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概览

　　在当代全球左翼思潮和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影响力逐渐增强，我国学界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展开了充分的学术研究，但总体上比较重视在思想上对其进行分析论述，而对生态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及其在具体国家的表现方面，研究仍有待细化。笔者分析了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认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普遍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性质，也较多地具有行动主义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具体表现也不相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深入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一、德国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西德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像巴罗的思想一直被生态社会主义者视为起源之一。生态社会主义在当时的西德有这样的发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西德左翼面临着衰弱的命运，核问题凸显，以及绿色运动日益高涨，生态社会主义在这一系列问题的纠缠结合中产生发展起来，适应了当时西德左翼谋求扩大影响的需要、绿色运动要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需要，以及民众希望谋求社会改变、改善生存环境的需要等。1975年，关于限制增长以及对于人口爆炸、资源限制等传统生态问题的呼声渐渐弱化，而关于核能源的争议成为引发第二波西德左翼环境主义运动高涨的诱因。在西德西南角的菲尔，政府要建核电站，遭到当地农民的抵制，警察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政治抗议运动，这将新左翼的不同部分团结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西德左翼之前将工人阶级运动激进化的斗争策略彻底失败，左翼试图通过反核抗议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因为核问题不仅是一个局部和当地的问题，而且也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菲尔的反抗运动感染了法国边界反对铅工厂的运动，带动了邻近瑞士的一个核项目也遭到抵制。核能问题不仅成为凝聚不同环境保护群体的工具，而且使得他们日益团结起来，逐渐发展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推动这种左翼环境运动向更高阶段发展，即将这种市民抗议运动“意识形态化”。

　　【“先是局部不得不改变，接着国家的能源政策和技术选择不得不改变，而现在需要的是根本性的社会改变。一种基于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得以发展出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最终使得政党的理念合法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才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突然之间，人们在新的角度看到了先前被忽略的生态问题，然后慢慢的，许多人开始严肃地对待生态了。”】

　　按照沃夫冈·鲁迪西的描述，1976年，小说家卡尔阿梅里(Carl Amery)出版了《作为政治的自然：人类的生态机遇》，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即将马克思对于异化和工业主义毁灭性的批判与小规模生产的生态原则结合起来。1977年，奥拓·乌李希(Otto Ullrich)出版了博士论文《技术与统治》，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大规模的不受控的科技发展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他主张实行新的、去中心化、可计量、受控的技术。同时期，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和马尔库塞也从各自的路径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统治以及政治权力体现的观点，暗示着一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新技术的可能性。此时，来自英美的可选择的技术概念(alternative technology)传入西德，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对这个概念的关注达到顶峰。事实上，这种可选择的技术概念给可选择的运动(另类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激发灵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激进左翼运动明显受挫，同时政治气候也在改变。一种结构较为松散的运动渐露雏形，其参与者不再首先关注政治理论和革命本身，而主要关注此时此地、为了自己来创造可以接受的另一种生活条件。这种新的反抗文化糅合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和主张左翼政治的愿望以及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享乐主义意愿。1977年10月，西德社会民主党中的青年团体——青年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的学术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局在法兰克福召集了名为“社会主义环境政治”的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尝试的开端。在这次会议上，很多人都倾向于反对核能，反对大工业生产技术，并把这些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西德生态社会主义者基本的立场倾向是，承认社会制度需要彻底改变，但却认为这种改变是当时看不到的，当时所能够做的只能是小范围、碎片化的行动以谋求间接改变。

　　在此我们看到，生态社会主义的观念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它绝非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环境下的发展和运用，而更多地渗透了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比如“小的即美的”，主张小规模的独立的共同体，使用合适的具有可预见性的技术。它们已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相去甚远，其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症候。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当时的西德是一种另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它可以被整合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修订版中，同时更大部分的参与者和倡议者是那些绿色分子中更具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现代化的主张日益被国家和民众所接受，生态社会主义的大潮退却了。

　　西德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衰退的整个图谱非常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当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镜子，从左翼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坚持，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再到整合环境运动等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一直退却到对于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现代化的勉强接受，这是一个步步退却的路线，也是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不断蔓延和扩张的路线，一个退却一个扩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全世界日益陷入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之中而难以逆转，这再次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改良，或者个体对于另类的坚执并不能带来根本上有益于民众的彻底改变，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以及有组织有力量的先锋政党的领导，任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成功的可能性都十分渺茫。这应该是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教益。

二、法国的生态社会主义

　　在法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一直都对其生态政治有着深刻影响，但它却几乎并没有被当做一种独立的生态思想来对待。20世纪90年代，凯里·怀特赛德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对20世纪70—90年代的法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专门的资料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系统了解法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怀特赛德将20世纪70—90年代法国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农学家、政治活动家勒内·杜蒙(René Dumont)首先将资源匮乏等生态问题与异化的劳动条件和不公正地对待第三世界国家联系起来，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乌托邦倾向。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政治家皮埃尔·鞠官(Pierre Juquin)和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伽塔里发展出了一种更为相对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发展为一种契约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是让-保罗·德雷阿日(Jean-Paul Deléage)(《生态政治》杂志编辑)和经济学家阿兰·利匹兹(Alain Lipietz)。他们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即它以平等和自治为理想，在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生态协商，以达到一种寻求稳定、对环境负责的社会秩序。这种契约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法国绿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表达了对追求平等的多元主义的政治承诺。德雷阿日认为，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的就只是右翼、反动的生态主义。利匹兹认为，通过与被剥削者、工人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绿色思想重建了红色理论。怀特塞德认为，相比英语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法国的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将环境问题与工作场所的管理和国际平等联系起来。

　　法国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大体一致：第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属于绿色思想谱系，即坚持这样的基本主张，当前的生态危机是由不断扩张的工业化与地球有限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所引发的，并且这种冲突又由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加剧了。第二，为了显示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生态”的前缀。第三，与深生态学相比，生态社会主义者是毫不妥协的人类中心论者，他们关心的并非伦理上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而是在支撑人类福祉中自然的作用。第四，与其他人类中心主义者，特别是自由派环境主义者的不同在于，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框架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生态危机出现原因的分析，即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不能满足大多数并不拥有资本的人们的需要，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企业逃避环境成本的持续诱因。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生产应该以满足人类需要为目的，这样就使得生态的考量成为生产决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总体来看，法国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突出表现在它对民主化和多元主义的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尽管并不具有非常清晰的外在边界，但它对法国绿色思想和

　　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怀特赛德所说，

　　【“生态社会主义并非绿党的全部，绿党也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部，但是想要理解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忽视生态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的主导影响”。】

三、英国的生态社会主义

　　英国的绿色左翼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内部一个反资本主义和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倾向的群体，其初期成员大多是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的支持者，试图将绿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联合起来。2006年，《海德科恩宣言》的发布标志着英国绿色左翼的形成。它宣布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实行草根民主，即自下而上的组织化，推崇“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口号。生态社会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AGS)是英国一个社会主义和环境主义的政治群体，在西约克郡最为活跃。最初由来自劳工党和共产党中的一些绿色分子组成。其前身可追溯至英国共产党中的一个环境政治群体——绿色社会主义网络(Green Socialist Network，GSN)，该群体的纲领是“走向绿色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结合起来，认为这两方面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都是根本性的，而且它们也是彼此需要的。这个纲领被生态社会主义联盟所接受并沿用。但是从人员构成来看，生态社会主义联盟是非常复杂的，其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倾向，有着极为多样的传统和思想背景，且对于一些问题保有异议权。生态社会主义联盟积极参与国家的议会政治，但并没有太大的成效。劳工党还有一个附属的环境协会，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团体，被称为“社会主义环境和资源协会”(Socialis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ssociation，SERA)，成立于1973年。近年来，它经常使用“SERA-劳工环境运动”的名称，主要是在政策范围内进行环境、交通、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努力。在英国，还有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生态社会主义群体——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SR)，它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倾向，有自己的网站，出版以《社会主义抵抗》为名的学术期刊。2009年以来，它也成为第四国际的英国分部。《社会主义抵抗》定期组织集会和论坛，宣传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四、瑞典的生态社会主义

　　在瑞典，面对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尤其是气候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话语与工业宿命论话语、绿色凯恩斯主义话语和气候怀疑论话语一并成为比较流行的四大话语。其中，工业宿命论话语、绿色凯恩斯主义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生态社会主义话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瑞典以绿色运动的先行者和领先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而闻名于世，在这个国家，生态社会主义有过较大的发展，但在当代却影响力减弱。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瑞典发端很早，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大会期间，瑞典就有一些另类的集会反对这个大会的召开，这些集会可以说是瑞典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发端，也与欧洲反体系的绿色运动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话语一直在瑞典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早期，瑞典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与绿色运动分子联合起来批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经济繁荣的尺度，同时也批判核电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万能良药。伴随着这种批评的声音，对另一种社会的想象也随之发展起来并得以实践。这些想象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体系与环境政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得到了严肃的讨论。在这些讨论的刺激下，绿党兴起、实行了新的规则以及小规模可更新能源项目。由此可看出，瑞典的生态社会主义话语从一开始就带有典型的生态主义特色，它反对大规模的工业化方式，主张小规模、地方化和去中心化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生态现代化话语就以工业宿命论和绿色凯恩斯主义的面孔走向能源和环境争论的前台，并将生态社会主义话语推至边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到了21世纪初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颓势无法阻挡，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也不再具有20世纪80年代的活力，生态社会主义话语在各种极端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崩溃的背景下，出现了复苏迹象，但这种迹象的发展势头仍然不够明朗。在瑞典，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现代化话语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是同步的，这在欧洲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

　　生态社会主义话语在瑞典有着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一直存在于瑞典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讨论中，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生态现代化话语挤到边缘。生态社会主义话语作为一种被打上乌托邦主义标签的环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小众话语，为瑞典的环境政治发展在思想上作出了不少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诸如生态村庄、合作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动议，它们将对社会的想象转换为实践的规划，并且提出创造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组织，媒体也大量介入环境争论。看起来，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追求小规模、可再生与去中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浪漫主义的怀旧和保守的潮流相类似。但有人认为，这两者间还是存在着主要的差异：浪漫主义的复古式的生态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现代性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这股绿色浪潮不仅提出对于旧有的技术和价值的再利用，而且也创造了这样一种建基于生态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想象，因此它提供的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现代性版本。从事这种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绿色事业的人们并不是与现存社会相隔绝的，而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模式内部开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规划。这些想法和规划被转换成许多法律和规则，出现了引导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的势头，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以及相伴随的工业宿命论和绿色凯恩斯主义的扩展，生态现代化话语逐渐占领了瑞典以及国际环境政治的支配地位，20世纪80年代兴盛一时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失去了其发展势头。

　　综观之，在当前的瑞典，仍然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现代化话语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生态社会主义被看做是生态乌托邦话语的一种，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在总体上被替代。当然，生态社会主义在瑞典也较多地主张经济的当地化、合作经济、经济发展的去中心化以及小范围的经济自足和自决权，这些又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尽管它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坐标体系提出了另外一种可替代的想象，但仍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既包含空想的含义，也包含一种历史上人们为改变现状从未磨灭过的革命激情。瑞典的生态主流话语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态乌托邦的能量和激情。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话语在瑞典的影响看起来是悖论性的，即它的影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又为当代的气候政治注入了新的能量，为开辟另一种可选择的现代化开拓了想象的空间。关于为什么生态社会主义话语在瑞典被边缘化，有学者做过这样的分析，一是由于瑞典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绿色先行者，所以在公共领域中进行激进批判的可能性就被限定了。但从瑞典的绿色发展史也可以看出，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来，瑞典都被世人认为是特别注重环境保护和以自然为中心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正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在瑞典充分发展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瑞典所设定的环境目标并未实现，基于消费社会的碳排放增长也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二是瑞典一直都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也限定了民众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动的空间。公民完全知晓气候改变对于现有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却几乎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自由保守派政府在2010年再次当选。无论倾向如何，瑞典的各派政党都声称其会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而且会努力降低碳排放，因此就没有给各种批评的声音留下太多空间。由此，

　　【“瑞典和所有的工业化世界所需要的就是对于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承诺，这种承诺将对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社会方面和环境方面造成的毁灭性强制律令的批判性分析，与对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结合起来”。】

五、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在澳大利亚体现为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行动主义，它的实践为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教益。

　　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的“绿禁令”运动在澳大利亚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对欧洲的环境运动以及德国绿党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许多人将“绿禁令”运动视为绿色工联主义的代表，与之不同，我们认为，“绿禁令”运动为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视角，即并不是像绿色工联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实现劳工运动与环境运动的结合，而是要将环境运动纳入劳工运动的范畴，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积极与环境运动、种族运动、土著运动、性别运动等斗争主体结盟，建构反资本主义的联合阵线。

　　在当代，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联盟是最大的极左翼组织，它有着明确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宪章，积极参与议会选举与现实政治，其中的“抵抗：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在组织动员各种社会抗议活动中比较活跃，社会主义联盟在20世纪90年创立的《绿色左翼周刊》在宣传和推动生态社会主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宣传生态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比如，2007年，约翰·瑞思(John Rice)在阿德莱德建立了“生态社会主义网络”，宣传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环境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生态社会主义在全球气候改变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投入对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能够解决气候问题的观点的批判中来，比如，西蒙·巴特勒(Simon Butler)指出，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不是有太多的人口，而是有太多的资本家，那些石油巨子、煤炭大亨及政客与化石能源的工业是紧紧地系在一起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不想做出任何改变。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澳大利亚比较活跃，但由于总体人数较少，很难获得“绿禁令”时期的影响力和成效。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绿禁令”时期的工会活动，总结分析“绿禁令”的经验教训，以有利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六、美国左翼与生态社会主义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属于左翼，不同的是，欧洲具有深厚悠久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主张生态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或团体可以从事现实的斗争，但在美国，左翼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活动更多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按照美国《社会主义与民主》主编维克多·沃里斯的描述，当前美国的左翼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组成的一种运动，没有一致和前后一贯的政治领导。这要追溯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轨迹，其中弥漫着深深的种族问题。尽管在解决种族问题上有一些新进展，但由于受到技术发展和生产中心转移到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客观基础被削弱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是会时不时冒出来。20世纪初，社会主义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后来美国共产党尽管没有像社会主义党那样在选举方面产生影响，但在消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以及越南撤军等问题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绿党在美国的影响微乎其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风靡一时的占领运动可以说是美国左翼运动的又一次高涨，但最终也是昙花一现。沃里斯认为，由于美国复杂的选举程序以及政党选举中巨大现金流的涌入，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很难进入政治竞争场域，只能是在体制之外进行抗议示威运动。

　　生态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学术思想上，比如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面，不管是奥康纳的学术阵营还是福斯特的学术阵营都在全球学术界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全球左翼盛会、一年一次的纽约左翼论坛，大大促进了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合、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

七、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

　　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肯定地认为当前的环境危机是一种社会危机。其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盘吸收和吞没，它在生态和社会两个方面造成的失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逻辑，危机在不同地域又有着不同的表现，解决这些危机需要注意到各地形势的特殊性。

　　在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现代化、资源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改良主义的环境主义思想是区分开来的。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源管理关注的是商品的生产和服务，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关注的却是如何将保持资源环境的现状与发展的视角整合在一起，生态现代化想象了一种工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和解的图景。与之不同，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把现代经济体制作为他们讨论环境问题的基本背景，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以及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科技关系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由此出发，生态社会主义就对于选择另外一种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社会的考量开放了可能性。同时，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将自己与深生态学区分开来，在后者看来，是现代性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和社会危机，而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化的总体性逻辑才是这些危机的根源，即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现代性。生态社会主义并不号召回到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号召实现一种兼顾生态可持续和社会正义的社会组织模式。比如典型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并不像深生态学那样全盘拒绝都市化，因为在都市化中当前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得到了最为明显的展现，而是将都市作为当前生态社会主义斗争的基地和未来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基地。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加拿大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一部分，但它同时又具有一种依赖性的工业结构。20世纪早期，加拿大跻身资本主义经济最富裕的那一层级，依赖的也是不断强化的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张，即通过从带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借来的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在生产力提升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张。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不断驱逐土著居民，强占其生存领域、土地和资源以用于自身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那么，二战后加拿大经济的兴起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不过带头大哥由英帝国变成了美帝国。加拿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将市场触角伸到了北美最边远的地区，其目的不过是将他们的资源拿来以推动这种世界上最具生产性，同时也最浪费的经济模式的发展。在这一模式的支配下，加拿大呈现出了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的问题：不断增长的失业率、生产收益的下降以及制造业能力的不稳定，同时在许多生产部门也出现了资源匮乏的形势，诸如渔业林业和矿产业的僵局、污染程度的加剧等。在此，我们需要提及对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一种反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是由于尽管有经济危机，但这种积累方式仍然发挥作用，还是由于这种积累方式就是通过各种危机才能够得以发挥作用的呢?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应该理解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这种体制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历史事实证明，每次危机都为资本家阶级加强剥削强度和剩余价值的集中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得已而产生的后果，而是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转甚至不断得到强化的一个杠杆，因此，这也正是齐泽克意义上资本主义那不死的“无头主体”，它在每一次死亡中都获得了新生。

　　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无法克服的这种危机性(经济社会危机、生态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特质。为更有效地展开生态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多将斗争焦点集中于都市问题，原因在于，北美大约有3/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都市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中心，是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集中体现地，同时，都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能够更大程度集中民意，并且有利于组织起来开展对于资本主义政府的反抗运动。多伦多的生态社会主义群体认为，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的都市化论述对于展开资本主义都市化的生态批判很有助益。都市化的集中发展使得城市的生态足迹大大超出了其承载能力，高度工业化和商品化以及在农业中大量使用技术和化学制品，不仅使得都市在经济和生态的长期发展上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会在整体上影响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都市的生态运动应该与农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水体、空气等污染以及对于能源和资源的浪费性使用。

　　同时，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一样，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强调，生态危机不仅是关于自然和环境的，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因此，都市生态运动应该与社会正义运动结合起来。在具体实践上，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注重通过地方治理结构来锻造社会和生态的联合，他们提出的都市生态学主张不同程度上在地方政治决策中被采纳。同时，针对保守派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施政者所展开的社会运动、工作地点的骚乱以及罢工行动，也促进了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加拿大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薄弱，生态运动仍然保持为无组织和孤立的运动，因此，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建构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联合以共同反抗资本主义体系、实施全球资本主义替代的任务可谓巨大而繁重。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生态问题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绿色左翼要有自己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方面的全面主张和政策规划，它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其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市场之中并反对市场”“在国家之中并反对国家”“在环境之中并为了环境”。纵观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到，它与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明显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荷兰绿色左翼人士茹斯特·拉亨德(Joost Lagendejk)在1990年曾经分析过西欧的左翼政治和环境政治，他指出，大体上可以将西欧国家划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左翼基本上等同于社会民主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绿党将自身界定为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诸如法国、英国和瑞典。第二大类是有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在1990年正试图将自身改革成为一个非教条主义的左翼党，并与小规模的绿色运动进行合作，诸如西班牙和希腊，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第三大类是那些非教条主义的左翼党已经能够吸收绿色思维，没有成功分裂出一个绿党的国家，诸如丹麦、挪威和荷兰。还有一些国家，绿党能够吸收一些小的左翼党，诸如比利时和德国。拉亨德赞成第三大类的发展，认为欧洲应该借此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即绿色左翼。由此可见，在绿色左翼观念的形成之初，就是左翼(社会主义)观念与绿色(生态观念)的相加，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叠加的综合，这也是当代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看起来具有如此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基因的原因所在。绿色左翼是一种综合创新，是绿色和左翼都各退一步，形成妥协，从而能够彼此吸收，即社会主义放弃认为绿色运动只是一种局部的、由一些另类分子搞起来、昙花一现的时尚运动的观念，而绿色分子也要放弃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误解，认识到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前提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绿色目标。因此，二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取得一席之地，绿色与左翼的联合更多是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这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彻底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或者说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绿色左翼有一个前后一致、统一的理论指导，绿色左翼是出于实际政治需要的一种各种思潮、流派、党派的联合或者合作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绿色左翼在当代最新的发展形态，也具备这同一种“基因”，这尤其体现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方面。生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倾向、政治派别纷繁复杂，我们要有区别地对其加以认识。

　　在思想缘起上，生态社会主义是红绿思潮融合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观点，或者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或者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思想资源。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的境况，加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上的无力，生态社会主义更加认识到要投身于实践的斗争，才能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磨合和相互作用中使现实运动得以推进、使自己的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因此，综观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看到，它们越来越重视组织起来，对资本主义体制开展现实的斗争。但在此，生态社会主义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痼疾，作为一种绿色左翼，它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作为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它同样企图用绿色思想来改造或者反叛传统社会主义，即企图改造或增补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这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就体现出来，以生态环境为突破口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的，但是它将环境问题作为根本“枢纽”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彻底扬弃资本主义根本坐标，就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各种由资本主义体系所衍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非缺失了生态维度，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生态的“增补”，而种种改造和补充恰恰遗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思想的根本。由于理论只有彻底才能够说服人，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其在组织建设及实践运动中会产生各种问题，这个运动虽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却由于指导思想、运动主体的多元混杂以及组织的松散而缺乏战斗力。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要长远发展，需要谋求思想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更加严密的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