国市场之外尚存的“美国品牌”基本上都是欧洲、澳大利亚等“本土福特”之类制造的，其中一些还返销美国，如打着“德国制造豪华品牌”的福特Mercur，这是德国福特的产品，英国福特的“蒙迪欧”也作为Mercury Cougar返销美国。

这也是“克林顿繁荣”的年代。尽管美国汽车工业这艘破船已经百孔千疮，美国经济还在火爆中，海湾战争胜利余晖和网络泡沫更是使得美国人的自我感觉空前好。美国工会和汽车工人决心趁热打铁，极大地提高收入水平，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大罢工，动辄使得全美汽车工业瘫痪的大罢工在90年代是家常便饭。由于工会是跨公司的，罢工常常遍及所有大三，而不只是涉及一家汽车公司。

汽车公司一方面疲于应付，一方面着手关闭本已老旧、低效的美国本土汽车工厂，产业大量转移到墨西哥，加拿大也沾了光。为了抗议工厂转移和工作岗位的丢失，工会和工人发动了更大规模、更频繁的罢工，劳资冲突日趋增加，内耗惨烈。另一方面，美国大三是大公司病的重症患者，几十年不思进取和管理不善的后果也在积聚，等待爆发。作为应对，汽车公司加速产业向外转移。这不仅是对工会压力的回答，也是公司低效的止痛药，推迟危机的爆发。

这样的情况断断续续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夜，然后突然停止了。道理很简单，工会和工人发现，放火烧荒烧不掉地主老财的豪宅，但最后把自己的屋子点着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在政府大输血后才活过来，福特靠自己活了下来，但过后，大三都在谈判中，逼迫工会接受比先前苛刻得多的裁员和待遇条件，尤其是新工人的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而且不得动辄罢工。此后10年里，燃遍全美的汽车工业大罢工确实少见多了。

在减员增效优质优产之后，美国大三的汽车有了明显的起色，但过去的好时光依然没有回来，如今只是不再步步退守、负隅顽抗了。

香港和底特律有什么关系呢？两者的相似之处都在于抗争者不审时度势，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把无知当作坚定，把福气当作权力。船是大家的，大家一起相帮，在危难中合力把船划到对岸，这才是正道。但以凿洞沉船相威胁的话，要记得船长的水性最好，也第一个看到船要沉、要跳快跳，在船底忙着凿洞的人反而可能是随船沉没的。

香港的制造业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强项，香港的资金积累也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已经过了这个村，再刻舟求剑就自找没趣了。如今香港还有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这与香港经济无关，而是背靠的大陆经济的关系。金融中心固然有法制（指商业法律法规，无关刑法）、习惯等因素，但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依托，纽约取代伦敦和东京、法兰克福的崛起就是这么来的。香港金融中心比上海更加优越，这既有历史和惯性因素，也有美欧曲意捧场的因素，与香港的大学排名高于北清复交没有太大不同。这是过渡性的，上海甚至深圳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崛起是必然的。香港曾经是中国难得的窗口，但改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门已经敞开，为什么非要从窗口爬进爬出呢？法制只是借口，生意最终是在大陆做，香港的法制好坏能有多少关系？

香港还有航运业，这更是大陆特惠的结果，这点运能深圳、珠海和其他港口完全有能力接替，还免了蛇口过关的问题。从香港转口有获得关税优惠的因素，但在贸易战和各家都没有余粮的大背景下，美欧都有把香港与大陆作为同一关税区对待的想法，这个好处继续不了多久了。

这样的话，香港经济还剩下什么呢？房地产倒买倒卖可以自己玩，但别人是不认账的。香港可没有美国那样印钞票就能发横财的本钱。除了把香港经济与大陆深度整合，香港没有出路。

但香港又不单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美欧和敌对势力用于扰乱中国的政治支点。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人口中有不小的成分来自大陆，而且他们很多是在敌视故土的心态下来到香港的，有色眼镜还随着时间加深了。他们一方面对坐享大陆改革开放成果心安理得，另一方面对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视若敝履。港深高铁互设检查站就能弄得鸡飞狗跳，刑事引渡条例把一些人刺激出不可自已的亢奋就不奇怪了。

有人提出，港府太匆忙，应该更多听取人民意见。他们要的不是港府听取人民意见，而是用拖延来根本取消引渡条例。引渡问题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到现在才形成条例，这还匆忙吗？香港与包括美英加澳等20多个国家有引渡条例，没人抱怨匆忙。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把这心态带入香港-大陆关系中，甚至要用自残来威胁北京，就是自取其辱了。所有中国人都乐见香港与大陆共同繁荣，但港人要自残，那是谁也挡不住的，别以为北京会被迫张开防自杀网，兜住雪崩式滑落的香港。

香港资金和技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贡献，大陆人民是记得的，也是赞许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无数倍地回馈了香港的贡献。但如今港资的作用已经不重要了，有了不多，没了不少。事实上，陆资入港才是现在的主流。但陆资既然能入港，也能离港。这里没有政治操作，完全是经济行为。如果香港自我沉沦了，为什么要继续把资金和时间烂在这里呢？

一些香港人奇怪地认为，北京会为了颜面而被迫向“香港民意”让步。北京最大的颜面在于15亿中国人（包括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的福祉。北京最大的颜面还不在于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而在于从岭南到漠北、从喜马拉雅山到东海之滨的城乡村寨的繁荣和发展。这是一艘大船，可以托起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中国。但香港执意要跳水、自己搏击大风大浪，那就只有随它去了。真要沉了，那就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再来打捞吧，现在北京有更大、更急迫的事情要做，近的有贸易战，中的有中国制造2025，远的有在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发达国家。那时香港还真是“另一个普通中国城市”了。应该还是大城市，但700万人口的香港和800万人口的合肥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好吗？不好吗？至少合肥的发展空间要大得多。要与深圳合并也可以，但到底是香港管深圳，还是深圳管香港，还真不好说。

反过来，香港经济与大陆高度整合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著述了，眼下来说大湾区就是最重要的倡议。但经济整合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眼下即使香港有这个心，大陆也未必就一定有那个意。一些人喜欢刻意强调港人丧失了对北京的信任（其实从未有过真正的信任，何来丧失？以前有的只是不在乎而已），但损害的互信是双向的。

回到底特律。与美国大三向外转移相反，日韩德系汽车公司逆流挺进，加速在美国布点。当然，这里已经跳出狭义的底特律这个地方，而是泛指整个美国汽车产业圈了。日系首先开始，德系跟进。宝马在南卡的斯巴滕堡建厂，制造很畅销的宝马X5 SUV，以后扩展到X3、X4、X6、X7，还曾经制造过3系轿车、Z3、Z4敞篷跑车；奔驰跟进，在亚拉巴马的万斯建厂，制造同样畅销的ML（现GLE）系列SUV，同样扩展到GLS SUV和C系轿车。在这些新工厂里，工人们甚至拒绝了工会的招唤。按照美国法律，如果一个工厂的多数工人同意加入某一工会，其余工人必须加入同一个工会，以免罢工时“掺水”。这是百年工运争取来的特权，也是当年工会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但工会无权自说自话“进驻”工厂，要求所有工人加入自己。但这些无工会的新工厂里，工人收入并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所在的城市有了稳定的发展机会。

底特律可以复兴，香港也可以回归繁荣，但先决条件是调整心态，认清大局，放弃貌似公义但实际上不可实现的诉求。对于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对于北京来说，这是一国里的两制；对于香港一些人来说，这是两制共存于一国。但最终这无关紧要。被判监禁16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BBC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1.5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这哪里是“甚至有一天”，而是“肯定有一天”，而且那一天在22年前就在日历上标好了：2047年7月1日。50年的一国两制已经过去快一半了。香港可以提前开始过渡，现在的引渡条例和当年的23条只是很小的一步。但也可以到时候像电灯开关一样拨过去。选择在香港人，结局是一样的。

香港人应该去底特律看看，尤其是曾经作为市标的富丽堂皇的中央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