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如何沦落为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 | 国家经济系列

导语：《国家经济》是『砺石商业评论』的一个重要文章专栏，试图从经济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全球各个核心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不同国家经济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国家是蒙古。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蒙古这个国家实在有些神秘又让人看不懂。

从历史上来说，蒙古可谓是最典型的“祖辈曾经富过”的国家。

曾经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拥有着东起日本海、西抵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至波斯湾的辽阔疆域。

事实上，蒙古也不是只有草原，而是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煤炭储量达到约1600亿吨，石油储量近80亿桶，还有各类蕴藏丰富的银矿、萤石矿、磷矿、铁矿等矿产资源。

奇怪的是，蒙古的经济并未因此而富裕起来，反而成为亚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之一。

更不可思议的是，看似传统的蒙古，如今网络上却不断流传其“风俗业”发达的新闻。

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草原帝国”，究竟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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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般的蒙古崛起史

蒙古地处亚洲内陆，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北面与俄罗斯接壤。国土总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350万人。全境基本上为高原戈壁，气候寒冷干燥，历来是东北亚游牧民族的天堂。

二千多年前，蒙古高原活跃的匈奴人在这里建立了首个统一的游牧帝国。

秦朝末年，匈奴人乘中原内乱，南下占领黄河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控制西域诸国，自此成为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

汉武帝时期，匈奴基本被剿灭，蒙古高原上先后被柔然、突厥、回纥、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占据，或建立政权，或统辖此处，但均未能长久立足。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以源于中国东北的蒙兀室韦后裔乞颜部为基础，通过多年征战终于统一蒙古高原，并以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和独创的蒙古文字，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统一体。

蒙古统一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相继发动三次西征，最远打到中欧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附近，灭亡花剌子模、阿拉伯帝国等诸多国家，最终建立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等四大汗国，成为当时最令人敬畏的蒙古帝国。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开始，蒙古人口不到百万，军队不到20万，短短几十年时间先后灭掉四十多个国家，征服七百多个民族，统治人口达6亿人，领土最大达到3300万平方公里，实在令人惊叹。

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大汗蒙哥在四川战死。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放弃正在进攻的鄂州撤军北上，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由此停了下来。

忽必烈为了稳定汗位，开始拉拢西方诸王，最终阿里不哥在孤立无援下选择投降，忽必烈成了汗位争夺战的最终赢家。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改为“大元”，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元朝。

此时，四大汗国虽早已成为独立王国，但依然奉元朝皇帝为宗主，相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同年七月，明朝北伐军进攻大都，元惠宗出逃，蒙古退回了漠北草原，结束了对全国的统治，立国97年的元朝宣告灭亡。

元帝国覆灭时，蒙古的四大汗国也因内讧，加上被占领民族持续不断地反抗，相继分崩离析，逐渐消亡。

此后，留在中国疆域内的蒙古人逐渐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鞑靼）、漠西蒙古（瓦剌）三部，史称“北元”。

在与明朝对峙二百余年间，蒙古人虽然屡次想卷土重来，但最终都被击退。

直至皇太极攻打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率残部逃往青海，于1634年（天聪八年）病死，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才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为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历代清政府对蒙古均实行分而治之政策。

在漠北蒙古设立驻库伦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分管漠北蒙古四部；漠南蒙古施行盟旗制度，并在漠北和漠南蒙古分别确立藏传佛教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两大活佛体系，使其各自为政。

不得不说，清政府对蒙古的管理政策相当成功，在其统治的数百年间几乎没有出过什么乱子。

而最早被征服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科尔沁部、土默特部、乌拉特部等被称为“内札萨克蒙古”，逐渐演变成了“内蒙古”这个称号，由此有了“内蒙”和“蒙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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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缓冲国”的蒙古

1911年，眼见中国清政府大势已去，在沙俄的怂恿下，漠北蒙古的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自立为蒙古皇帝，但未得到清政府的承认。

一战爆发后，俄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暇东顾。见此情形，八世哲布尊丹巴赶紧宣布取消独立，接受北洋政府的册封，蒙古从此成为中国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1919年，北洋政府更是趁俄国内战之际，出兵库伦，取消蒙古自治，恢复完全主权。

1921年，白俄匪军在日本的支持下击溃北洋政府驻军，占领库伦，拥立八世哲布尊丹巴建立“自治政府”，执行反俄反共政策。

很快，苏联红军武力驰援，拥立以巴特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夺取政权，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始终未予承认。

不过，昔日强大的草原帝国在“北方强邻”的呵护下，还是成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从历史角度来说，这才是蒙古近代以来逐渐衰落的真正原因。

面对蒙古被苏联侵占的事实，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

为安抚中国情绪，斯大林派人先与南面的国民党代表解释，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又和北洋政府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虽然只是苏联的“安抚”行为，但这两份文件均承认了蒙古是中国领土，苏联军队只是为了维护当地稳定暂时驻扎。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斯大林对拿下蒙古的想法越发坚定。

首先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奉行反苏政策，坚持要求苏联尽快从蒙古撤兵；其次，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的路线，把重心放在了苏联的建设和维护苏联安全上；还有就是日本开始染指苏联远东利益，相互爆发过激烈战争。

在这三个因素影响下，苏联决定拿蒙古作为苏联的战略缓冲区，既用来提防国民政府，也可凭借蒙古辽阔的腹地拖住日本。

由于苏联已是蒙古事实上的“宗主国”，蒙古国内充满了对苏联的“解放”感激之情，不仅把首都库伦（蒙语“大寺院”）改名乌兰巴托（红色英雄城的意思），就连国歌和宪法也充满了对苏联的崇拜之情。

那时的蒙古人口不过80万，基本还处于游牧社会，可苏联对其依然不放心。

为了让蒙古更为驯服，同时建立具有一定实力的缓冲国，苏联对蒙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社会改革。

自古驯服一个国家都是从文字和历史开始，蒙古也不例外。从1920年开始，苏联就开始推动废除成吉思汗创立的回鹘字母蒙文。

虽然当时的蒙古政府想用斯拉夫字母来作为新蒙文基础，可在苏联的压力下，还是改为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新蒙文，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完全一样。

要知道，那时蒙古人中掌握回鹘蒙文的不到2%，其余的都是目不识丁的牧民，但西里尔字母推广还是遭到了蒙古百姓的强烈抵制。

苏联的解决办法十分简单粗暴，抵制者统统当“不合作分子”和“坏分子”给枪毙了。

没错，苏联就是把国内的那套“大清洗”模式直接复制给了蒙古。

3

蒙古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

对于苏联来说，驯服蒙古最大的阻力是蒙古社会中地位尊崇的黄教僧侣阶层。

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扶持下夺取了政权，立即将八世哲布尊丹巴的全部财产没收，并废除了在蒙古延续几百年的活佛转世制度。

对于崇尚佛教的蒙古人来说，这已经是极限了。

可苏联觉得蒙古做得还不够彻底，于是通过乔巴山为首的“亲苏派”在国内开始对黄教进行镇压。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蒙古黄教的上层喇嘛几乎被全部处决，下层喇嘛则强制还俗。

与此同时，蒙古还以每家拥有的羊群数量进行所谓“富牧”阶层划分。

按照当时蒙古物价，家产超过3000蒙图那就是“富牧”阶层，属于被打击的对象。

这是什么概念呢？

蒙古一只羊的平均价大致在50图格里克左右，也就是说家里有60只羊，那就是“富牧”阶层了。

要知道，在蒙古荒凉的环境下，要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基本生存，至少需要养200只羊。换句话说，若以这个标准，蒙古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富牧”阶层，都需要被改造。

于是，1936年开始，苏联来的“肃反专家”占了蒙古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都是来“帮助”蒙古进行社会改造。

在他们的“努力”下，从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蒙古仅非常委员会（即最高军事法院）处理的政治案件就高达25785起，超过2万人被处决，5000多人被投入监狱。

最夸张的时候，蒙古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

蒙古牧民因为害怕被划分到“富牧”，大量宰杀自家牲畜，短短数年，蒙古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牲畜。

如此一来，蒙古领导层中的老人所剩无几，几乎都被在俄罗斯受过教育的蒙古年轻人填补。

随着亲苏势力的上台，蒙古的利益阶层都以迎娶苏联女子为荣，因为娶个苏联老婆便有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源。

蒙古原有的宗教和本土势力混合的权力结构，不断被稀释和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依附于苏联的体制，以及无限服从的领导层。

成为苏联的忠实“信徒”后，蒙古在整个二战期间几乎是掏空家底向苏联援助着战略物资。其中，包括1.5万套冬衣、53辆坦克、450辆汽车、300公斤黄金、12架飞机以及70万头牛、500万头羊、3万匹战马、6.4万吨羊毛等。

此外，蒙古还征召了5.5万士兵奔赴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着两国的“友谊”。

即便如此，苏联依然不满意，除了将大量负伤官兵送往蒙古免费疗养，还组织了近20万蒙古人开发当地的矿产。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丰饶的蒙古草原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到了1620亿吨，铜矿储量达到了3600万吨，铁矿储量约20亿吨。

对于战争期间急需原材料的苏联来说，蒙古无疑就是一座现成的“聚宝盆”。

源源不断的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后直接运到苏联，变成无数武器装备和弹药，有力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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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蒙古的“工业输血”

客观上说，苏联也并非只是一味对蒙古进行索取。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让蒙古成为自己死心塌地的“小兄弟”，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工业化改造。

除了先后向蒙古投资了370多亿卢布援助款（与美元等值），还为蒙古量身定制了各类采矿工业体系，并主动修建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及公路等基础配套设施，硬生生将农牧业为主的蒙古打造为了“矿业大国”。

如今蒙古境内，大大小小的矿场超过6000座，包括额尔登特铜矿、奥云陶勒盖铜矿、塔温陶勒盖煤矿等大型矿场都是苏联援建时期建设的。

事实上，苏联当时也并不缺矿产资源，可还是将蒙古开采出的矿石以高价进行消化吸收。

面对蒙古基础设施落后现状，苏联又援助了一大批工业设施与办公器材，连公交车都包了。

此外，苏联每年还无偿接收数千名的蒙古留学生、技术工人等专业人才，并负责安排工作，使得蒙古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急速暴涨。

可以说，从畜产品的生产加工到能源矿产开发，以及专业人才建设，蒙古整个生产体系几乎都被苏联“老大哥”承包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我国也参与了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

但是苏联在援助的同时，也将影响力不断渗入蒙古各个角落，长期驻蒙的士兵和技术人员数量超过15万，接近蒙古国总人口的8%。

对苏联亦步亦趋的蒙古，更是处处唯苏联马首是瞻。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剑拔弩张之际，蒙古也追随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敌对中国的态度和宣传，成为了苏方真正的军事“缓冲区”。

此时的蒙古国内也焕然一新，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建设，已由单一的畜牧业国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甚至一度超过欧洲平均水平，被戏称为“苏联的掌上明珠”。

遗憾的是，拿到苏联慷慨援助的同时，蒙古的现代产业也失去了自主权，甚至直接躺平，完全是按惯性在运营，给日后经济埋下隐患。

当时的蒙古虽然自称“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国”，是事实上的傀儡关系。可迫于美苏争霸的新国际格局，苏联不能明目张胆地将蒙古并入苏联版图，便授意其申请加入联合国。

但当时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是国民政府，因此蒙古提交申请便遭到不断阻扰。直至1961年，蒙古才得以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显然，没有苏联等国的支持，蒙古是不可能加入联合国的。

苏联还为此送给蒙古一个“大礼包”，让自己主持下的“经互会”吸纳蒙古参加。

所谓“经互会”，全称是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是由苏联牵头，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后来的古巴、北越等国家结合而成的一个贸易集团。

说白了，“经互会”就是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贸易体系，彼此共享资源和福利。

从成立初期开始，“经互会”就没有考虑过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是其欧洲之外仅有的亚洲国家，可见苏联对其重视。

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中的蒙古，也彻底“苏化”，除了西里尔字母代替了老蒙文，还大量掺杂了俄文词汇，蒙古传统长袍也都换成了苏联的制式服装，吃的也是俄式西餐，就连民族骄傲成吉思汗也一度被从历史书中抹除……

到上世纪80年代，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国，工业产值占比高达42.5%；城市人口比重也超过了50%。

5

蒙古唯一的大城市：乌兰巴托

说起蒙古的城市，人们印象中似乎只有乌兰巴托。

也难怪，乌兰巴托既是蒙古的首都，也是唯一的大城市，全国300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口住在这里。而且人口中74%是青壮年，是世界平均年龄较低的城市之一。

乌兰巴托前身为蒙古喀尔喀部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锡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政府在此设立城防，取名库伦。

清代中期后，库伦逐渐成为漠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商业、宗教中心。

严格意义来说，清朝时期的库伦也算不上大城市，既没有基础建设，也没有繁荣的商业体系，纯粹就是靠周围畜牧围场发展起来的大集镇而已。

原因很简单，游牧民族缺乏固定生存发展区域的意识，使得蒙古人很难由固定的居所衍生出一系列固定的基础设施，都是搬到哪算哪。

上世纪20年代，蒙古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并定为首都。

自此开始，乌兰巴托才有了真正的城市发展。

由于蒙古地广人稀，为了有效利用资源，苏联将几乎全部的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援建项目都放在了乌兰巴托。

随着乌兰巴托的城市化建设和多元化开发，常住人口很快突破百万，使得这座不到全国面积0.5%的城市，却拥有超过全国人口35%的居民数量。

蒙古也是将全部发展资源都集中到乌兰巴托，几乎所有蒙古的工厂企业都设立于此。

相比其他城市，乌兰巴托的产业一直较多，全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蒙古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可谓“集全国之力肥一城”。

经济相对发达，就业机会也就多了，自然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人口多，居住就成了大问题。因此，很多没有固定居所的乌兰巴托人，主要生活在郊外的蒙古包区。

蒙古包区基本属于“野生状态”，没有供电供水，也没有完善的市政道路。如果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生活极为艰难。

更糟糕的是，乌兰巴托被称为世界最冷首都之一，冬天可以达到零下40摄氏度。为了取暖，蒙古包区利用各种可燃物取暖，能烧尽烧，导致冬天的乌兰巴托烟雾缭绕，空气中的烟尘甚至可以超过国际标准的七倍。

类似情况还有蒙古第二大城市额尔登特，以及第三大城市达尔汗。不过，这两座以采矿为主的城市，人口并不多，均不到10万，污染情况没有乌兰巴托那么严重。

肯定有人觉得好奇，蒙古不是有畜牧业么，那么多人住在城市周围干嘛呢？

确实，即便蒙古成为工业国，但畜牧业还是主要的传统产业，也是加工工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原料来源。

可惜蒙古位于蒙古高原之上，冬季气候寒冷，寒潮天气多发，对畜牧业存在很大危害。

而蒙古的畜牧业发展水平有限，难以实现大规模、现代化的养殖，主要以自然放养为主，导致畜牧业受自然气候的影响较大。

既然没办法放牧，失业的牧民为了生计，只能涌入大城市寻找安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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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的蒙古步履维艰

如果说乌兰巴托作为首都，经济多少有些活力，蒙古其他城市则根本没得选。

比如第二大城市额尔登特和第三大城市达尔汗，前者因铜钼矿而兴，后者因为煤矿而生，几乎代表了所有蒙古城市的产业特点：采矿。

原因很残酷：经过苏联持续几十年的颠覆性改造后，蒙古从原先的农牧为主、矿业为辅的经济架构只剩下了采矿业。

2010年，蒙古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农牧民家庭总人数不足30万（此前一度不到10万）；而与采矿行业有关的蒙古人，却高达近百万。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蒙古牧民会因为活不下去而涌入城市。

单一且极度依赖外部的经济架构，在任何国家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蒙古肯定知道，但由于从里到外都已被苏联操控，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1991年，苏联解体后，蒙古立即陷入持续的经济危机中。

说个小故事就明白了：苏联解体时，原来的加盟国都是想尽办法撤人撤物资，只有蒙古还在继续往原来的苏联市场运送矿石和牛羊。

没办法，蒙古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苏联这一条销路。

蒙古还指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希望新成立的俄罗斯能继续照顾下自己。可随着原盟国陆续宣布“蒙古物资由苏联配额派发，债务应全部划归俄罗斯”，蒙古顿时慌了。

靠“内销”的采矿业一夜之间全部停工，原本仅个位数的失业率瞬间飙到两位数，国内经济基本陷入瘫痪，所有人都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气氛中。

那时正忙着自救的俄罗斯自然无暇顾及蒙古，蒙古经济发展逐渐被推进了死胡同，直到2010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人均实际购买力水平，相当于这20年都在原地踏步。

这意味着，之前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但是，20年时间又诞生了新的穷人……他们不仅享受不到要求极高的医疗和教育福利，还诞生出数万失业者组成的“黑矿工”。

有人可能好奇，蹉跎了20年时间，蒙古为何不想办法找寻新出路？

还是拜苏联时期所“赐”，除了在蒙古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实行苏式律法和制度，还把蒙古金融体系也改了个遍，任何苏联体系之外的企业和机构都被驱逐，禁止第三国人员入境蒙古，就连旅游都不准。

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又频频发生，蒙古人们本已过得够苦了，谁知又在2015年赶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大宗矿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对蒙古国打击十分沉重。

蒙古再度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无论是农业、畜牧业、工业还是交通运输业贸易总额较之往年都下滑了，造成无数企业倒闭，失业率高居不下。

彼时，蒙古财政部部长甚至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示：政府已经无力承担公务员和军人的薪水。

底层的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他们已经吃不起面包这样的“奢侈品”，甚至要从食物上节省下来一部分钱用来购买炉子的燃料取暖。

客观上说，蒙古后来之所以没有彻底经济崩溃，是因为邻国也是其最大的“客户”中国及时伸出了援手。

2017年，为防止其经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复了55亿美元的贷款给蒙古。

其中，仅中国就向蒙古续签了150亿元人民币（约合22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在55亿美元当中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

中国一面充当蒙古的“金主”，另一面作为“大客户”与蒙古积极展开贸易交流。

2017年，蒙古整体对外进出口总额中，仅对华贸易额就超过60%，其中出口额则占据总额的90%左右。

7

危机丛生的蒙古社会

不难看出，蒙古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从经济和地缘位置来看，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对蒙古资源原本就是可有可无；唯独愿意与周边发展睦邻关系的中国，才是其唯一的“大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遗憾的是，蒙古的政界似乎缺乏必要的远见卓识。宁愿与相距甚远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交好，即便牺牲国家利益，也要处处防范和针对中国。

不得不说，蒙古如今很多问题都是自找的。

一直以来，蒙古在政治上，不依据自身国情，一味照搬西方多党制，内部纷争和倾轧不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政府缺乏公信力。

经济上，蒙古舍近求远奉行所谓“第三邻国”政策，不与中俄交好，反与美日同谋，甚至不惜花费大量成本将资源横跨海陆运往别国，以显示自己的“个性”。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蒙古国与中国既有亲更相邻，如此优厚的条件之下，他们却不切实际地逆势而行，造成如今的经济与社会困境，也不令人意外了。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乌兰巴托的GDP为100亿美元，整个蒙古国的GDP也仅为202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还不到1466亿元。

要知道，与其同宗同源的内蒙古，2023年的GDP近2.5万亿人民币，光是鄂尔多斯就接近5900亿元。

前面提到，乌兰巴托聚集了近一半的全国人口，而且还在不断涌入新的人口。

人是越来越多，可当地收入并不高，人均收入仅有3000多元人民币，但乌兰巴托房价均价却高达8300元人民币（2024年1月数据），部分黄金地段甚至飙至2万元一平方米。

经济萎靡加上房价攀升，双重暴击下，乌兰巴托的就业机会肉眼可见的减少，也就引出另一个坊间传言的社会现象：蒙古的色情业极为严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进行过专项调查，2012年时，总人口仅为280万的蒙古国，其中女性性工作者就有近2万名，绝大部分聚集在乌兰巴托。

无论怎么发展，蒙古社会的底色还是游牧民族习惯，男性主外，女性主内。

这样的性别搭配其实也不止蒙古，很多国家都有，如果安排得好，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好事。

可问题是，蒙古多年单一且畸形的产业结构，使得男性要么在苦寒的草原上放牧，要么是在黑漆漆的矿井干活，女性更是只能在家带孩子，很多连基础教育都没有完成。

更糟糕的是，除了恶劣的工作环境，蒙古男性还十分嗜酒，“搭配”并不发达的医疗体系，男性的寿命远低于女性，更低于其他国家男性。

数据显示，蒙古国每五名女性里，就有一名寡妇，为了生存，更为了孩子，她们什么都肯做。

更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当年轻，蒙古年轻人又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熏陶，各种“非婚生子”“丢妻弃子”现象比比皆是。

而在人口众多的乌兰巴托，男性都找不到工作，女性就更为困难。

如此一来，色情业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除了色情业，蒙古还先后出现了“达亚尔蒙古”（DayarMongol）等激进组织，长期从事带有“新纳粹”色彩的排外行为。

这些蒙古组织选择拥戴纳粹，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年德国纳粹时期，那些蒙古人长相的苏联战俘很容易就遭到枪决；如今，德国极右组织分子还经常向来自蒙古的移民施袭……

究其根源，一方面，或许是蒙古从苏联解体后，人们开始“放飞自我”，在“重拾成吉思汗荣光”背景下，许多人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还是蒙古持续走高的失业率背景下，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只能将怒气撒在无辜的外国人身上。

只能说，什么土壤就会种植出什么样的果实。

时至今日，这个昔日令人胆寒的“草原帝国”，最终连一抹余晖也未能留住。